樊文稷：说起吃地梨儿
小时候，老听大人们说：“刨地梨儿那年”怎么怎么样……，大都是说当年如何艰困。可我一直没有吃过地梨儿，对于“地梨”不是长在树上，而是从土里“刨”出来的说法，一直很是困惑。问老人，老人们只是说长得像荸荠，但是比荸荠个儿小。至于“刨地梨儿那年”是哪一年，也没有人说得清。
稍大些，听爱讲古事的大人说“刨地梨儿那年”是民国二十八年。那时我们霸州老发大水，民国二十八年的水特别大，大水围困了霸州城，霸州老城东、北、南三个城门都用麻包装土堵上了。那时的县长统治范围就只是城墙之内了。城墙之外各庄村，就只能凭任盗匪横行，老百姓自生自灭了。要想和现在式的政府救援，解放军救护，那是天方夜谭，想都不用想。可巧老天爷可怜老百姓，因为全县到处是水，地梨儿也长得到处都是，人们就刨地梨儿度荒自救。运气好的，一天也能刨到七八斤。那时老百姓大都不识字，因此也大都不知道什么年号，就和这一年叫“刨地梨儿那年”。
1958年我考上霸县一中的初中，正赶上全国“大跃进”。秋天，我们都到王伍房、桑园、曹庄、张庄一带收庄稼，“战役”叫“熬战七昼夜”，要求把地里的庄稼七天内容全收完。七天七夜不睡觉，还得在野地里干活。累的走路都睡觉，大群的蚊子咬根本没感觉。
1959年“继续大跃进”，春天我们一中的学生都到煎茶铺、台山洼里种稻子。那时煎茶铺叫“稻海公社”，比现在的煎茶铺镇大三四倍。公社书记李芬原来是副县长，是我同学李双鼎的父亲，那时也没有看到他像个县官，天天也是胡子拉茬两腿泥，和指导我们种稻子的老农一样，每天在地里忙。
我们在水田里趟泥、插稻子时，偶尔能碰到地梨儿。有“下洼里”来的同学认识，最大的有小孩弹的玻璃球大小，小的也就像一两个玉米粒，黒黒的，上面长着小蒜苗般的叶。认识地梨儿的同学让我们吃一吃。我们就把地梨儿上的泥在稻田的浑水里涮涮，嘎嘣嘎嘣的嚼起来。地梨儿很硬，硬度像脆骨。地梨儿很甜，甜度甚至超过鸭梨。我觉得那时的人都比现在人乐观，一天能找到十颗八颗地梨儿嚼一嚼，也好像取得了很大胜利一样高兴。
在煎茶铺，我第一次感受到春寒料峭时那刺股冰凉的稻田水，第一次吃到那大锅熬的、大桶装的、大勺擓的头、刺、尾巴、肉混杂的“鱼粥”，第一次上了鹤立鸡群的“韩复榘小楼”，第一次听到《煎茶铺是个好地方》的歌声，第一次吃到了自己刨的地梨儿。至今还能记得吃第一颗地梨儿时的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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