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花烛夜，她莞尔一笑，说出了我终生难忘的话
本文作者：齐川红
刚还没有得意几天，就感到了可气。
像我这样调皮的学生，忍不住上课要做些小动作，抠掐一下手指头，在课本上画一只鸟一匹马，或者在课本下偷偷翻连环画，或者用小刀在萝卜上学雕刻章子什么的，悄悄对某一个死党一个鬼脸，展示一下杰作，这就需要前面有东西遮挡。
她就在我的前面，是我的青纱帐、绿屏障、盾，我缩蜷埋在她的身后，躲避着老师的目光。有时候玩倦了，抬头看着她后背，她衣裳上永不凋谢的梅花图案，特别是她两个刷子一样的小辫，杞人忧天会不会刷到我脸上。心想这真够麻烦的，每天都要梳，扎，不怕浪费时间精力，上学也不怕迟到。
实践证明，她没有迟到过一次，倒是小平头的我每次都是慌慌张张踩着上课的最后一声铃落到座位上，牛一样呼呼对着她的背部喘粗气。好像她总是蹙起眉头，厌恶地撅起嘴“嗯嗯”抗议两声。
因为受到她免费的掩护，我好男不跟女斗，不和她一般见识。但是她也渐渐让我真真的生气。我虽然顽皮，并非烂泥扶不上墙，每堂课最后五分钟听到老师“注意了，我再讲一遍”，马上聚精会神，所以功课也并没有拉下。她这时却坐不住了，不是探起身子后仰，就是摇摇头，晃晃小辫，拨浪鼓一般，不但使我看不清黑板，还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只得躲避她的遮挡而左右摇摆。
恨不得从后面给她一拳。
班上同学坐满了教室，桌与桌挨得紧，空隙很小，她总是紧紧靠着我的桌子，她要是像雕塑维纳斯一动不动还好，可是像做操一样舞动身姿就不行了，弄得我桌子一晃一动。桌子上放着墨水瓶，要是倒了弄洒就糟了，买一瓶两角三分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得我捡多少牙膏皮。
那次又快下课了，她又不再淑女，躬身趴着，臀部顶着我的桌子，墨水溅出来一滴落在了课本上。有人说你不会盖住拧紧，不好意思，我买不起钢笔，用的是蘸笔。我用蘸笔杆轻轻对着她的后背以示隔离提醒，也只是挨住了她的衣服。
就在要下课的当儿，“报告老师，冯国展用笔扎我。”她晴天霹雳大声叫着。“唰”一下全班同学闪电一般都刺向我。“你说，你为啥要扎人家女同学？”老师黑着脸走下讲台，一步跨到我面前，指头捣着我。众目睽睽之下，我脸紫得应该像猪肝。“站到外边去。”老师严厉道。我恨得咬牙切齿，心里骂道：“你这个二八五。”咒她一辈子嫁不出去。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罢课闹革命，我走入了社会，紧接着命运发生了许多变化，由于父亲是右派，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我跟着贫下中农一同劳动。
几年后有一天，一个知青说大队合作社新来了一个营业员，俊得很，比银环还俊。大家赤巴着脚，衣裳甩到肩上起哄着去买东西，我也尾随着。里面有两个营业员，一个妇女，一个姑娘。我一愣这不是她吗？几年不见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那个妇女无动于衷，她却笑脸相迎：
“社员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你们需要什么？”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要一盒烟。”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要火柴。”
轮到我了，我没带一分钱，也没打算买啥，憋着腮帮：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不买看看就不行？”
她一下认出来了我，横眉冷对：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烟雾又重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好好劳动，不要偷懒。”
我气哼哼羞愧拂袖而去。 可是真的需要买东西时，她见了我依旧没有好脸色，冷若冰霜。
我抗议说：“对待革命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她回道：“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冷酷。”
我是敌人吗？难道因为父亲是右派？
这天我们正在水田里插秧，一个知青跑来说：“我去买肥皂，听到有一个媒婆在那要给银环说媒，说下班后在村子西的河边竹林见面。”大家不约而同“吆”了一声。
我像什么被掏空了似的，心神不宁，好容易等到收工，洗都没洗，神使鬼差跑到竹林，果然发现她在那儿东张西望，夕阳的余晖照到她白皙俊俏的脸上，像抹了一层胭脂。
她看到我跑来，吃惊地问：“冯国璋，你来干啥？”她曾说我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后代，一家子，干脆喊我冯国璋。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嗫嚅不语。
她忽然红了脸：“怎么是你？”
我懵懂不解。
她跺着脚：“要知道是你，我不来了。”说罢扭头就要走。
我似乎明白了，弄假成真拦住她：“要知道是你，我也不来。”
她扬起脸，深潭般的眼睛瞪着我，像要吞没我，气呼呼的，丰润的红唇一动一动，鼓起的胸脯一起一伏：
“你这个军阀的后代，我哪点配不上你？我会配不上你？”
我逼近一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心一横，脱口道：“配上就嫁给我。”
她自知失言，听了我的话，恼羞成怒：“呸，你，以前脸厚，现在更厚。”
我急忙望望四周，小声催促道：“咱赶紧走吧，让人看见影响不好。”
听说第二天媒婆气冲冲去指责她说话不算话，说好去见面，却没去。埋怨她一通，又说她心窟眼稠，人品不好。她有口难辩 ，委屈极了，眼泪啪嗒啪嗒直滚。
后来就嫁给了我，新婚那天还绷着脸，撅抿着嘴。
洞房花烛，我问：“恁委屈。”她忍不住莞尔一笑：“才不呢，还不兴装一下？”又长叹一声：“就是遗憾不知道那个长得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