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用的好，才是一名合格的中医   杨承岐

大黄用的好，才是一名合格的中医

中国历朝历代，感染疫病（各种流行性传染病）是中国人平均死亡年龄较低的重要原因，尤其在战争频仍的年代，动辄死亡人口以数十万计，正如曹植在《说疫气》中所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到了元末明初，吴又可因治疗瘟疫略有心得，著有《温疫论》一书，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每治疗千人中能完全康复如常的，不过三四人而已，并且自言，很多方法也不是真的就值得效法。电影《大明劫》真实反映了这一无奈。

瘟疫确实厉害，但吴又可确实也能拿出治得好的案例。

一个叫朱海畴的中年男子患了瘟疫，泻下不止，烦热，四肢无力都举不起来，只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张着嘴巴，舌苔上芒刺很明显，问病患哪里最不舒服又不能作答。问家属，说服的是承气汤，每剂用大黄不到一两，没什么效果，也没其他办法，只能等死。

吴又可诊了脉，还有生气，不至于当死。而且继续泻下的症候也都在，说明药浅病深，用的药量还不够。于是把大黄加到一两五钱，服完后，患者眼睛能张开动一动了，继续服药一直到舌上见不着芒刺、舌苔也下去之后，患者居然能说话了，精神也清爽了。于是换药，但两天后芒刺和烦热又起来了，不得已继续用承气养荣汤，热退后换成大承气，一直到能下地走动。前后半个月共服大黄十二两。

这个患者很幸运，身体比较强健，脉象也说明抵抗力比较好，病情也没有发展到神昏谵语的地步，所以能抢救回来。但也要看到，是吴又可恰当使用了大黄，才能拯救人性命于危难之间。

吴又可称赞大黄为“起死神丹”，不是没有依据的。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元朝的蒙古太傅伯颜平定南宋后，在班师过淮水时，因俘掠的百姓、降卒和北方的士兵都患上了瘟疫，于是在当地搜取大黄数十车，满载而去。以大黄治疗病患，“全活甚众”。耶律楚材也曾经用大黄治疗过流行的瘟疫，称赞大黄是治疗瘟疫的绝佳之药。所以，张景岳把它和人参、附子、熟地并称“中药四维”，是中医的四大派别的代表药，也是救命的四种最重要的药，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进入主题，我们今天看一看大黄治病的真实案例。

大黄救治罗炳辉

新四军名将罗炳辉将军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的主人公罗霄将军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1942年夏，罗将军患了温热病，高烧不退，时时说胡话。当时西药奇缺，致使病势危笃。后来慕名求治于安徽名医戴星甫。

戴星甫(1896-1948)幼承庭训，刻苦学医，夜间苦读不辍，视力受损而成高度近视，人暗称“戴三瞎子”(兄弟中行三)，戴氏识证准确，投药果敢。一诊即诊断罗将军是“阳明腑实证”，直接投以大承气汤釜底抽薪而泻热，生大黄用至2两，一般人用到10克就可以了。不料药店惧怕药量太重，吃出人命来，私自改配熟大黄且减少用量。罗将军服后未效，戴氏甚感奇怪，亲自检视药材，发现大黄剂量不够，而且是熟大黄，药力不足，立命另取生大黄2两重煎再服，果然1剂便通而热退，转危为安。此非胆识过人者不能为也。

郭沫若泻肚子

1908年秋，17岁的郭沫若正在四川嘉定城读初中，当时他生了一场大病，总感到非常疲倦，头痛，拉肚子，咳嗽，时常流鼻血，没有食欲。郭沫若的父亲在乡下是一个“土郎中”，开了一剂温和的药给他吃，毫不见效。

家人只好找当地唯一的儒医宋相臣来诊治。宋说郭沫若泻肚子是阴证，发烧流鼻血等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他给郭沫若开了一剂药，有分量很重的附片、干姜，一剂药下去，所有的黏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黑的，头脑发昏，只想睡觉。宋和郭父都束手无策了。

一位堂叔推荐了一位附近的赵姓医生，这位赵医生没有什么名望，看了郭沫若的病状之后，主张和宋相臣恰恰相反，说郭沫若的病是阳证，要用凉药，并开了一剂药重用芒硝、大黄，宋相臣不消说是反对的，郭沫若父亲也不赞同。赵医生却坚持要用他的药方，否则就要走人。他说药方虽然是泻药，但吃下后泻的次数会一天天减少。众人相持不下，朦胧中的郭沫若却在冥冥之中说了句：“我要吃姓赵的药！”

郭沫若的母亲做主，决定把赵医生的药吃下去。出乎意料，郭沫若吃了泻药，病情并不见加重，泻的次数反而逐渐减少下来，意识也渐渐恢复过来，终于把郭沫若救了过来。

大黄论治两皇帝

大同十一年（545）梁武帝因病发热，寝食不安。朝中群医竞相献方，武帝听从御医诊断，欲服大黄泻热。御医姚僧垣诊脉辨证后，力主不可：“至尊年已八十，脏腑皆虚。虽有积热，不可轻用峻快之药，恐怕伤及正气。”武帝自恃知医，不以为然。姚僧垣又说：“依臣之见，至尊之疾，只宜缓图，万万不可轻投峻下之剂。”武帝不悦，诏令退下。

当天夜里，姚僧垣被急招入宫救驾。原来，武帝服用大黄后，热势不退，反致昏暓，心悸气短，卧床不起。姚僧垣急以温和之法，平补之药，收敛苦寒所伤之阳气，恢复脾胃正气。连进数剂，梁武帝方才恢复健康，不得不钦佩姚僧垣的医术。

梁元帝即位后，授给姚僧垣咨议参军之职。一次，元帝腹中痞满，胀痛不舒，不思饮食，召诸医讨论治疗方法。群医皆以武帝服大黄而致病重为戒，力主不可轻言泻下，宜平缓之药渐渐宣通。姚僧垣力排众医之说：“脉象洪大而实，应指有力，加之膳食不进，胃脘痞满，此是腹中宿食不化所致。非用大黄荡涤攻下、推陈致新不可。”梁元帝听从姚僧垣的话，服药后果然大下宿食，痞满腹胀之疾顿时消失。

杨承岐：大黄可健脾止泻、醒脾开胃

大黄苦寒，有泄热通肠、凉血解毒、逐瘀通经之功。因其性峻烈，泄热神效，故有将军之称。历代不少医家都认为大黄苦寒而有脾胃虚寒者禁用之戒。

大黄果真苦寒败胃，只能泄热通便吗？

并不尽然。笔者从医几十年来，在用常法治疗脾不健运、食欲不振、呕吐泄泻诸症无效时，常将大黄配入于方剂之中，使之荡涤残存之宿食，开胃以助消化，推陈出新，燥湿健脾，每每获得良效。故认为大黄刚中有柔，能泻能和，既有泄热通便、逐瘀通经之效；又有醒脾开胃、消积化食、燥湿止泻之性。

药物的功效与其性味有一定的关系。大黄苦寒，味苦能够祛火，性寒可以清热，所以它具有泄热通肠之效。但苦又可燥湿，燥湿又可以健脾。健脾之品多具有苦味。以味测性，大黄应具有燥湿健脾之效。泻下并非独为寒邪作祟，湿热下注，食积不化，皆可致泻。用大黄治疗湿热泄泻，苦可燥湿，寒可清热，药证相符，其理昭然。

若寒湿下注，在温中祛湿的方剂中配入少量大黄，取其味苦燥湿之性，量微且有大量温热药监制其寒性，取其利而制其弊，疗效倍增；至于食积作泻，配入少量大黄，荡涤宿积，推陈致新，泄泻自止。

药物的功效并不完全取决于药物的性味，还要看药物作用于某一脏腑经络后所起的作用。若某一药物作用于某一脏腑经络后，推动助长其生理功能，我们就认为该药所起的是补益作用；如果它阻遏削减了其亢奋之性，我们就认为该药物所起的是泻下作用。胃为六腑之一，六腑以通为用，胃肠以降为顺。在健脾开胃的方剂中配入少量大黄正是取其泻下通肠之效，增强肠胃的消导之功，推动脾胃的运化之力，荡涤肠胃残存之宿食。推陈纳新，促进食欲。从而起到健脾开胃、醒脾消食之效。

中医用药之难，关键在于配伍与剂量。药物配伍在不同的方剂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效用。众所周知，大黄既能在泄热通肠的三承气汤中应用；也能在温脾泻下的温脾汤中应用。二者同取了它的泻下之效。所不同的是承气汤性用同取而温脾汤舍性取用。那么大黄为什么就不能配伍在醒脾开胃的方剂中取其消食化积之用、配伍在健脾燥湿的方剂中取其燥湿止泻之效呢？

在煎煮法度方面，大黄用于泄热通便多为后下；用于活血通经多用酒浸或酒洗。久煎会消耗其具有泻下作用的蒽醌及挥发油，而对其苦味却消耗其微。我们在健脾开胃、燥湿止泻的方剂中应用应该是取其味苦燥湿之用而舍弃其寒凉泻下之性。故在临床应用时应与其他药物同时煎煮为宜，但在苦寒泻下的方剂应用还是以后下为好。

大黄作为药物问世以来，即被冠以泻火攻下、苦寒败胃之说。古理难违，人云亦云，沿袭千古已成定论。但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分析总结，大黄确实具有健脾开胃、消积化食、燥湿止泻之性。今笔者冒昧提出这个说法，绝非为标新立异，而是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结合理论分析，为大黄的功效作了一番肤浅而全面的客观总结，意欲公正而全面地揭示其临床功效，弃之用之，任凭同道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