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红楼梦》的两个关键点

中国四大名著，只有《红楼梦》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红学”。“红学”的定义和内涵存在很大争议，甚至存在多个派别。上世纪80年代，有一场影响较大的“何为红学”的争论。针对余英时批判“考证派红学”实际上是“曹学”的观点，周汝昌提出，只有“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这四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复旦应必诚教授对此提出批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北大赵齐平教授也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三种观点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笔者赞同应必诚的观点，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最重要的。《丁小平的学术思想及其启示》这篇文章提到 ：“丁小平先生强调指出，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摆正大方向，否则，必将误入歧途。不澄清《红楼梦》的主旨思想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争论，《红楼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对此，丁小平先生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指出《红楼梦》确系政治历史小说。第二，八十回本《红楼梦》是完整作品，绝非残本。

第一，从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而言，认识到《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曹雪芹力争用一种看似客观的全知视角来叙述贾府的人物故事，但他有时也用“文学走私”（丁小平语）的笔法在书中对当时的社会黑暗面进行评判。如元春回家省亲时，热热闹闹的场面过后，元春说了一句话：“当初就不应该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乌进孝在进贡时说了一句：“现管着府里八处庄地。”由此可以认识当时剥削人压迫人的土地制度。此外，红楼梦里男性的堕落和荒淫无度、女性和底层人受到的压迫、科举制的反动等等，都是在作者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揭露出来的，比如秦可卿殡礼上的长串清单、贾宝玉和秦钟的故事、贾宝玉对仕途经济的厌恶等等。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些事，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反动性。我们还可以注意差不多同时期的一部小说《儒林外史》，小说的作者吴敬梓在小说里描绘了知识分子百态，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不仅官场腐败，知识分子和底层百姓都遭受着科举制和等级制度的残害，几乎所有人都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们完全感受不到一个人应有的情感与生命力。读过《儒林外史》，便知何以会有《红楼梦》，便知曹雪芹揭露封建文化残害人性与人情的深刻性，便知书中所写“情”之一字的重要。虽然那时还没有揭示社会更替原理的理论，但是像曹雪芹和吴敬梓这样的艺术家，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封建制度的穷途末路。表面上他们不得不费一些笔墨为当时的统治者唱赞歌，但是他们所揭露的东西正命中了其时代的要害。正像探春说的：“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一个看似繁荣富强的封建王朝，已经从自己的根子里开始烂了，它是必然会倒塌的。这样看来，说《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是最贴切不过的，也是无可争议和辩驳的。

第二，时至今日，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为曹雪芹没有写完《红楼梦》后四十回而扼腕叹息。这种想法背后的心态究竟是什么，看客心态？过瘾心态？很难直接说清楚。但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了《红楼梦》，理解了曹雪芹，就知道“八十回《红楼梦》是完整本”这一点是完全说得通的。首先，曹雪芹自述写《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如果曹雪芹本人真想写一个一百二十回足本的红楼梦，从时间和精力上来说都是来得及的。而曹雪芹没有把后面的故事写下去，实在是曹雪芹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对女儿们的悲惨结局有大不忍之心也。其次，《红楼梦》采用判词结构，早已经明确交待了主要人物的结局，连带其他人和整个贾府的结局都可依此而知。其实，理解以上这两点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那么曹雪芹在前八十回已经完全达到了控诉和揭露封建制度之反动性的目的。同样，作者也清楚表现出了他对“情”以及对生命的重视、珍视，对美好人生与社会的向往。我们从书中可以感受对假恶丑的厌恶和对真善美的向往，将其化为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的动力，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