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 幸福到底值多少钱？ / 开普饭

周家宏摄

一个人生活得幸福与否，全在于其个人之感受与别人对其的评价，据此，“幸福”应该属于心理学与伦理学范畴之事，似乎无法对其量化的，然而有些时候，它也会出现在司法实践中，令法官们感到头疼。

曾任英国上诉法院院长和担任了38年高等法院法官的丹宁勋爵在其所著《法律的未来》之第四篇《人身伤害》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贝纳姆诉甘布林案》：

贝纳姆驾车试图超车时，撞翻了甘布林驾驶的汽车，造成其两岁半的孩子受重伤而死亡。孩子的父亲代表孩子提起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上议院认为孩子可以提起起诉，因为孩子的生命被缩短了，已经丧失了“生命的希望”。

但是怎样来确定这种“生命的希望”的价值呢？上议院应用“失去了幸福的希望”作为尺度去衡量其价值。但如何折算成金钱呢？你怎么能想到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还是悲惨呢？毫无疑问，就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的幸福和痛苦是一样多，所以二者抵消了。

不得不说，无意间，贝宁勋爵在此就涉及到了一个哲学或伦理学的问题：

据上议院的意思，这名在车祸中丧生的两岁半孩子，可以提出起诉，因为其生命被缩短了，令其丧失了“生命的希望”，而“生命的希望”便是获取幸福的希望。

但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将这种“失去了的幸福的希望”折算成金钱？其二，又如何去判断这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必定会是幸福的，而不是悲惨的呢？如若他今后的生活是悲惨的，也就不存在“丧失幸福的希望”了，赔偿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贝宁勋爵的眼中，“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的幸福和痛苦是一样多，所以二者抵消了”。这是他对生活本质的认识。

为此，大法官特别组织了一次由他自己以及五位上议院高等法官参加的审理。他说：

“这样一个问题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论文方式加以讨论，似乎比由法官审判更为合适……

抛开专门事项不谈，赔偿金根本不可能给予受伤害者，因为受伤害者已经死去。事实自然是人们用金钱来弥补死者丧失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享受，但陪审团或法官的这种做法是企图把无法比较的标准等同起来。”

最终判给200英镑赔偿金了事。

既然大法官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那我们就来看看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是如何论述幸福的。

在第十卷《幸福》中，他这样写道，“我们把幸福看作人的目的”。这点我想大家都同意的。

问题是，什么是“幸福”呢？

而“幸福就应当算作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因为，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因那些除自身之外别无他求的实现活动是值得欲求的活动。合德性的实践似乎就具有这种性质”。

那么怎样做到“合德性的生活”呢？“合德性的生活在于严肃的工作，而不在于消遣”。而“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也就是沉思”“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

作者由此进一步推导，“如果人可以获得的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福祉的人的其他特性都可在沉思之中找到，人的完善的幸福——就人可以享得一生而言，因为幸福之中不存在不完善的东西——就在于这种活动”。

最终，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

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不是因偶性，而是因沉思本身的性质。因为，沉思本身就是荣耀的。所以，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

当然，“人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东西……我们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得到食物和其他的照料。但尽管幸福也需要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应当认为幸福需要很多或大量的东西。因为，自足与实践不存在于最为丰富的外在善和过度之中。做高尚【高贵】的事无需一定要成为大地或海洋的主宰。只要有中等的财产就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人人都看得到，普通人做公道的事并不比那些有权势的人少，甚至还更多）。有中等的财产就足够了”。

至于什么样的人会是最幸福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的人是神所最爱的。而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最幸福的。这便表明了，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

参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幸福与沉思同在。而要做到沉思，需有健康的身体，与中等的资产。我相信，拥有健康的身体与中等资产者大有人在，可要想拥有中等资产，不劳顿又如何可能呢？那样的话，闲暇也就没了。

没了闲暇，谈何沉思呢？不能沉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幸福也便无从谈起了。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处境。看来，把幸福当作人生目的的人，要想获得幸福，谈何容易啊!

二零二一年七月廿二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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