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原本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依傍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对此，创立中国哲学学科、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先驱们都有明确意识。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此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直到21世纪初还在争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实际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不会通中西，是没有出路的。郭齐勇先生指出，“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但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哲学来裁剪中国哲学，也不意味着失去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郭齐勇先生一方面特别重视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研究和揭示。两者之间看似有距离，实则深度一致。因为对话和会通必须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如果没有自身的特殊性，就不能成为平等对话的一方。

他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思考，特别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概括上，而且注重这种概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例如，他从西方政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儒家，注重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典诠释方法学的展开。这是一种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僵化的理解。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多一个角度的概括，就能使中西哲学之间多一层交流和会通，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甚至揭示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