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与实然之辩

作者：崔希福

原载：《学术交流》 2002年03期

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法德的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说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两种模式。两股潮流源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十七八世纪，英美传统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法德传统却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前者主要出自以洛克、休谟、亚当·斯密、柏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由于美国革命乃沿袭英国革命的道路前进，且有着与英国大体一致的风格，故将两者合称为英美传统)，这种传统讲究“一寸一寸的前进”、“螺旋式上升”、追求功利、效果、实用、沉着事功;后者出自以笛卡儿、卢梭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传统(由于德国的文明传统和发展模式与之一脉相承，故将两者并称为法德传统)。这种传统重终极目标，喜社会重建，主张不断革命。它崇尚英雄，鄙视“议会清谈”，重视领袖的作用和思想体系的指导，讨厌庸人气息十足的功利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哈耶克把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称之为“进化理性”，把法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称之为“建构理性”。下面着重对两种传统做一些学理上的分析和比较。

一、两种传统的认识论根源

（一）对待“应然”与“实然”的不同趋向两种不同的传统，是基于彼此对“实然”和“应然”(事实和价值)的不同趋向而诱发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看待和处理“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时，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对经验主义来说实然与应然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从实然是无法导出应然的;但对理性主义者来讲，实然和应然的区别无关紧要，甚至用一种辩证的(扬弃)和均衡方法把两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结果，使其政治哲学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以至于会以价值取代事实，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造成价值的越位。这在社会秩序的安排上，表现为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用道德的激情代替理性的审慎，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悲剧就在于此，追求道德理想国的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伴用暴力维护、实施这种理想，却也因反动者同样的暴力，成为这一理想的牺牲品。过于盲信这种理性的正确性，甚至把它强行移植到现实社会中，多半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二）对待理性的不同态度

(1)理性主义的态度。理性主义传统有悠久的历史，自柏拉图以来，整个西方哲学笼罩在唯理主义的强大传统中。这种传统相信超越于常人之上的智慧可以指导未来社会的发展，可以安排人类未来的命运，它“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均等地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取得的成就都直接地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结果”。而且它还因此“对那些还没有经过理性有意识设计或没有为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非常轻蔑”。比较法、德理性主义可以看出，它们之间虽有一定的差异，却更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缺少英美个人主义那种对理性的谨慎态度。因此都曾从夸大理性或感情、意志，最终转化为极权专制，从而彻底否定了个人权利。因此，理性主义者在将人类理性推为至尊之后，就开始在冥想的王国里渴望和设计一个理想世界，这种现象有着古老的传统，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蓝图开始，人类便开始创造理想神话。

从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到了卢梭时代，自然状态学说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坐标，它不仅被用来评价现实世界，也被用来为现实世界建立价值。它的首创者柏拉图曾为实现理想国所做的努力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仍坚持其理念。他对这种理想神话的执著精神，也感染了其后世人，从笛卡儿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精神。在《方法论》一书中，笛卡儿提到了这种理性的神话，他指出“那些从半开化的状态经过缓慢过程发展成为文明社会的国家，它们的法律仅仅是因为经历了某种犯罪和战争的创伤之后才被成功地制定和实施，这一过程所形成的制度和那些从一开始就作为社会性联盟的，共同遵守某个智慧立法者的命令的国家相比，更显得很不完善”。为使人理解这一观点，他补充说：“斯巴达过去的杰出成就并不是因为它的每一种法律特点伟大，，而是因为最初由单一个体所创造出来的环境，他们全部都倾向于单一目标”。这样个人理性设计的目标便成了人类应该遵从的价值。与笛卡儿相比，卢梭走得更远，他干脆把隶属于彼岸世界的理想天国搬迁到尘世，用价值判断直接取代了事实判断，把应然与实然相等同，于是理想的道德王国的莅临，成为人们实际行为的目标。这种价值越位的后果，我们可以从依照卢梭理论实践的法国大革命中窥见一斑。然而，理想主义并未到此为止，他们干脆建立了事实价值、真与善相一致的理论。在黑格尔那里，“既然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而寄寓于神性的人性，又表现于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之中。那么，人认识真理，就是认识至善，真与善是一元论的，至善的即至真的，至真的也必须是至善的”。于是善即真、真即善的命题便即将完成了。

(2)经验主义的态度。与理性主义相反，经验主义者对待理性非常审慎，甚至有些贬抑人类理性的倾向：“一般来说，理性在人类事物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人类事物中只是部分地受理性支配，理性的作用绝没有人们通常想像的那么大。尽管如此，人类业已取得了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巨大成就。人类事物中的绝大部分秩序(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诸多规章制度)也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在没有指导原则和计划的情况下，并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对理性持怀疑态度，要求审慎地对待理性是英国传统的一大特色，这种传统认为，人并不具备高度理性和智慧，而是十分缺乏理性、又易犯错误的动物。个人的错误只能在社会过程中得到修正，这一过程的目标在于最有效地利用非常不完备的材料。于是，这种源自培根开辟的实验科学的精神，开始在英国中注入了一种新奇的东西，并从中繁衍出不同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另一种文明形式——经验主义传统。这种由培根开创的实验科学精神注重试验，热衷于从经验中学习，轻视严格的逻辑一致性和漫长的论证过程。这使得英国人对任何未被经验证明的事物，都习惯于用一种冷淡的，漠然的态度对待，决不像有些民族那样轻易地热烈拥抱一种新理论或扑向一种新事物。不过，这是一种缺乏激情和感染力的态度。

经验主义，基于对理性的这种谨慎态度，在对待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的问题时，更倾向于把两者分得清清楚楚，甚至划归为两个世界的东西，认定从实然推不出应然来。休谟就因此强调“是”与“应该”不能混同，否则“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并使我们看到，恶与德的区别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的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由此出发，经验主义把世界分为事实的世界与价值的世界，认为两者是不相关的。这就是使真与善的东西在它这里丝毫无理性主义传统的那种统一性，只是按照各自的位置摆放在那里，并且主张一切事物依其自然的程序而发展，人类只能经验地去把握它们，相信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除了经验之外，人类并不知道其他更多的东西。故此，培根主张归纳法、实验科学，洛克声称知识来自于经验，休谟则认为因果规律只不过是人们心理的习惯性的联想而已，，凡此种种。哈耶克也强调对理性的谨慎态度是十八九世纪英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孟德维尔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特征在社会领域的扩展。孟德维尔在1728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说，人们常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成就(如劳动分工)看成是人类才智的产儿，而实际上这应归功于在时间延续中许多人的经验积累。这种认定社会生活中个人理性有限、人类理性不完善的信念，是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基调。

二、两种传统的差异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韦伯的社会学范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加以说明两种传统的区别。从两种传统的意涵来看，英美传统注重于工具理性，而法德传统着眼于价值理性。英美的工具理性以能否计算和预测行为后果来作为判定行为的依据，它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则在所不论。这就是它无吸引力、感召力的原因。反观法德的价值理性，它则坚持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实现这种价值目标。对它来说，行动本身是否符合价值，恰恰是当下所需全力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至于行动可能会引出什么后果，则无须顾及。所以，关注合乎人们心愿、意向、信念、欲求的绝对价值，使其具有令人迷醉和神往的魔力。但是，韦伯也指出，由于工具理性，其行动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势必会漠视人的情感、精神价值的实质，把功利目标视为惟一目的，容易导致行为方式的“常规化”，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相比之下，价值理性则从其遵奉的绝对价值角度批判工具理性的功利行为，关注意义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工具理性的偏颇之处，发挥它的批判功能。如此看来，两者可谓各有短长，一是重目的运行的实际操作程序，一是重价值的合理性。从这个层面上看，如果说，法德理性主义者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那么英美经验主义的求实精神则缺乏足够的思想支配力。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法德理性主义是一种精神趋向、精神现象、精神模式或精神机制。相反，英美经验主义则是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两者的简称。假如说经验主义是以审慎的“等等看”的格言来表达自己，实用主义则把它化为冒险喜动的“试着瞧”的格式。

总之，两者最根本的差别是：法德理性主义的标准是追求一致性，而非适用性。它关注的是建立秩序井然的逻辑关系，不问这些关系是否反映了有关现实世界的知识;与此相反，英美经验主义更注重试验，热衷于从经验中学习，而非不加试验地一往直前，更很少留心严格的一致性和漫长的证明步骤。由于上述差别，在政治秩序安排上，两种传统带来了两种不同的民主形式。比较而言，英美经验主义更倾向于现实的功利主义，而法德理性主义较易于脱离实际或远离于此，更着重于理想的实现。从历史上看，前者是英美式民主，后者可以认为是法国式民主。下面我们就讨论以下两者的区别。

首先，从革命发生的模式来看，法国式的民主是诞生于一次革命的决裂，英美式民主则是一个渐进的，有着很大连续性的历史发展过程。英国的两次革命在政治上并未主张一切从头开始，只是恢复了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就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宪法。而美国革命实际上仅是一场独立运动，其1776年的宪法实质上是为要求有权沿袭英国的自由道路。反观法国革命，则完全是执意同过去决裂并否定过去。由此产生的民主不但是因为“人民的统治”被视为镇压罪恶势力最完美的救治手段，而且是对被当做不言自明的真理的一般抽象原则的服从，这样的民主只能靠“人民专政”的暴力来维持，因此，托克维尔指出，在英国，议论政治的人和从政的人过着同样的生活：在法国，政治世界截然分裂成两块互不交往的领地，在一个领地(政客的领地)里是统治，在另一个领地(作家们的领地)里表述着抽象的原则。如此以来，一个想像的社会逐渐成型了，它的一切事物似乎都简单明了，协调一致，公正而理性。这也是法国革命史上独具特色的一幕。

其次，两种民主都以人民主权作为起点，但对“人民”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英国宪法不承认“人民”之类的实体具有宪法上的地位;而美国人也很少提“什么是民主”的问题，只是更多地关注“民主如何运作”，美国人甚至更多地强调民主的工具性而非人民主权的概念。可见，经验主义的特点倾向于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方法，而理性主义民主主张国家权利来自人民，它注意的是人民主权这一演绎的前提。卢梭的普遍意志说，浪漫主义的人民精神，都是此意。另外，英语中的“peole”(人民)是个复数词，指谓具体的人，而它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中是单数名词，意指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从理性格式塔中抽象思辨出的整体。这便使理性主义民主形式从建立之初就难以自拔地依靠人民的概念，却忽视民主的具体运作形式。

再次，两种民主的终点归宿不同，即操作民主的主体不同。英语国家的人习惯上说“政府”，但法德人总是言“国家”，这又是抽象程度上的不同。理性主义者关心的是国家而非政府，更不关心各种类型的各基层政府。这也是因政府变动不定，国家稳如泰山之故。因此，这种理性主义者的头脑里只有一个非人化的、与个人无关的法律形态，而英美经验主义则从政府的概念后面看到的是具体的人，这使其更加注重民主的实际运作方式。

总之，比较而言，在两种理性传统的民主模式中，法德式民主是演绎的，严格地按照从前提到结论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尽可能严密地做到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这在民主问题上容易导致把民主理想化、神圣化的行动，从理想的角度去建构它，而不是从实际的操作中去关注它、推行它。反观英美民主，则是通过现实的反馈形式实现的，它倾心于客观功效，轻主观逻辑，重实际运作，轻理性建构。

三、几点反思

（一）应然与实然、事实与价值不容混同。对于应然与实然、事实与价值的不同态度，导致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在许多问题上的分野和处理方法上的不同，其结果也大相径庭。尤其是在社会政治秩序的安排上，更是如此。理性主义由于混同事实与价值，甚至以价值取代事实，用应然代替实然，结果导致了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以主观理性建构取代客观实际的做法，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推行的卢梭理论实践便是一例。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把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分开，以免以价值取代事实，以应然取代实然，造成价值的越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事实与价值又有互补性和相互依赖的关系。首先，价值虽然不能从事实中导出，但它必须基于事实或其客观结果;其次，价值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又可以通过调节人类的过于功利性的行动，而发挥导向、批判和规范作用。因此，实然与应然要区分开来，不能用应然取代实然，以免使价值越位为事实;同时，也应看到，应然建基于实然之上(注意：不是从实然导出)，不能完全离开实然谈应然，两者有区别，但也有关，正确对待两者，才能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这里可以用中世纪前夜天主教的箴言来表达我们的这段意思：“把凯撒的归凯撒，把上帝的归上帝”。

（二）理想不能取代现实。理想属于价值理性，价值理性虽然较之于算计的工具理性，更能体现人的崇高，对于社会进步而言也更富革命性，但是，以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理想和信仰取代现实，往往会使人的崇高之举陷入空想、盲动，成为悲剧。而在社会的常规状态下，则会打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并造成人的激进心态。也正是在这里，理性主义者走过了头，把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用理想(价值)取代事实(现实)，只要求按照理想行事，只要是合目的的，合信仰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至于行为的后果则无关紧要，也无须为此承担责任，理想的目标就是一切。过去，我们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搞“共产主义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另一方面又大搞阶级斗争，致使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人人不得安宁，这与以理想取代现实有着直接的关系。鉴于这个惨痛的教训，在“文革”结束后，我们不得不改弦更张，毅然实行改革开放，把现实(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理想来自我们对现实的不满。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对现实的反映，属于应然的世界。这样，就可将它界定为对可取的或想要的状态的描绘，这种描绘同存在的状态绝不相符，是超于现实的。由其成因可以断定，理想“抵抗或攻击现实，或者说，它是与历史变迁为伴，一向表现为历史中永不默许的抗拒因素。”所以，理想注定只能作为应然的东西而存在，不能作为实然的东西去实施。因此，理想的作用就在于它是一种价值目标，对社会进行构想或批判，但并不加入社会的现实运行;它对人类有影响却并不强制或支配(指用暴力或外部强制力量，而非指意志自律或理性自决)其行动，它是彼岸的东西，故只作判断、批评或发表宣言，但并不采取有形的行动。这才是理想的真正意义或功用。

有鉴于此，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政治与理想应该成为彼此分离、各自独立的两大合法系统。两者各自发挥其功能，各自承认自身有局限，并允许相互监督，彼此不可以越界，批判者不能以为自己的蓝图可以立即实行，实践者不能认定自己的政策是最佳选择。两者需要保持一段距离和互动关系，任何一方不要企图兼并或吃掉对方，合一便是灾难。理想、至善，作为人类的精神追求，其本身是无罪的，灾难和罪过在于用它们来指导一切社会实践，这才是一切祸患的根源。

（三）重视理性有限的观念，从而建构市场经济新秩序。理性有限的观念不仅属于英美经验主义，应当把它视为现代人类睿智的表现。赫伯特·西蒙通过对决策过程的分析证明了理性有限的原则，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我们可以说，理性有限的思想是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的观念基础之一。现代社会生产为什么只能搞市场经济而计划经济行不通?这主要是因为：(1)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且各不相同;(2)人的理性有限，信息不完全，所以只好借助市场配置资源。

（四）要尊重民族文化传统。英美经验主义尊重传统、注意秩序、主张社会渐进的观念值得我们重视。以我看，目前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即“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实质上是“现代化与传统”的问题。如同全球化不能取代民族化，现代化也不能否定传统。自本世纪初，我国由于受法德理性主义的影响，酿成了一股“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的社会情绪。此种情绪只会导致对社会的不满和反社会、反文明的痞子化倾向，对社会新秩序的建设却毫无帮助。

人们总是把现代化过程的挫折归结为文化传统，把传统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动辄要彻底“决裂”、打碎“重建”，幻想天翻地覆后会有一个新世界。现在反省历史，也许这种情绪、行为方式正是中国现代化历史坎坷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