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史锡祯同志就被阎锡山反动政府杀害了。这些年来，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虽然现在都远离外地，但是，每当聚会一起或互相通信的时候，总是以惋惜的心情，说到他生前在“地下”的活动，赞赏他很少人知道的贡献。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又是素来不被人注意的农村小学的校役，然而为什么阎锡山反动政权要夺去他年轻的生命？为什么许多老同志在他离开人间已久的今天，仍然对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到日阎伪统治时期，他在白色恐怖下为党为人民作出的默默无闻的贡献。贫农出身的史锡祯，是山西省孝义县东盘粮村人。他个子不高，方方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从少年起, 就在本村小学当校役，揽种着十多亩庙地。
1938年，日军侵占汾（阳）平（遥）介（休）孝（义）以后，地处平川，四周扎下据点的东盘粮村一带，成了敌人的“治安区”，同时也成了日伪阎和我方维持与反维持，占领与反占领，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地带。日伪军、汉奸、便衣特务不断来抢粮、要钱和搜捕牺盟会、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敌后的抗日救亡工作是很艰难的。可是，史锡祯同志在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感召和地下党、牺盟会工作人员的教育下，出于对日军侵略暴行的民族义愤，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他当校役的便利身份，积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各种活动。那时，孝义一区的工作人员王钟灵、任务、要平和外地来的一些干部，穿着便衣常来东盘粮工作。他们的活动方式是“敌来我转移，敌走我迂回”。史锡祯为了保护这些同志的安全，经常陪伴着在野外或高梁地露宿。情况好转时，就把他们送到可靠的农民家去住。1940至194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要平、仝云在东盘粮、芦南街工作时间较长，史锡祯特意给他们在村北的一个场院围墙下，挖了专用暗室，室内有床铺能睡觉，也能点灯办公，在暗室的上面还堆放了一些柴草、粪便伪装起来。有一次，孝义二区干部刘思来东盘粮找要平，史锡祯为了便利他们研究工作，又保证人身安全，把他们安排到村外一处人们很不介意的砖砌墙墓里过夜。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彻夜不眠，送水，送饭，及时通报敌人出动的消息。保护“地下”油印机，张贴，转送油印的文件、宣传品和抗日教材课本，是史锡祯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地下党和抗日区公所需要翻印、刻印的宣传材料，是先由教师李建庭秘密刻制，找几个可靠学生帮助印刷，后交史锡祯送给有关人员或者是星夜张贴街头，有些抗日政府的法令、布告和宣传品，就用“鸡毛信沿村速转”的办法传递各村，他究竟张贴、转送过多少印刷品？这个数字是多的难以计算的。
在东盘粮学校保存的这架油印机是孝义一区抗日区公所从敌占区搞来的。因为区公所人员是打游击流动的，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加以怕敌人发觉，所以这架油印机的保管，全靠史锡祯随机应变，不断变换存放的地方。有时放在学校戏台的天花板上；有时藏在古庙大殿神像的背后；有时塞进麦糠堆里，随用随拿，用完就藏。这架油印机，一直使用到1940年的冬天，才经过地下党的另一个交通员韩仁礼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1940年以后，日阎相互勾结，日军把孝义城一带让给阎军驻扎，日军撤至东盘粮村以东的南桥头和韩屯村等地扎下据点，修筑碉堡、壕沟，架设铁丝网，名为“共同反共”，实为摧残敌后抗日进步势力，掠夺压榨人民群众的血汗。
在敌人反动气焰嚣张和对我地下党活动不利的形势下，史锡祯没有动摇，他说：“我们的八路军是要回来的，共产党总是要胜利的。”经过县委领导同志仝云和区委筱一的培养教育，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 他在担任孝义地下党县委的交通员工作中，更加无私忘我地为党工作。不但负责送信，带路和护送过路的党员同志，而且克服困难，主动承担一些其他工作。
1941年冬的一天，天寒地冻寒风凛冽，孝南中心区委要召开紧急会议，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正在人们着急的时侯，他不慌不忙地把到会的人引上了一座古庙的鼓楼，鼓楼的围墙刚好遮住蹲下开会的人们。他又把庙门倒锁起来。开会的这座古庙，距日军据点不远，阎锡山的区、乡人员还正在村里搜粮。唯恐会议进行中被人发觉，遭到破坏，他赶了几只羊，到古庙附近的一块越冬麦地里去放牧。实际上他是在放哨，观察敌人的动向。
史锡祯同志家境贫寒，人口众多，尤其在敌人统治时期，惨遭剥夺压榨，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尽管异常穷困，但是，他把个人、家庭的苦乐温饱和党、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从来不计较个人的物质待遇，没有花过党的一分钱，而他自己却常为牺盟会和地下党的过往人员而奔忙，有时在他家接待吃饭。碰到端午节，中秋节，还要尽可能弄点粽子、瓜果和月饼吃，使外地来的同志感到如同回到家里一样温暖。要平同志的工作调动后，在下栅村家里留下老父亲缺人照料，村里又扎下敌人的据点，东躲西藏，生活处境都很困难，史锡祯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主动帮助要平的父亲租种了两亩多高梁地，秋收后把收打的粮食送给老人食用。凡接触过他的同志和革命家属，都觉得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对受到的热情照顾接待难以忘怀。
1943年11月的一天，阎锡山在孝义突然开始大逮捕，仅东盘粮一个村捕去的农民十多人。党支部书记马林仁被捕了，有的党员临时转移了，有的党员动摇妥协了，他继续留在村里坚持工作。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发现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潜入附近北桥头村日军据点，企图破坏我党的地下工作。县委根据他和其他同志提供的情况，经过调查证实，这个人是蒋、阎特务组织“前方政治工作队”专门派遣的少校军衔特务。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和安排，这个特务和他的日语翻译终于在一个夜晚，被我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员从日军据点里活活捉住。
日军投降后，我党在孝义已经解放的地区建立健全民主政权，可是县城和城东各村依然处于阎锡山反动统治之下，推行“自白转生”和“三自传训”的祸国害民政策，斗争更加激烈，活动更加困难。史锡祯同志坚信：“我们一定能熬出来的。”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继续同党保持着联系。1946年春，仝云从孝义二区刘家庄派交通员马龙到城东找一区区委送交文件，路上遇到困难，后来找到史锡祯家里，在锡祯的掩护下胜利完成任务。我军第一次攻克孝义城时，他高兴地找到县委领导同志，说：“这可解放了，让我作公开工作吧！”当向他说明我军有可能暂时转移，阎军还有可能卷土重来，鼓励他原地不动的时候，他懂得了这个道理，返回村里坚持工作。不久，在他的家乡一带又处于尖锐、复杂的敌我斗争之中，由于坏人的告密，史锡祯同志不幸被阎锡山反动派政权逮捕了。他在敌人酷刑审问下，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和党的组织，而且他还乘敌人不防备的时候，帮助一个被捕青年越墙出狱。1948年1月14日这一天，残暴的敌人毫无人性，竟把他——中国农民的好儿子，我党的好党员，押到他曾经日日夜夜战斗过的东盘粮学校的后面野地里，用乱棍打死了。同时，慷慨就义的还有芦南街一个农村地下党员的父亲，一个游击队员和他的母亲等，他们的英名是魏安邦、杨三保和王忠有的母亲。他们虽然离开我们41年了，但是，他们那种对革命忠诚、对敌仇恨、不计私利、舍己为大众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