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陈光甫的名字，还是在杨绛先生的文章中，那篇《回忆我的父亲》。杨绛之父杨荫杭，带着妻儿从北京回到无锡不久，就因身患重疾，生命垂危。杨绛自己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薪水；上上下下一大家子人，每天都要等米下锅。虽说杨家略有储蓄，但治病花钱，当时的社会，哪有什么公费医疗？只有支出，没有进项，这样的日子也不是长法。病中的杨荫杭，得到好友陈光甫与杨廷栋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杨荫杭见到老友，分外兴奋，高兴谈笑。即使朋友走后，病情加重，也乐此不疲。那时的杨绛，还是小孩，父母聊天中常谈及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因为难，所以可贵，可谓难能可贵。亲手创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的陈光甫，与杨荫杭是无话不说的好友，他们同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杨荫杭属法学院，陈光甫进入沃顿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看着是否眼熟？没错，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去美留学时，第一站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术学院。这样一来，杨荫杭与陈光甫，还是梁林夫妇的学长呢；解放后，钱锺书、杨绛又与梁林夫妇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缘分啊，人生无处不相逢。
1904年，在岳父景维行（德商瑞记洋行的买办）的斡旋下，征得湖广总督端方大人的同意，22岁的陈光甫跟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世博会。这是陈光甫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开眼界。在此期间，他意外遇到孙中山先生。两人相谈，分外投机。孙氏赏识陈光甫的才华，向其宣扬革命道理，并要求其参加革命。此时的陈氏，坦言相告：自己目前一心想的是矢志求学，掌握实业救国的本领，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谅解。孙中山颔首，表示理解。之后，陈光甫的一个举动，令孙氏出乎意料。陈氏将节衣缩食省下的5美元，捐给孙中山作为革命经费。当时的美国，衣食住行的价格，均以美分计算。钱虽不多，情意无价，孙中山欣然收下这笔赠款。1915年6月，当陈光甫决定开办自己的上海银行时，投入不到十万的资本，而自己的5000银元股份，还是靠朋友帮忙筹措的。就是这家小小银行，流亡海外的孙中山，还记得通过连桥孔祥熙，向其入股1万元，也算天使投资了。而陈光甫与孔祥熙，因在美国的世博会相识，两人相谈甚欢。此次，可谓故人相见，也为以后的渊源，埋下伏笔。
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上海银行开张了，资本不足十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开业那天，陈光甫一没办酒席，二没请同行吃饭，一家小小银行就这样静悄悄地诞生了。虽说是海归，但从小当过海关学徒的陈光甫，深谙服务之道。之前的银行，对标都是高端客户；而普通市民，对着银行大楼，只能望洋兴叹。本着服务社会这一理念，陈光甫决定上海银行一元起存，方便顾客，特别是普罗大众。一元起存，就是一元钱就可以开户，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个破天荒般的创举。此外，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红白喜事讲究礼尚往来，而礼金的多寡，可见票子的厚度，一目了然。对此，陈光甫设立储金礼券，迎来送往，一张礼券，均能搞定。客户不去提现，银行本身也多了一笔储蓄。一次，陈光甫到底下一家银行视察，问一个经理：“我们服务顾客时怎样做到更好？”这个经理立即答道：“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不管他是一千、一百还是一块钱，我们都热情接待，这样才使我们的服务能够到位。”这个经理自我感觉良好，不料陈光甫却说：“你只回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他来到你银行里面，你就要热情接待，你就要为他服务好。”正是这服务为本、种种的创新之举，短短20年间，上海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由此，陈光甫也成为银行界的翘楚。
众人皆知，林则徐虎门销烟，深深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但之后的清政府，还是与列强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打仗，打的就是银子。身为清朝末期实际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最明白这一点。而抗战时的中国，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急需资金。身为银行家的陈光甫，被推至谈判前沿。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代替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外汇，陈光甫受命赴美谈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银协定”。该协定，为国民政府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也为国民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由此，陈光甫身为现代银行家的超强谋略，也让国民政府别眼相看。据说，抗战爆发，与美国政府谈及借款的第一人选，应是哈佛毕业的宋子文。可这位国舅，当时与蒋公，有着些许摩擦。一个是舍我其谁，一个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双方各不相让，谈判特使迟迟定不下来。最后，美国人推荐陈光甫，称赞他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再加上与孔祥熙关系交好，就这样，陈氏走马上任，被推至时代风口。这时正值广州、武汉战局紧张，中国孤立无援，而国内最孚众望的学术界领袖胡适(担任美国大使)、银行界领袖陈光甫临危受命，飞往美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再无其他选择的两颗“棋子”。陈光甫洽谈“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由于事前调查详尽，故在谈判中变被动为主动，利害关系十分明确，很快得到美国财政部的认可，使借款成功，为中国抗战，做出杰出贡献。10月25日那天，恰是重镇武汉失陷之日。当晚，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邀请陈光甫与胡适，到他家中做客，宣布贷款一事。后来，胡适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那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 ——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借款之行，让陈光甫深切地意识到，救国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外援，“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国际间无慈善事业，无可讳言”。
危难之中显身手，中国的摩根，在非常时期，真不是那么好当的。甘苦寸心知，个中滋味，只有当事人知晓。
陈光甫赴美谈判时与驻美大使胡适（右）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中）合影
抗战胜利，内战迭起，1949年3月，陈光甫移居香港。毛公与蒋公，都在争取陈氏。之后的毛公，还将亲笔签名的《毛选》送给他。但陈光甫除了回赠礼物外，滞留海外别无表示。资耀华，是陈光甫最赏识的老部下，也是当代学者、气质高雅的资中筠之父，曾出任上海银行调查部负责人，为上海银行做出了巨大贡献。陈氏去了香港，资氏留在内陆，随后主持了上海银行的公私合营。据说，亲赴香港的资耀华，向陈光甫说明详情。陈氏大发雷霆，用尽心血创办的上海银行，就这样失去了控制权。后来，陈光甫以接近七旬的高龄重新创业，将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银行，在香港继续营银行业务。陈氏的个性，柔中有刚，看似弱小，其实刚硬，始终坚守自己。1954年，陈氏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银行在台复业。如果您去台湾，仍可看到这家已诞生百年，有着很多金融史上第一次的传奇银行。
张公权
得知陈光甫去世的消息，被誉为“中国一部金融史的创造人”、远在海外的老友张公权（即张嘉璈，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亲哥哥）无比哀伤，以挽联表示哀思——论交六十年前，往复筹谋，以裕国厚民相期，得君伟业垂范，堪偿宿愿；闻凶数千里外，生死相隔，往异域殊乡为客，假我余年著述，以证心期。而台湾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地应推‘光甫先生’。”你所认知世界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你所关注的人，读过的书，来往的朋友。深深决定你思考的角度，你的行为，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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