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文：作家王蒙心中的女神
张仃与陈布文
作家王蒙，晚年写了一部小说《女神》。
他说——
小说里，俺提到了杨绛先生与不幸早早辞世的于光远夫人孙历生，她们也是某种意义的女神。女神并不是只有一类，陈布文则出类拔萃，迥然相异。
这时，想起擦肩而过的一句话——
我想一个人死后能让亲人以外的人如此怀念，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未曾谋面，但令晚年王蒙念念不忘的女神陈布文，到底如何出类拔萃，如何迥然相异？
1940年，延安，刘萍杜（力群夫人）抱着郝明（左），陈布文抱着耿军，旁边站着陈乔乔
一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这是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中的诗。
那是1953年，他19岁，一举成名。
蓦然回首，想起当年小小的我，看了同名电影，闻听此诗时，竟感动得不要不要了。
中学时，语文老师带着她上大学时的手抄诗集，为我们读她喜爱的诗。
激情澎湃。
第一时间借来，发现有”所有的日子都来吧“一诗，简直兴奋。
第一篇抄下此诗，这也算自己的一个手抄本吧。
青春的回忆。
1956年，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小说中描绘了共产党的干部也有阴暗面，一发表，就引发轩然大波，严厉的批评一度占了上风。
王蒙被指责是“用个别现象里的灰色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
论争引起了毛公的关注，他盛赞小说是一部“反官僚主义”的作品。
一时间，雨过天晴，
王蒙一举跃升为文坛的“新生力量”。
在为小说修改召开的座谈会上，王蒙的发言谦虚、谨慎，大段背出《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原文，体现了一个老党员的稳重、深沉。
之后，他收到一封信。
信中所写，是对其发言的失望——
你的发言是多么平和，多么客观，又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啊。
何人何胆，敢作如此评价？
王蒙按照所附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听筒里传来爽朗的大笑——
王蒙同志呀，现在已经找不到像我这样多事的人啦，哈哈哈……
1957年，这就是王蒙与其心中“女神”的一“信”之缘、一“（电）话”之缘。
哈哈而笑的女神，就是陈布文。
那年她37岁，一家庭妇女。
一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
王蒙被打成右派，据说主要原因也是来自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下放农场，背石头、种树、迁坟、钉马掌，干了几年的体力活。
之后，王蒙带着全家远走新疆，一去16年。
这是后话。
1946年哈尔滨，当时张仃是《东北画报》主编，陈布文是《东北日报》记者
二
陈布文，家庭妇女，如此直言，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看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味，就是看他的妻子。
陈布文的夫君，又是何方高人？
众所周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领清华团队，设计国徽，拔得头筹。
而与清华PK的另一团队领头羊，则是张仃，即陈布文的丈夫。
张仃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位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被称为“新中国的首席形象设计师”。
他担纲过开国大典现场总设计，为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穿上”大典“礼服”；
设计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路线，怎么安排好、怎么走效果好，最初的方案都是他画的图；
就连天安门上挂灯笼，都是张仃带人干的。
而陈布文，自然就是“新中国的首席形象设计师”后面的“女人”。
丈夫赫赫有名，夫人是否很牛，架子十足呢？
黄永玉，最有发言权。
1953年，他挈妇将雏，从香港回到北京。
先住在北京北新桥大头条沈从文表叔家，后来学校给他安排住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新的生活，多亏了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指引和照顾。
经验告诉我们，初来乍到一新地，多少有些恍惚，如有人像大姐一样热心地帮衬着，那心底是止不住的暖意。
远亲不如近邻。
1953年来到北京的黄永玉，心里一定热乎乎。
在他笔下，住邻居的张陈夫妇是这个样子的——
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
是否有些糊涂，陈布文怎么一会儿家庭主妇，一会儿又从事文学活动？
这要从头说起。
1946年，佳木斯，左起：张郎郎、张仃、陈乔乔
三
1920年，陈布文生于江苏常州的农村，自小写得一笔好字。
1937年，陈布文逃婚，从家乡来到苏州，继而到了上海。
她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和《宇宙风》等杂志投稿，字体秀丽，但写作风格却幽默老辣，被编辑们误以为是位中年男性作者。
那时，关露、丁玲已是知名的作家，而陈布文则是个刚刚入道的文学青年。
1937年，正值抗战初期，日军轰炸上海。
无巧不成书，张仃和陈布文刚好躲进同一个防空洞。
在那段无聊的时光里，两人相互交谈、相识、相知。
后来，互慕才华，两人结为伴侣。
张仃，1917年出生于辽宁黑山。
张陈两人的婚姻，是东北壮汉与江南美女的组合。
第二年，他们双双到达延安，开始了革命+文艺的不凡人生。
那时，延安方面对从上海和南京来的人都很怀疑。
没有组织上的介绍，张仃被怀疑是特务。
张仃是一个艺术家脾气，为了能留在延安，就给毛公写了封信。
信中说——
你们口口声声欢迎抗日青年来延安，怎么我真来了你们又要赶我走呢？
毛公就给张仃回了封信，让他去找周扬。
这样顺理成章，张仃成了鲁艺的教员。
1939年，考虑到张仃在上海滩朋友多，比较适合到重庆工作。
于是，他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而陈布文身怀六甲，带着女儿乔乔，留在延安。
皖南事变之后，张仃回到延安，夫妻团聚。
抗战结束后，由于张仃是东北人，组织就把他派到东北做宣传工作。
在那里，张仃成立了“东北画报社”，担任主编。
这是党内第一份有彩页的、印刷精美的画报。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海报。
陈布文也随着张仃去了东北，在《东北日报》当记者。
一杆毛笔、一个墨盒，就是她的武器。
很快，她就因书写迅速、漂亮而名声远扬。
新中国成立后，陈布文进入中南海，成为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秘书。
据说，她的才华，深得周公的赏识。
在中南海工作，许多人梦寐以求。
可在1952年，陈布文选择离开。
她先是在大学教书，一年半后又离开讲台，成为家庭主妇。
很难想象。
多年后，儿子张郎郎接受采访——
妈妈曾经说过，你们不知道官场有多么复杂，还是艺术家最好，无冕之王。
——我妈也常告诉我，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要看看自己还有哪些回旋余地，看清楚自己离可退的底线还有多远。如果余量不大的话，记住中国的老话“三十六计走为上”。
至于从高校老师成为家庭主妇，那是因为——
夫妻两人必须有一个做出牺牲，否则都会一事无成。
于是，陈布文毅然辞去工作，成为家庭主妇，自称为“伙头军”。
每天面对着白菜豆腐，纽扣拉锁，尿布床单，鸡毛蒜皮的陈布文，爱上了京剧。
有事无事喜欢坐在沙发上练习手指，一个人扮演所有的角色……但就是不准任何人听她的自演自唱。
自娱自乐。
虽为家庭主妇，陈布文也丝毫不闲着，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算是一个独立撰稿人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她，依然洞察时事。
1955年全家福。后排左起：张郎郎、陈乔乔；前排左起：陈布文抱着张寥寥，张仃抱着张大伟
四
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
陈布文，也不例外。
一桩心事，盘旋在心底十八年。
这事儿，还得从延安说起。
1940年，长子大郎郎出生。
1941年，“皖南事件”爆发，国共关系紧张，中央准备撤出延安。
为减少途中因孩童哭闹带来的麻烦，当时规定：一家最多带一个孩子，多余的孩子必须送给老乡，或者交给组织。
开始，陈布文想把女儿乔乔送人。
乔乔，是姐姐。（后来，延安上演《毛白女》，王昆是大白毛，乔乔是小白毛。）
可是她人小鬼大，无人肯收留。
无奈之下，陈布文只好把儿子交给组织安排，而且还必须保证今后不找后帐。
等张仃回到延安后，才知道儿子送了人。
他又难过，又愤怒，到处打听，也没线索。
有一次丁玲外出采风，回来告知张陈夫妇，她在山西兴县看见大郎郎了。
那时的大郎郎，只有三四岁。
丁玲向周围邻居打听，这家姓耿，是一军属，母亲不能生养，脖子有些毛病。
战争期间，孩子不是说找就能找回来的。
1943年，在延安，次子一出生就继承了哥哥的大名儿，叫郎郎，在家里当起了长子。
陈布文常常念叨——
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
后来，多方打听大郎郎的下落，未果。
为了不让妻子伤心，张仃与孩子们不再提起。
直到郎郎考上北京一零一中学，用他的话说——
在此找到失散多年的哥哥，圆了全家人的团聚梦，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收获，也是一个特别奇妙的故事。
耿军是一零一的旗手，品学兼优，众人瞩目。
自张郎郎进入一零一中学的那天起，总有人把他当成耿军的弟弟。
郎郎，莫名其妙。
姓了多年的张，总被人说成姓耿，啼笑皆非。
直到校园里小卖部的老爷爷，很严肃地问郎郎——
战争期间，你是不是有一个走失的哥哥？
而且，老人还补充——
凭我多年的经验，你俩不光长得相像，而且走路方式、挥手姿势无不相同……
郎郎知道，自己是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哥哥。
至于这位耿军学长，是否真是他的哥哥，还需要向妈妈多多打探一些消息。
他不想让妈妈轻易失望。
提起，放下，纠结，想念，否则妈妈该是多么无助、困扰。
郎郎与耿军，在学校相识了。
耿军也告知郎郎——
自己是抱养的，亲生父母在延安。
一次，他对郎郎说——
明天咱们一起回家。咱们事先说好，顺其自然。如果我确实是你哥哥，那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不是，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
第二天一大早，郎郎把耿军带回家。
耿军十九，郎郎十六，个头儿差不多，留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校服，真像哥俩儿！
1959年6月，耿军刚刚从一零一毕业
陈布文很奇怪，往常儿子带同学回家，提前总会打个电话。
她一边做饭，一边与客厅的小客人聊上几句。
后来，她听说此人姓耿，家住太原，就问——
我们有个朋友也姓耿，是陕北人，不知你知道吗？男的叫什么忘了，女的好像叫李玉华，她的脖子有点毛病。
这是陈布文的习惯问话，十八年来，不知问了多少人。
耿军说——
你说的这个人我认识，她脖子有点毛病，姓李，但名字你说得不太准，她就是我的母亲。
他强忍着内心的激动，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完。
水落石出。
但一切太突然了，措手不及。
陈布文的脸一下煞白，楞在那里好半天，突然转身走上阳台。
过了一会儿，郎郎走过去，母亲看着远方，说：“你不会弄错吧？”
“不会，我们已经仔细谈过，核对过了。真的，他就是大郎郎。”
陈布文兴奋地去叫醒丈夫，等张仃一进客厅，看见兄弟二人时，把手一扬，说：“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大郎郎回来了！”
陈布文还是冷静地提醒道：“咱们应该冷静冷静，把事情好好核对一下，可别错了。”
张仃胸有成竹：“错不了，凭我这双画家的眼睛，一下儿就认出来了，绝对错不了。”
那天，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了糯米圆子。
在陈布文的老家，这种甜食叫“团圆”。
全家团圆，皆大欢喜。
只是为了尊重耿军养父母的感情，他一直都不能正式改姓归家，也不能公布这个消息。
陈布文把这一切，写信告诉在云南工作的女儿陈乔乔（女儿随母亲的姓）。
开会休息时，乔乔打开信，时而大笑，时而大哭。
同事们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
乔乔把找回的弟弟，告知了同事们，一片欢呼。
回信中，乔乔的第一句话就是——
郎郎为咱们家立了大功！
同时，这也是郎郎送给妈妈陈布文的一个最好礼物。
十八年，朝思暮想，满腹牵挂。
乔乔是大姐，郎郎下面，是三个弟弟，大伟、寥寥和沛沛，加上找回来失而复得的哥哥耿军，于是，六个孩子的名字串起来就成了——瞧瞧郎郎，聊聊大伟，陪陪耿军。
长大后的耿军，就是演员耿乐的父亲。
这是郎郎找回哥哥耿军之后照的。前排左边：张大伟、张寥寥；后排左起：耿军、张郎郎
五
1956年，张仃奉命参加法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并成为法国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
他设计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馆，把竹子、园林等中国元素融入建筑之中。
在法国，轰动一时。
距离2010年中国举办上海世博会，半个世纪过去了。
回国后，毛公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
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鼓励文学艺术家走向职业化，自己养活自己。
张仃当即辞去了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职务，申请成为自由艺术家。
夫唱妇随，况且这也是陈布文心中最自由的梦。
当然，这也只是个梦。
后来，各种运动接连不断。
那时在香山，张仃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变成“职业艺术家”的自由文艺工作者之一。
在那儿，关露成了陈布文的挚友，与她来往最多的还有王莹。
用张郎郎的话说——
我妈妈早就是一大怪人，七个不吝八个不在乎。
是啊，离开中南海，离开高校，成为家庭妇女，这跨度，够大的。
王莹，即上海滩蓝苹与之争演《赛金花》的女明星。
据说，她也是我党的超级女间谍。
郎郎的眼里，王莹阿姨，是最有教养、最有风度的。
陈布文常带着儿子大伟或寥寥去看关露。
她曾对大伟说——
关露阿姨是个了不起的人，等你们长大以后再讲给你们听。
到了关露家，孩子们忙着抓蝈蝈。
陈布文和关露，就一下午一下午地长谈。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遇见气味相投的朋友，自然话多。
虽说当年一个（陈布文）去了延安，一个（关露）留在上海，但本质都一样，都是为了理想而我以我血荐轩辕。
1960年，北京朝阳区白家庄，张仃与陈布文
六
“文革”期间，血雨腥风，张仃受到猛烈冲击。
作为中央工艺美院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打倒，作品和从国外带回的画册都被抄走，财物也被抄光。
全家被赶到狭小的房间里，只剩下几张床板和简单的生活用品。
作为一个单纯的艺术家，张仃想不通。
陈布文为了保护丈夫，让孩子们轮班守护——
帮助他活下去，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
全家每个人，都尽心尽力。
大伟回忆了当时家中所经历的惨烈场景——
一天凌晨，造反派咆哮着冲进屋来要带父亲去参加斗争会。经多次交涉无果后，母亲嘱我陪父亲同去。我搀扶着颤颤巍巍的父亲上车，然后在震耳欲聋的语录歌声和声嘶力竭的吼叫声中，我和他一起走上批斗台。
父亲发烧站不稳，我只能半抱半架着他，我的上台又使父亲更痛苦，每次批斗后，他大汗淋漓，闭着眼，靠在车后，一声不吭，没人注意时，他就静静地握着我的手。
总算挨到批斗会结束。我搀扶着父亲最后一个走下批斗台，穿过疯狂挥手叫喊的人群，筋疲力尽地离开会场。走到无人处，父亲示意停一下，然后走到小树林里，坐在几棵横乱堆放的木头上，低头抱膝，呆坐许久。忽然一声嚎叫，那并非口中发出的，而是胸腔中挤出的凄厉而痛苦的嚎叫，是我从未听过的，那是令人浑身发凉的灵魂悲愤的呼叫，一声，又一声……终于，一切又归于平静。过了一会儿，父亲站了起来，整整衣服、头发，嘶哑地对我说，大伟，我们回去吧，别让妈妈看出来……
快到家时，我看见远远的楼上，母亲在阳台上站着，她瘦削的身影，一动不动，显得那么孤独与忧伤。我知道，母亲一定站了很久了。父亲闷头往前走，我在后边悄悄向楼上的母亲招招手，母亲脸色苍白，心事重重，但什么也没说，父亲则显出轻松的样子，继续迈着大步往前走……
那晚，在父亲的病床边，母亲给父亲读书到很晚，读的是雨果。
以陈布文为首的整个家族，包括女儿乔乔、儿子耿军、郎郎、大伟、寥寥及沛沛，
托起张仃的艰难岁月。
家人，是他永远的避风港。
张仃与陈布文
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陈布文作为母亲，在平日的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
当时的周扬，号称“文艺沙皇“，如日中天。
郎郎记得——
原来在延安，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扬。我母亲不怕汇报，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们：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李江上台去揭发说，张仃是特务，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说：周扬同志，张仃要是特务，割下我的脑袋！周扬慢条斯理地说：杜士甲同志，你的脑袋值几个钱？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他气疯了，在回去的路上，趁看管人不在意，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未料到，是个枯井，摔得鼻青脸肿……
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
陈布文从小就喜欢文艺，始终未能如愿。
对爱读诗、做诗的儿子郎郎，有些期许。
郎郎及他的小伙伴们，自组沙龙。
小伙伴们，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至少觉得与己无关。
文学，是慰藉心灵的一副良药。
陈布文亲手帮郎郎及他的小伙伴们改诗，改文，也常在读书上给予忠告。
郎郎的小伙伴之一，张新华回忆陈布文时说——
她具有一种人格力量，给我们树立了一种道德风范，她的学识和魅力，对所有的青年人（包括徐浩渊、鲁双芹）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我们所有沙龙中的青年，在精神上都受到过她的恩惠，在情感上对她有很深的依恋。
郎郎记得——
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妈妈借书。除了文学名著，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比如《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这是解放前的旧版，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保存着差不多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等三十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刊，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
在当时，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他们享有的书籍、画册、电影等“精神资源”则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
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只是作为“太阳纵队”的组织者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1968年6月14日，炎炎夏日的杭州，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
“太阳纵队”这个组织，用现在的眼光看，不过是几个青年人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经常聚在一起朗诵一下诗歌、交流一些小说创作的诗社而已。
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文学组织，其成员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有人自杀，有人被发配边疆，每位成员的经历，都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
邻里街坊住着，可以说，郎郎是黄永玉看着长大的孩子——
郎郎是一个非常纯良的孩子。他进了寄宿学校，星期天或寒暑假我们才能见面。他有支短短的小竹笛，吹一首叫做《小白帆》的歌。他善良而有礼，有时也踉大伙儿做一种可原谅的、惊天动地的穿越三大院的呼啸奔跑。一般地说，他很含蓄，望着你，你会发现他像只小鹿，一对信任的、鹿的眼睛。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六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上，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尽的孤寂啊!
作为外人的黄永玉，都有如刀绞。
何况郎郎的父母呢？
当张仃得知儿子郎郎要被判处死刑后，一夜白头。
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模一样。
1970年3月5日，张郎郎等人被押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等待最后的宣判。
很久以后，郎郎也听说在同一天，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家里，要找我妈谈谈——
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万一有人想不开，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你们家的人，可别胡思乱想，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老太太疯了，快走，快走。
那天，陈布文独自坐在窗前，静待消息。
在孩子们小时候，她就常对他们讲——
在你遇到特别痛苦或者特别愤怒而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时候，你不要去挣扎，不要去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灵魂出窍。你出来反观，到时候你会很平静，因为历史、社会就是这样。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
直至黄昏，沙龙中的朋友从现场带回宣判消息，张郎郎被判死缓，她才深深地叹出一口气。
遇罗克就是在那次被宣判死刑的，郎郎幸免遇难。
出来后，不止一个知情人多次告诉郎郎，最后还是周公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
苦海有边。
1971年，死里逃生的郎郎，被送到河北饶阳，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监狱时光。
不久，女儿乔乔、儿子耿军和丈夫都被关入牛棚或隔离，寥寥和大伟下乡务农。陈布文一个人坚守在家里，把有限的生活费用分成若干份，分别一一安排；或邮寄给失去自由的亲人，或给在农村的孩子们。
她坚强地支撑着这条暴风雨中之船，在千辛万苦中继续前行。
她一个人，撑起整个一个家。
出狱后的郎郎与父母在一起
八
1977年12月30日，郎郎被释放。
走出监狱大门时，不远处停着一辆吉普车，旁边站着母亲和哥哥。
虽然是冬天，但是阳光灿烂，
他们都微笑地望着郎郎。
郎郎与母亲，坐在后边。
光影陆离的世界，真漂亮！
郎郎目不暇接。
陈布文嘱咐儿子——
你们关这么多年的人眼睛会累，你要累的话，就闭会儿眼睛。
但郎郎坚持——
我现在特别想看。
那你就看吧。
陈布文慈爱地望着儿子。
从死门关里失而复得的儿子，归来了！
到家了，张仃站在门口，百感交集——
郎郎，回来了！
在郎郎回家之前，张陈夫妇特地请教黄苗子、郁风夫妇——
在监狱里边，从来不能关灯。出来的人，关灯睡觉就受不了，就觉得掉到黑洞里了。所以，提前为郎郎换了一个小灯。
床上，还有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盒式录音机和几盘俄罗斯歌曲磁带。
没有抱头痛哭，没有黯然神伤。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张仃来敲郎郎的房门——
下去走路吧，锻炼锻炼！
好！
父子二人，一同到马路上散步去了。
如常的日子，真好！
“文革”十年中，许多家庭在巨大压力下，分崩离析。
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大义灭亲”，
而张仃一家，以陈布文为主心骨，始终同心同德，最终熬过苦难的日子。
生离死别，又恍若重生。
关露和王莹，都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离奇经历。
文革中，王莹惨死在秦城监狱；关露熬出了秦城，得到平反。
不过，关露最后还是以自杀结束生命。
万念俱灰。
谢和赓，王莹的丈夫。
王莹走后，他孤身一人，思念着妻子。
陈布文，谢和赓引以为知己。
在信中——
和赓同志：
……你的感情与对生活的信赖，以今天的风气来比较，太古典了。
你受过那么多的苦——还能保持这样完美的心境，真令人钦佩。
你年将古稀，还保持了十七八岁青年初恋时的精神风貌。你钟情、痴情，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事业，你准会殉情。所以你没有作“烈男”，但作了“节男”。
亲爱的朋友，你是幸福的。在生活中，你有事业，你信赖这事业的伟大与永恒的意义，因此你全力以赴地干，越累越有劲，总是高高兴兴，像一个在严师面前的优等生。在生活中，你有爱情，你对过去的信赖，使爱情在回忆中永存。你不孤独与寂寞，因为，在精神世界中，你的爱人一步也没有离开你！
很好。我是少见寡闻的人，我确实未曾看到或听到还有更胜过你这样：对生活既认真又洒脱的人！
现在的年轻一代，可能不易明白你的这种感情了，可能必须经过翻译才可以略懂一二了。真的，就好比，大家都买一把塑料花，讲究一点的，还给塑料花洒上香水呢！
而你却要幽谷蕙兰，甚至你只是在记忆中感到那芬芳！……
陈布文的信，朴实仁厚，那是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只是斯人不再。
上世纪70年代初，张仃开始了焦墨山水画的创作。
而陈布文依旧支持他，鼓励他，照顾他。
张仃得到第二次生命，迎来他艺术的再度腾飞。
1985年12月8日凌晨4时，陈布文心力交瘁，平静安详地辞去了人生。
张郎郎说——
我们这个家，父亲是塔尖上光芒四射的宝珠，而母亲就是最下面坚实的大理石根基。我们6个子女，都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各自踏上自己的征途。她为我父亲，为这个家族付出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口气，年仅65岁，就乘风归去了。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们家族中一直在回响着，激励我们前行。
黄永玉直言——
布文是“四人帮”伏法以后去世的，总算解开了一点郁结；可惜了她的头脑和文采。
弥留之际，陈布文对家人说，想去一趟日内瓦，看看周公开会的地方。
也许，在她心中，一直感念着对郎郎的相救之恩。
31年后，王蒙来到日内瓦，为陈布文献上了无比尊崇的赞语——
你是最文化的家庭妇女，最革命的母亲，最慈祥的老革命，最会做家务的女作家与从不臭美、不知何为装腔作势的教授。
出类拔萃的女神，的确迥然相异。
1995年，北京红庙北里工艺美院宿舍。前排左起：耿军、张仃、陈乔乔；后排左起：刘延沛、张寥寥、张郎郎、张大伟
心态的不同，必然导致人格和作为的不同，因而也会造就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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