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偏见

有一次我和中学同学聊起少年时代在学校的经历，一些记忆渐渐浮出水面。那个时代还没有那么多教育方法，有些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很粗暴。对好学生总是偏爱有加，对成绩差的调皮学生有时会拳脚相加。聊天中，我的一位好朋友对老师打自己的一记耳光一直耿耿于怀，从那以后他走上了叛逆的道路。我的情绪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在群里讲了一件我老师的事情。

“初中时，我爸爸开四轮车在采沙场拉沙子，那是一件重苦力活。全靠人力把沙子一锹一锹地铲到车上，拉到工地再一锹一锹卸下来。长年累月，我爸爸的手硬邦邦的，胳膊都伸不直。我记得我上高中了还无法把一锹沙子扔到车上。初二时我的老师盖房子，就让我爸爸给拉沙子。我们对这位老师都没有什么好感，他看待同学们的眼光真的是有些势利。对那些学习、家境好的总是摸摸脑袋，跟个宝似的。对那些家境差的，学习不好的不仅不闻不问，有时会讽刺挖苦。这种势利眼自然对职责之外的各种小利就特别在乎。考虑到拉沙子的儿子是他班上的学生，就琢磨着割我爸爸草。我爸爸要账时就皮不利。我爸爸知道我比较自立，也求不着他什么，不买他的账，三番两次去要钱，最终在年底把账目结清了。我当时很气愤，一个公职人员，连受苦人的钱都想吃喝。”

尽管过了多年，说起这些话自己还是很气愤。最后我又用一种客观的视角评述了这件事：“我们无法超越我们成长的时代，老师也有他的成长历史，他也无法超越那个时代，更无法改变自己，所以无所谓爱与恨了。也许这样的老师也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安排，他最大的价值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诫我们不能做什么。不管是遇上什么样的老师，自己要心怀善良。”

我讲出了那些深藏在我记忆深处的负面情感，这多少能让我释怀吧。自我宽慰的语言平复着人们内心的不满，希望能淡化我们记忆中的阴霾。然而，故事的情节却急转直下。

过了几天，我回父母家，我的两个同学也去家里和我小聚。无意间又聊起中学老师，我爸爸对这件事的回忆却是另外一个版本：

“你们那个老师很有意思。我把沙子拉过去，我说等房子盖起来一块算账吧，他却就怕欠下我的钱，非要一车沙子一结算，每次给钱给得特别勤。”

我一下子有点蒙圈了。显然我爸爸的记忆是不会出错的。我还向我爸爸求证了我的记忆，是不是他记错人了，他坚决否认了。考虑到我的先前的话很难再收回，而两个同学就坐在眼前。我说了一句话：

“反正那个老师是个贪图小利的人。”

这句话实际上是为我的错误在做辩护。同学们经常惊叹我超凡的记忆力，我很诧异这一次自己的记忆怎么就出错了，而且错得如此离谱。在我产生歉疚感之前，我先是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不解。

我们对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事情不可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准确。我们不可能记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记忆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修改和歪曲。对这种自传式记忆的修改并非随意进行的。我们具有一种凭借“自我图式”来组织个人经历的强烈倾向：将与我们自身有关的连贯一致的记忆、情感和信念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因此，我们的记忆以这样一种形式被歪曲：他们会适应我们对自己的总体印象。例如：假如关于那个时代的总体印象是有很多坏老师，他们动手打学生，辱骂学生，想方设法从学生人头上收钱。特别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极端事件、同学们话题中挖掘出一些共同的负面记忆，都在强化了我对老师的负面印象。那么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任何一件偏离这一总体印象的事件，与那些吻合的事件相比，回忆起来都会更加困难。反过来，如果小时候有一位老师给你留下极好的印象，那我们在回忆他伪善的一面也会极其艰难。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记忆会越来越一致，然而也越来越不准确。我们采用这种方式改写了我们的自传。我们并非故意撒谎，而是以一种与我们自我图式相一致的方式进行了错误的回忆。

这种记忆恢复如同一场梦境巡游，有时会导致骇人听闻的后果。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美国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回忆说童年时遭到了长辈的性侵、家庭暴力，而这些事情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刑警的盘问也能够“唤醒”证人的清晰记忆，错误地指控嫌疑人。这种因总体印象形成的记忆偏见要比现实中的偏见更加让人惊悚，因为现实的偏见可能会修正，然而记忆中的偏见很难显现，可能带进棺材也无法修正。更让人揪心的是，他可能会影响我们看待现实世界视角。即使我爸爸告诉了我真相，我仍然无法消除记忆中那个不存在的扯皮事件。假如没有这次记忆的暴力修正，我遇到了那位班主任老师会有怎样的反应？

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多面性。我们要以平常心面对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千万不要对一个人进行人格定型。否则，出错的记忆可能会伴随一生，生命的芳华也可能会离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