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如治国

遘染沉疴，缠绵不愈，亲人或焚香祷告，鞠奉汤药，或衣不解带，目不交睫，同时焦心拜佛祈神。疾病烙上的文化印记，带有强烈的文化内涵。

极端者，割肝疗母，剜臂奉母，国人久愚不论，也说明医学之落后。光绪七年（1881）2月28日的《申报》所刊《徐孝女歌》一文便描述有孝女割股之痛者：“孝女割股心凄，切肝肠寸寸痛俱裂，衣襟但见血痕流，三寸钢刀光似雪，刀头累累血凄凉，尔肉调羹奉父尝，和以汤药疗沈疾，但愿父体能康强。”故事瘆人，有人嘉其孝，有人悯其愚。由政治道德而家庭伦理，此类行为大概自割股奉君掌故而来，结果往往是母未死而子已毙。开方定药的关键，其实不在肉，而在诚，为的是节孝获报，病愈延寿，孝乃治病良方，反之，不孝成为获病缘由，自是无法治愈。

丈夫获病，妻子侍奉，疗无果，断寸肠，或自尽殉夫，或忧伤成疾。光绪二十三年（1897）1月22日《申报》所刊《丁簾香篆》中的杜氏女:“秋季夫忽遘染沉疴，缠绵不愈，女躬奉汤药，昼夜焦心拜佛祈神，愿以身代。孰料定数难移，延至前日竟尔不起。女肝肠寸断，痛不欲生，经翁姑及邻里再三劝慰，始勉强收涕，勷理丧务。殡殓成礼后，家人稍就安息忽不见女，众以为疑惑，叩其寝门，亦不应，乃破门而入，则见女已服阿芙蓉膏倒卧床上，颜色惨变，不能出言。急为延医救治，以中毒已深，不能奏效。”半路上留下的那个人，苦不堪言。治病文化，最终演化为忠孝节烈的价值去向，地方官员争相请旌，欲为之树立牌坊，荣耀乡里。朝廷也热衷于此，父之君臣同谊，养身治国一理，天下之士皆能以烈妇事夫之义以自待，天下何患无人才，天下之民皆以烈妇事夫之义以事官，天下何患不平治。

以身体比国体，为当时常喻。疗体之伤，如国之痼，国之百官，犹身之五官，君犹元首，民犹四体。“语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日我中国之病亦孔多矣，然其所以医之者，果属何如？东省有警报则召集诸臣以求医之之方，西疆有急变，则互调大吏以谋医之之策，推之于滇事也亦然，推之于藏事也，亦无不然。”将生理现象融入儒家学说，家国同治，以疗身治病之道，表达政治诉求，不过传统文人的惯常思维。

生民关乎社稷，事事关乎民生，遏邪以扶正，乃践行家国理念之基础。一批人毅然选择学医，欲以此救国，解民于倒悬，鲁迅便是其中一位。之前其父患肺病，常吐血，却确诊不出病因，加之家道中落，靠典当勉强治疗。于是按照民间土法止血，让病人喝陈年磨研的墨水，用过一些稀奇古怪的药引，吃了不少的中药，最终未能挽回生命。“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从此立志学医，学成后“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就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光绪二十八年（1902），鲁迅来到东京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从《藤野先生》一文可知，当时他在学校看了一部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影片中的国人为俄人做侦探而被日人逮捕，影片中麻木的国人则像鸭子般伸着脑袋来看处决的热闹，此事深深刺激了他。行路偏恨路不平，思想之疾顽于身体之病，“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遂弃医从文，希望以文学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人想通了也就一瞬间一句话的事情。

有李时珍这样的弃文从医者，便有孙中山这样的弃医造反者，也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这样的弃医从文者。鲁迅的思想预见、文字气质，无人可比，其也未辜负当初的选择。假如其能活到当下，或许又会弃文他谋，但不会再学医。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劝人学法医，又打又剐。身体自家国伦理抽离、执业与救国观念脱钩后，全然兴趣选择，而非激情冲动，治病救人，兼及谋生，仅此而已。

维新变法后，西潮跟进，风气渐开。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面对人心惶惶，人言籍籍，报端出现了大量关于疫情的报道，介绍鼠疫缘由、传播途径、防治手段。现代医学之确立，乃现代国家之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