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与史志书

文字与文字不一样。文学者，着墨不多，诗趣横溢；史志者，简明扼要，精确工致。其心手写，记其所感，文学之所为，下笔如刀，入木三分，乃史家境地。

辞章之美，平添几分绮丽，文学之必备。凡心所向，素履所往，借着一丝酒意，抒写天真，诗化自己的经历。自己舔蜜，以为别人也甜，自己如饮催泪弹，眼泪已稀里哗啦，别人莫名其妙，旁观者则不清。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源自内心对内心的感动，看不见，摸不着，却能体会其存在。

古龙个性豪气干云，其貌不扬，却有生花妙笔，且唯有旗袍和美人不辜负，某日酒后云：“写小说有什么难的？我写八个女人嫁给八个老公就可以卖钱了。”金庸闻听此言，笑对倪匡：“如果是我，会写八个女人，却嫁了九个老公。”故孙犁《与友人论传记》认为：“文学家不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写身边事，情动于中而形之于言，诗意化语言的背后，有着生命的滋味，读之魄荡神摇，魂销心醉，身虽未至，却如亲临。而史志功能，在于巧于取舍，长于剪裁，纵横曼衍，思路畅达。如椽之笔，力透纸背，斐然成章，铺陈辞藻，文学家之精彩；橐笔从戎，随营纪录，手披目览，略无倦意，史志者之不易。

史学非文学追求之延续，言之不实，文学家之天才，史学家之大忌。陈寅格《金明馆丛稿二编》将王国维治学方法概括为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佐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释证；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补证。”仅“地下之实物”一条，王国维解释：“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 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治史须放宽历史视界，包括上穷碧落下黄泉，方可驾驭史料之舟楫。

就个人而言，阅历随形，性格陪衬，泰然自若叙述的往事，依旧重要，只是心已释然，成为历史。血写的历史，墨写的谎言，就国家而言，还是隔代叙述客观。于觉醒与平和中，洞察世事分明，站在时空旷野，一切历史皆当代史，也思想史。

波澜叠起，荡气回肠，文创与治史同样需要情感激发，需要尽兴之至，元点则有所不同。文学写的绽放，与史志书的盛开，即便同样美丽，质地不同，脉络也异。无心者过目，茅屋三五间，不知住啥人；有心人意会，饭香起炊烟，满巷跑孩童。文学中的看破不说破，乃故意手法；史志中的看破不说破，乃无奈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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