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我当扫盲“小先生”
新中国成立初，党和政府为穷苦大众做了许多深得人心的大好事，期间有一件好事就是“扫盲”，那些本来不识字的文盲和半文盲（识字很少的）成年人深受其益。在扫盲日子里，本人也曾当过“小先生”，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人民政府开展了扫盲工作。当年有句流行语，叫“扫盲学文化，不做瞪眼瞎”，那年月几乎是路人皆知。当年的主管部门是县文教局，各乡镇都配备扫盲干部，各村也配备扫盲教员，扫盲教员其实就是各村有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积极分子担任。他们有的是村干部邀请来的，也有毛遂自荐的。他们没有报酬，却无任何怨言，认为能为大家做事觉得无上荣光，每年年终评比时给表现好的发一张奖状，一支钢笔或一块毛巾奖品而已。学员是各村的文盲和半文盲，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村识字的成年人真不多，能读过几年私塾的就算有文化了，而不识字的人当中妇女占多数，这与上不起学和重男轻女很有关系。
扫盲工作从实际出发，农闲多学，农忙停学。冬闲和“三春”是扫盲工作最佳时期。因为扫盲课堂一般都得借用各村学校的教室，所以扫盲只能趁黄昏时分开始，于是又叫夜校。除了通过夜校扫盲还有其他形式，如乡村初中的寄宿生深入到各村有文盲的家庭中去“包教包学”；每逢集场，赶集的人多，有的村就派人在关键路口设立“文化岗”。“文化岗”有小黑板，或纸糊的标语牌，上面有不多的字句，其内容主要是时政或生产方面的流行语，赶集的人经过这路口，站岗的人就请他们读一遍才能放行。
当年扫盲的课本全是文教局免费赠送。课本中有两大内容：一是学拼音字母（不同于现在的拼音），说是辅助识字的“拐棍”，学会拼音，便于自学生字。二是汉字，先是单词，然后是长短句子，再后面就是《东方红》歌词、书信样本等短文。
我当扫盲小先生真可说是赶鸭子上架。1955年下半年我考上了少阳中学，村上人都夸我是“小秀才”，那年虚龄才14岁。村上的扫盲教员景庚青相中了我，寒假时他动员我做他的助教，帮他教一个班，我说不敢，他硬说行。第一次去上课，正是黄昏时分，教室里汽油灯雪亮雪亮的，全教室坐满了学员，其中有我村上的大叔大婶，也有大哥大嫂。上课前，景教员高调地介绍了我，大家一个劲地拍手欢迎。一开始，我在黑板上写下当天教学内容，然后领大家读，由于紧张，我读得很轻，可学员们热情高，嗓门大，那天我就这样糊里糊涂上了一课，自感惭愧。可是景教员和学员们偏说我粉笔字写得好，教得也认真。于是一个寒假我就被景教员“俘虏”了，成了编外的“小先生”。1956年初春，少阳中学的领导与周边村干部签订了“包教包学”扫盲的协议，扫盲学员的名额分派到各个班级，我是少阳中学的寄宿生，有当过“小先生”的经历，因此被班主任张祖源老师相中，作为扫盲教员被派往留墅村前的新鹤村去包教一位二十来岁的大姑娘。黄昏时分，村干部将我领到她家中并作了介绍然后就走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抬头发现这姑娘好漂亮，我这少年的心怦怦地跳，羞得我赶紧低下头对她说，请打开课本开始识字，然后只顾教书，不敢抬头看她，如此这般我去“包教”了近一个月。任务结束后，我连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扫盲工作意义真重大。通过扫盲使许多文盲、半文盲识了许多字，后来其中有的妇女还能给远方亲人写信，有的男青年成了识字的工人农民，而且大家都在夜校里知道了许多国家大事和做人的道理。对于我这“小先生”来说，这段经历更是终生难忘，后来我考师范、当老师也与其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