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雅生:梦断巫山云雨 (二）
梦断巫山云雨（二）
作者：赵雅生
劳 动
到了农村，就要劳动。怕别人说我懒，第二天一早，我就跟隔壁老王下地干活了。那天是翻红苕藤。干这活儿要一直弯着腰，一天下来，腰很疼，直都直不起来。
头几天，我在老王家搭伙，叫我吃饭，我简直不想动。老王有个媳妇子，还有一对很小的儿女。吃过饭，我看老王媳妇在煮饭的大锅里煮猪食，这才看出大锅的妙用。我特别注意到，她还算白净的手腕以下，双手皲裂和皱纹纵横交错，那些沟纹中和指甲缝里被常年的田间及家务劳作洇染得污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里一年种两季庄稼，冬种春收的小春作物有小麦、洋芋和豌豆；春种秋收的大春作物有红苕、苞谷、水稻、黄豆，还有一点点芝麻。我们的劳动就围绕这些作物进行。
那时候农村实行工分制，全劳力一个劳动日算十分。我个子不大，身板瘦弱，给我定的七分，和妇女一样。到了年终，根据一年的收成折价，按全部记录的工分平摊，算工分值。1970年，全劳力一天的十个工分值两角多钱，第二年却只有八分钱了。更糟糕的时候工分值还可能是负数，工分越多，理论上欠生产队的就越多，这往往发生在灾年。描述这种情形，农民有句俏皮话叫“母猪赶窝——倒找”。
我们当时只有十五六岁，还不完全懂得生活，但好歹自己还能劳动，把日子过起走。
以种苞谷为例吧。首先，要到后面的高山上去砍楂子，也就是灌木刺棵之类的。山上早已没有了原始森林，大树很少见。我们用砍刀和赤裸的双手与这些灌木刺棵相博，手臂被划出很多血道道。要是砍到野生漆树，过敏的人就惨了，我曾经因漆树过敏手臂红肿刺痒。严重的脸上全身都会肿起来，甚至丢掉性命。
把砍好的楂子打成捆，用背篓背下山来，放到要种苞谷的地里，用土盖起来，里面点火，让楂子慢慢燃烧，把土熏黑，然后和粪水拌匀，这叫火土，是苞谷和其它大田作物的基肥。
粪肥是农家宝，但是太少。我曾跟何洪明、冉清明和几个农民晚上从江东渡过大宁河，到县人委偷粪。翻墙进去，到了厕所，冉清明和农民下到蹲坑下面刮粪，我陪着何洪明在上面望风。被人发现了，何洪明用知青惯有的浑不讲理滔滔雄辩吓倒了对方，我们安然撤离，上了守在宁河边同谋的渡船，站在船头上，大有凯旋归来的豪气。
农村里每家都有个粪坑，也是厕所，和猪圈建在一起（有的人家还有为队上代养耕牛的牛圈），接纳人畜粪便。我们没有自己的粪坑，小便解在粪桶里，叫“辣尿”，积满一担就担到自留地里浇了菜。大便就只有解在邻居的粪坑里，这些粪坑都半在露天，因而也接纳了不少雨水，坑里的粪水溅在屁股上开始很恶心，后来慢慢就不在乎了。
粪肥送到地里是要折算工分的。为了公平，也为了阻吓有的人耍小聪明，验收的人要用一只粪表检查，粪表其实就是浓度计，看上去很“高科技”。还有一种圈肥，是铺在猪圈牛圈地面的庄稼秸秆，沤湿了又加一层。因为周期太短，都沤不烂。去圈里起肥的时候，苍蝇蚊子一哄而起，让我很可怜那些常年住在里面的猪牛。起出来的圈肥湿淋淋的，装在秧筐里，背在背篼上，粪水从筐缝里往外流，弄得满脖子满背都是。
当苞谷长到尺把深时，要薅一次土，然后用政府配给的尿素用三个手指捏着给苞谷苗撒一点。以后还要薅两次。最难忘的是第三次，这时苞谷已长得高过人头，叶缘锋利得像锯刃，叶面的绒毛很蜇（川音活）人。干这活儿的人都是全劳力，一人管两行，手起锄落，飞步向前，只听到一片薅锄刮到火石子的嚓嚓嚓声。
这时候，要有一个专人在旁边跟着，一边打锣一边唱曲，以鼓舞士气。唱薅秧歌是一种特殊技能，唱歌的人要拿高工分的。一年四季干农活时要唱这种“薅秧歌”的，除了薅苞谷，就只有薅水稻秧苗了（薅水稻秧苗时，背着手，直着腰，两腿像迈方步一样向前走，用脚除杂草），可见这两样是农活儿中的重中之重。唱的调子很单调，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内容却五花八门，多是志怪传说、通俗演义之类，也有山歌野调，我记得的有这么两句：
草鞋（川音孩）难~~~打十股筋，妹娃子偷人哟无良哟~~~心~~~啰。
黑夜里带~~~我阳沟里钻，夜蚊子咬（川音袄）得我疙瘩哟~~~起~~~啰。
薅包谷时，我常常跟不上旁边人的速度。记得有一次旁边是生产队长龚元山，他会时不时伸过锄头帮我薅几锄，但总不能一直靠人家呀，只能咬紧牙关，拼命跟上，一天下来，浑身骨头都散了。开初没有经验，穿背心下地，身上划了很多血道道，背上晒得通红，慢慢掉皮，干了以后能一片一片地撕下来。
苞谷地里要间种黄豆，在某次薅秧的时候，有人跟在后面撒种。另外，田坎上也要点黄豆。
苞谷快成熟了，为防四只脚和两只脚的小偷，地里会搭起一个个小棚，守夜人钻在里面。我曾和一个小伙子一起守过。天上有月亮星星，四外是虫叫蛙鸣，要在现在，就是诗情画意的良宵，那时候却只有“夜蚊子咬得我疙瘩哟~~~起~~~啰。”一夜无眠，直到东方发白。
掰（川音扳）苞谷我没干过。苞谷收回来后去壳晾干，堆在仓屋里，人坐在上面用棒棒敲打脱粒，能把虎口都震裂开。这活路我干过。
种洋芋的时候，要把上年留下来的种洋芋按芽眼切成块，浅埋在土里，浇上水粪。洋芋这东西易感染一些病毒，每过两三年就要退化。这时就要到高寒的山里去，用苞谷换种洋芋。种洋芋很大，一个没有一斤也有七八两。
豌豆葫豆种在收过稻谷的水田里和田边地角上。
冬天的农活记得有建大寨田。我们队后山坡的一片乱石岗被划为建大寨田的目标。打炮眼，炸石头，垒田坎，平土地，到我走的时候，这块地还没成气候。感觉农民是在敷衍上头，没对它抱多大希望。还有一项活叫挖峁，在坡地梯田犁头犁不到的田边地角松土、除杂木杂草，常常挖出冬眠的蛇来。
早上，队长或领头的人会在室外高喊：“出坡啰！”在地里干活累了，就要休息，领头人一声吆喝：“吃烟啰！”大家放下手里的活计和工具，三三两两散坐在地头。有时候有家里人送水来解渴。有时候附近有水坑或流水，就去喝上几口。水坑里常常看得到青蛙、孑孓之类活物，好像也不顾忌，用手捧起来就喝。
男人们摆自己的龙门阵，抽一袋叶子烟。有人会抽一阵，用手心攥着烟嘴转几下，双手递给我。我下农村前不久学会了抽烟，于是也接过来抽。从烟管里流出来苦苦的烟油口水，使我从来没有对叶子烟上瘾。
女人们摆自己的私房龙门阵，我们靠近了，她们就会嘻嘻嘻地笑，交头耳语，他们都把我们当小孩子。姑娘们会拿出鞋底板（鞋垫）纳起来，那多是她们的嫁妆，上面纳着她们自己精心构思或者互相抄来的图案。大队支书的女儿龚清春就是这样一个。一边纳鞋底板，一边问我：“小赵啊，怎么今天闷闷不乐的呀？”她爱在日常话语里夹一些文绉绉的词，显得很特别。
当然，男女之间免不了开带荤的玩笑，有时甚至动手动脚。对农民来说，这是缺乏文化的枯燥生活中的调味盐。我们正处在懵懵懂懂的成长期，好多男女之事就是从这些笑话打闹里一知半解地知道的。
我干过的其它农活儿还有栽红苕、挖红苕、种洋芋、挖洋芋、收小麦等等。我没有下过水田，没有插过秧苗割过谷。我们毕竟小了点儿，贪玩。我在第一年只挣了两千分左右。到离开农村的时候，我都没有精通农活的十八般武艺，工分才长到了九分。
生 活
我们刚落户时，队里送给了我们一些红苕和十几斤黄豆。公社从掌握的安置费里按月发给我们买米钱，我们领到钱后，到山下江边的南陵粮站买米背上山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小春收获。
正常年景，红苕要吃半年多。冬季将分到的红苕在室内的地窖里储存起来，每天下窖翻检烂红苕，拿出来吃。如果整窖红苕都坏了，长了霉，那半年就没吃的了。苞谷要吃三四个月，洋芋又吃一个把月。我们生产队有水田，一年下来一人能分到几十斤谷子，当地农民都舍不得吃，除了留下一点逢年过节或办喜事时吃外，都拿去交公粮，因为一斤大米可以抵一斤半玉米。
遇到年成不好，就会缺粮，这往往是在春天，大春粮食已早早吃完，小春作物还是地里青苗，也就是常说的“青黄不接”“闹春荒”了。农民们在出红苕和洋芋的时候，会磨一些淀粉用来做粉条、凉粉等，滤过浆的苕渣和洋芋渣用手捏成饭碗大小的团，晾在房顶瓦沟里。如果遇到春荒，这些外表已变得黢黑的团团就用来救急填肚子。
政府会根据灾情，批准一些返销粮，允许农民把自己卖给国家的公粮，按规定的额度又花钱买回来一些。还有的农民不得不到远处未受灾的地方去借粮，借了红苕以后还苞谷等等。1971年就是这样的春荒年。
我们院子前面的水田边有一口浅浅的井，我们吃水通常是在这口井里挑。井里的水其实是水田里渗出来的，有时候会干涸。西南方远一点还有一口水塘，有时候要去那里取水。
有一次我去担水，刚下过雨，地面上散布着大团大团的云，走进去就成了雾。这种景象至今我只在杨柳坪见过。下到水塘的石阶糊满稀泥，我滑了一跤，仰天倒下，后腰一下磕在一级石阶的棱上，疼得我呲牙咧嘴。但是水还是要担的啊，家里等着用呢。歇了一会儿，我咬牙装满水桶，一步一步上了石阶，又一步一步挪回家。
很多年后，我在加拿大遇到江西中医学院的一位体育老师，会治跌打损伤，他给我摸背脊骨，说我第一到第五腰椎严重变形。我想，会不会是那一次留下的呢？
巫山靠着长江，好像不该缺水，其实不然，高山上多半靠天吃饭。我们队有两口堰塘，人畜饮水、洗衣做饭、土地浇灌全靠它们。历史上还发生过在旱天，四周农民为争夺水源大打出手的事。
我的同学何洪明住在长江边，他们的用水取自长江。夏天涨水季节，上下坡百把米就能把水担上来；冬天枯水季节，到江边要有一里多路。从河滩一上到陡坡，就不能停下来休息了，累了换换肩，站立一会儿，再走。我深深记得在陡坡上，和担着水桶喘着气的他交谈的情形。担回的河水倒进水缸，要用装了明矾的竹棒搅拌，等水澄清才能使用。
和我们一起来到巫山的初一女同学刘永碧，落户在长江南岸的南陵公社平安一队，1970年夏天，就是为了少担水，去长江边洗澡，被江水卷走的，生命定格在花季17岁。
中国农村的燃料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野外柴禾已经几乎找不到了。好在我们杨柳坪出一种特别的能源：石煤，就像常见的煤矸石一样。实在说，到处地里的火石子看起来就跟它差不多。从小煤窑里挖出来的石煤，一大块一大块的，层次分明，但含碳量极低。碳素燃尽以后剩下的不是灰烬，而是白色的石块。
我们的炉灶有着像传统柴灶一样的大炉膛，既可烧柴，也可烧这种石煤。首先要用各种引火物把这种石煤引燃，这是个技术活。石煤燃起来以后要堆满炉膛，农民叫“堆起烧”；晚上埋上，白天启开，常年不断。如果火熄了，要重新生一次火就费劲了。这种煤一次要买几千斤，和我们在重庆市一次买一两百斤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给我们送过煤的人里有一个杨柳五队的梁昆明，一看名字就是外来人。
他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知青，他的媳妇子代文丽也是，两人有一个还抱在怀里的小孩。梁昆明个大身高，一张长方脸棱角分明，长发蓬乱，人也比较横，农民都怕他，叫他“梁疯儿”。说他力气大，和人比赛背石煤，曾背起过五六百斤，比过了当地所有农民。梁昆明为了多挣钱，下小煤窑挖煤，那是苦活路，又危险。巫山有句话形容最苦的两种活路：“桡夫子是死了没有埋，炭狗子是埋了没有死。”后者说的就是挖煤的人了。
我们吃饭围着一张约两尺高的小方桌，院子里几岁的小孩子（基本上是女孩）就会围在我们后面看热闹。大队长陈杨春的小女儿很聪明懂事，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剪着齐耳短发，她是这帮孩子的头儿。有时候杨大江被他们看得烦了，车转身子对他们瞪眼一吼，她就会劝说其他孩子一起出去。
有时候有些大人也会来围观。隔壁向天朝说了个媳妇子，订婚以后来过我们这里几次。嫁过来后第一年夏天，就赤裸了上身围观我们吃饭。那里的已婚妇女夏天都这样，为的是节省衣服。
陈杨春的小女儿在我们落户后的第二年，突发疾病夭亡了，死后全身发黄，现在想来可能是死于黄疸型肝炎。遗体停在他们家，请来一个木匠做棺材，用L形的曲尺量身长，看着叫人好不心酸。
把新买的铁锅烧烫，用猪皮或肥肉在锅里使劲摩擦，这叫“制锅”，为的是防锈。在重庆时，制过的铁锅以后有油水不断滋养，就再也不会生锈。我们的大铁锅每次有点儿肉皮都喂它了，但还是一直生锈。我看校友们写的下乡回忆录里，好几个人都提到锅老生锈，看来都油水不足啊！
我们在农村吃“饭”，其实米饭很少，红苕是最主要的食物。开始的时候吃不了多少，后来食量越来越大，煮一次红苕要用脚盆泡满一盆，没时间用手一个一个地搓洗，就用一根丁字棍在里面推搅。放进硕大的锅里，半煮半蒸。熟了，就下着盐拌碎辣椒吃，有时候有点菜汤就不错了。吃剩下的，饿了就抓一个当点心。这样吃法，过后胃爱冒酸水，又叫“烧心”。当年吃太多了，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红苕。
其次是苞谷。磨成粗面的苞谷可以煮糊糊，有时里面放上点儿菜叶子和盐。干重活的时候会蒸苞谷饭。一个小木桶一样的甑子，里面放上一个竹编格子，把拌湿了的苞谷面放进去，盖上尖顶盖子蒸，过一会儿要揭开盖子撒点儿水，如是几次，“饭”就蒸好了。下饭菜是菜汤、泡菜或者是剁碎的辣椒。刚吃苞谷饭的时候，觉得难以下咽，知青都说“满口钻”，嚼不烂。慢慢就习惯了，而且还算好饭食。
小麦多拿到面坊换干（挂）面，一斤麦子换七两，不另外收费。换回的干面是要有客人或者什么特殊情况才吃的。1971年母亲来看我，送她下山回重庆时，我们到了江东何洪明家，洪明煮干面招待我们。母亲见我吃了七寸碗满满一碗，感到吃惊，见我再添一碗，则目瞪口呆了。
那年春收小麦的时候，老天连连降雨，小麦收不回来，最后抢回来的都发了芽，没法正常加工，分给各家各户自己处理。要用手和任何趁手的工具把长了芽的麦粒搓出来，磨成糊糊。蒸出来的粑粑软稀稀、甜腻腻地，不难吃，但不经饿。
吃的菜来自自留地，我们三人分到一块约三分的月牙形地，从来没有好好伺弄过，但还是时有收获。有莴麻菜——像没有长茎的莴笋（现在叫生菜），还有萝卜、豆角、茄子、洋芋、海椒（巫山叫广椒）等等。春夏秋不能保证不断蔬菜，冬天根本没有新鲜菜。
巫山出一种七只果实并排冲天长的辣椒，号称“七姊妹儿”，很漂亮，就是辣得不得了，是巫山农村重要的调味品和“菜”。把“七姊妹儿”剁碎了和芋头丝放进粗苞谷面里，拌匀蒸熟了，是一道当地的菜肴，叫鮓广椒。
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邓玉娇家的菜豆腐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农村，农民们也会想方设法地享受生活。分了黄豆，要做豆豉、磨豆腐，磨豆腐如果不滤渣，放进菜叶煮熟，叫菜豆腐。分了红苕洋芋，要磨粉做凉粉和粉条，这些都是农村的美食。过年杀一头猪，留下一多半，都是最肥的，挂在梁上，一冬天下来，被下面的塘火烟熏火燎，变成黑黢黢的腊肉。来了贵客，砍下一块，切成大片，在锅里煎好以后，油汪汪的，一看就馋得流口水。
我们早上起来要洗脸刷牙。一开始，农民看见我们往天井里吐出白色的“肥皂泡”，觉得很新鲜。隔壁向天朝在高炮部队当过兵，还去过越南。他当然刷过牙，但已停止了。慢慢有些农民改变看法了，评价说知青“洗牙齿硬是好，你看他们牙齿几（多）白哦。”但是没有人付诸行动，牙刷牙膏对他们来说太贵了。
我们洗衣服在院前的那口塘，旁边扎有一道竹篱笆，就是晾晒衣服的地方了。冬天洗了衣服后，有时气温突然降到零下，等想起来去收，晾在那里的衣服就冻成硬梆梆的冰板了。1971年我母亲被“解放”后，来巫山看我，我们去县城接她，互相错过了。等我们赶回生产队，母亲就是在那口水塘，已经把我们三个人的被褥洗干净晾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