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尔乾:折耳根·红苕叶·乌鱼

折耳根·红苕叶·乌鱼
作者:陈尔乾
当代的餐桌上,折耳根和红苕尖是重庆人非常喜爱的食材。看着不起眼的鲜嫩的乡土菜,折耳根以辣椒油、花椒、味精等为主的多种作料拌好,红苕尖用油炒好,就是食客特别是女士们的最爱。我家也是一样,时有这两盘菜上桌。
但是,妻子和女儿大快朵颐,我却从来不尝一口。为什么?记忆的录像带要倒回到1961、1962年,那是中国大饥馑的后两年,中国人无法忘怀的灾难年月。
我的20岁“生日盛宴”
我1959年毕业于南开中学,高考未被大学录取,被分配到铁二局修筑铁路。当时我在成昆铁路的工地上。
随着国民经济陷入困境,我们修筑成昆铁路的工地,从离西昌不远的喜德、越西一线,逐步向成都方向收缩。1961年春,到了峨边地域暂时住下,等待上级指定铁路施工地段。在休整期间,安排我们这些铁路工人暂且担任乐(山)西(昌)公路养路道班工作。每天疏浚公路水沟,用碎石和泥土填充公路的坑洼,工作比修筑成昆铁路轻松多了。
乐西公路是刘文辉在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军用公路,沿途尽是高山深谷,十分险峻。当时没有汽车来往,连行人都少见。
做了几天“道班”,就是我20岁的生日。在当时那种物质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做生”之类活动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我们班的工友不干了,说什么都要办。在大凉山,特别是在金口河大峡谷伤亡惨重的环境里走出来,那种生死相依的情谊是别人难以理解的。
“做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那时我们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盐水下饭,不见油荤。于是,工友们盯上了公路边上水沟里茂盛的折耳根。这里的折耳根长得实在太好了,植株大,鲜嫩无比。工友们又采摘得非常“恶劣”——只要嫩尖尖一截。十来个人十分钟采了两大面盆。洗净,用盐拌好,无油、无味精、无酱油、无醋、无油辣椒、无酒、无……但我们有兴高采烈的心情和饥饿的肠胃,在吃罐罐饭的同时,三下五除二横扫了两大盆折耳根。
不幸的是,在消化过程中,有好几个人在干呕,还有人吐了。
知道我为什么不再吃折耳根了吧!
被困青衣江畔

离开峨边,我们工程队进驻峨眉县九里(地名)筑路。不到3个月,上边传令,向成都边上的公兴场转移。人们说,铁路筑路工人的被盖不是盖烂的,是绳索捆烂的,信之。
这次转移,队长安排我与某技术员运送工程队的文件,运输工具是一辆架架车。文件装一大木箱,锁上并用防雨布盖好。我们的行李一并装在架架车上。工程队人马离开九里,沿成乐公路向北,就到了青衣江大桥。
走拢一看,大家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屹立江上的青衣江大桥,被夏季暴涨的洪水冲倒几个桥墩,大桥毁了。等待了好久,看见有老乡在水浅又不太湍急之处涉江而过,我们几百号人也跟着从那里渡江。
拉架架车过江要比挑行李过江困难得多。我俩踩着水中的乱石,半拖半抬着架架车上得对岸,坏了!车轴断了,“行不得也么哥”!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大队人马已经走远……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瞬间乌云翻滚,大雨倾盆。幸好公路边上有一间四面透风的草屋,里面有树棍、稻草搭的床铺,是为救济抛锚汽车驾驶员而设的,这时正好救济我们架架车“驾驶员”。
雨越下越大,天色渐暗。技术员留下看好文件箱和行李,我冒雨去附近的农家看看,有没有吃的东西,有没有修车的铺子。结果失望而回,走遍这个荒凉的小村,家家都没有可供出售的食物,也没有可以修理架架车的师傅。
当时通讯手段极为落后,我们与工程队失联,在大雨不稍停歇的情况下,进退维谷,陷入没有粮食的困境。我和技术员“坐困愁城”,相顾无言。风声雨声,江流喧哗,夜气如磐。这里的蚊虫一群群像轰炸机般蜂拥而至,我们取出蚊帐挂好,仍然被咬得浑身疙瘩。饥饿和疲倦交相煎熬,如何到得了天明?
第二天,天空仍然像是被撕破了,大雨无时休歇。我对一位老太婆说了不少好话,她才应允我们付钱采摘她红苕地里的红苕叶,并借了1个瓦罐给我们使用。
天气似乎在与我们作对,大雨一连下了五天。我俩也就一连吃了五天煮苕叶,直吃得我俩看见煮苕叶、闻到气味就干呕,已经面带菜色、体力下降。
第六天终于天气转晴,看见有人涉水渡江了。我一个人渡江后,举步维艰地往回走了十多里路,回到工程队原住地,找到留守人员,吃了一顿饱饭。然后背了10斤米,再回到青衣江北岸,让技术员也吃了顿饱饭。
工程队队部从留守人员处得到了我们的信息,第八天派来一辆大卡车接我们两人。留守人员也赶到桥头,一道被接到了牧马山的公兴场。
从此再见了,红苕叶!
感人的送别宴
时间来到1962年5月。
当时成昆铁路已经下马,在铁二局修铁路的重庆1959届高中毕业生纷纷回到家乡,确切知道唯一留在铁二局的,是南开中学高三1组(班)的高智闻同学,他后来在《铁道建设报》工作。
高三9组的女同学王喜,与同去的女生分到铁二局房建处,到了成都,以后不知音讯。2009年我们年级毕业50周年庆典,我还设法在成都找她,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这是南开中学去修铁路的三位同学的信息。
当时我已办好了离职手续,明天就要离开铁路工地和朝夕相处的工友大哥们了。我们工班的工友说好,要为我置酒送行。虽然1962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大饥馑的后果还没有消除,休养生息才刚刚开始。所以,送别宴只能做到当时条件下的“丰盛”。
头一天就派人去了中兴场,采购了一只大肥兔、两斤保肋肉、一只公鸡,还有15斤土豆、一瓶红苕酒。宴席不能没有鱼,两位打鱼有经验的工友自告奋勇去捞鱼。他们找老乡借了虾筢、笆篓,当天早早就出发了。他们提回来一条3斤重的大乌鱼,大家都很高兴。
他俩说,今天运气太差,一上午没有弄到一条鱼,只好“打白板”回来。离工地不远了,垂头丧气地把虾筢拖着走路。拖过一个大水凼,感到有异常,把虾筢拉出来一看,是一条大乌鱼,真是意外惊喜!
送别宴上,我对工友大哥们三年来帮助我,使我从一个没干过什么重体力劳动的学生,成了一个合格的筑路工人而深表感谢。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大凉山、金口河度过的艰难危险的日子,离开了铁路我也不会忘记大家。
不善言辞的工友们,有的说我有文化,能吃苦,将来会有出息;有的说我年纪不小了(那时我刚满21岁),回去早点找个婆娘过日子,早点抱娃娃好。真诚朴实的语言感人至深,至今不忘。
所以,我现在还喜欢吃乌鱼。
折耳根、红苕叶和乌鱼,三样食材,是我筑路生涯中抹不去的三个印记。
写于201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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