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走近关学（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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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编》列孔门四子于卷首固然不错，但也不能漏掉子夏的西河讲学。
孔子作为“头号教书匠”，门墙之内广阔得无所不包，啥学生都有。比如颜回，孔门弟子之长，沉静而富于深思；曾子恬静明达，后来成为弘扬孔教最重要人物；冉求是最为实际的政客，后来被孔子逐出师门；大力士子路有治军之才；大商人子贡能言善辩，善于外交；子夏则文学气质最浓。
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七十二贤者算高级弟子，更高级的弟子有孔门十哲。从《论语》看，孔子思想博大而具多面性。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因理解不一各执一端，儒家一方面同其他学派激烈论争，内部各派也争论尖锐，分化成八个学派。《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儒家八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林语堂说：曾子、子思、孟子（即子思之儒、孟氏之儒）这个传统，发展成为儒家道统理想哲学一面。而子夏、荀子（即孙氏之儒）的儒学，则顺着史学及学术的路线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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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对西河学派有比较详尽的介绍——
西河学派是在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子夏来到魏国西河讲学，传播儒家经典、文化和学术思想而形成的著名儒家学派之一。西河学派中有不少人成为魏国的治世良臣，该学派为儒家思想的弘扬和发展，以及前期法家思想的成长都起了很大作用。
西河讲学的背景是吴起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魏军大胜。魏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指挥黄河东岸的魏军渡河。太子击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防线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秦国的西河防线被魏军彻底突破了，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
魏文侯在西河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把魏国的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拥护，魏国在西河建立了稳固的统治。魏国在西河实行的新政策对秦国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
魏文侯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还进行了文化渗透，著名的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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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本是华夏西陲部族，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而放弃了西向发展的打算，改向东方发展，商鞅变法后更激起了统一中原的雄心。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
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而且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倾向，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因而颇具有异端倾向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由此可见，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权术有心计的君子，已不再是孔子倡导的那种 “温文尔雅”、“坦荡荡”的醇儒。这些观念，体现出法家察势和用权的精神。与儒家主张恪守礼义一以贯之的君子之道显然相悖。因而被儒家正统学派认为是投机。以至子夏的再传弟子荀子也曾指摘子夏城府深沉：“正其衣冠，齐其颜色，俨然而终日不言。”(《荀子·非十二子》)。但吴起、商鞅变法，都首先采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显然源出于子夏之术。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汲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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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子夏非常注意养生，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最初对魏文侯的邀请是很犹豫的。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灵魂宗师，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儒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
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外族文化占上风的国家的怀化作用十分显著，而且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
儒本来是以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业的教师。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儒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这些人不以经世致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不高。
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致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这个时候，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子夏由于不亲自教课，而且已经享有了魏文侯师的至高荣誉，也就不计较了。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
西河学派教授的内容很丰富。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
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本身的六艺，还包括子贡对儒学的发展，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纵横术是士人成为官员后，从事外交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而经商致富则是一个官员富国富民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子贡、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各国对官员的要求相适应的。
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他的教授中还可以看到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精髓。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习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能够对自己的子弟进行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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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本来对儒是不重视的，魏国的文化与韩国一样，起初受卫国的鬼谷文化影响最大。
魏文侯时，使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视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国的贵族很少得到重用。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吴起和李悝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乐羊、西门豹是魏国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贵族。而魏文侯以后，魏国的大臣结构由于魏文侯对鬼谷学派和西河学派的融合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段干木及得到其真传弟子的教授下，魏国的公室贵族出现了大批的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成为魏国高级官员的一个主要群体。田子方的后学逐渐融入到段干木这一支。魏国大臣的另一个集团则是受鬼谷文化影响出身平民的人，其中以公孙衍和庞涓为代表的西河出身的很多。这两个集团在魏文侯以后的魏国政坛争夺很激烈。后来，受西河学派影响很大的贵族集团占了上风，魏国逐渐衰落了。而公羊高和谷梁赤这两支很少出现有政绩显著的高级官员。
西河学派与鬼谷学派的争斗在魏文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鬼谷学派虽然不象西河学派这样大张旗鼓地收徒讲学，但也在不断地表达不同的学术见解。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就是吴起与公羊高、谷梁赤对春秋的争论。
历史是当时贵族和士人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学科，而春秋是必讲的一门课程。但由于春秋只记结果，不记过程和背景，如何解释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魏文侯出于控制士人的目的，拔高在学术上并不是很深透、比较迂腐的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地位，使公羊和谷梁学派的忠君思想深入士人之心。而吴起由于早年投身曾参而被逐的经历，对腐儒产生了很大的敌视情绪。吴起根据自己对春秋的理解，作了一本左氏春秋传，与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相抗。吴起对春秋的见解要更符合实际，更符合政治军事斗争的实际，但是魏文侯不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政治、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对左氏春秋传很少宣扬。由于魏文侯的扶植，公羊与谷梁两派占了上风。吴起对此很郁闷。
子夏在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征意义却长期存在，魏国取代鲁国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魏文侯尊子夏为师的政治效果十分显著。
魏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百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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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传》的作者，有多种说法，除吴起说外，还有说子夏就是左丘明的，证据就是二人都是瞎子，著名学者何新就主此说。不过这都是小事，我们要说的是，西河学派不仅对魏国等东方诸国影响甚大，对秦国影响也不小，或者说更大。尽管当时的西河之地属于魏国，但这片土地在此前和此后都属于秦地，因此当然不能认为与秦国无关。
教育是长期的事情，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也。就当时而言，或许受影响最大的是魏国，但长远来看，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秦国。因教育的效果是在多年后才能看出来的，秦国后来能成为法家学说得到彻底贯彻落实的地方，难道与西河讲学和西河学派没有极大的关系吗？如果没有西河讲学和西河学派打下的文化基础，商鞅、李斯、韩非等法家人物能在秦国一展身手吗？
当然，要纳西河学派和法家人物入关学，就得突破关学即儒学的藩篱，对关中大地上的所有学派和学人平等对待，一视同仁，亦即以广义关学的胸怀拥抱他们。这里用得着李斯《谏逐客书》中的话——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丽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壁，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问，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齎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其实，即便儒法二家在古代是对立的，今人是否还应坚持这种对立呢？显然，现代人还坚持狭义关学的门户之见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