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2015年，陈年喜开始为人所知。当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名为《我的诗篇》的纪录片感动了很多人，它讲述的是中国6位工人诗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诗作。
　　
　　陈年喜是片中的6位主人公之一，人们叫他“矿工诗人”。在《我的诗篇》拍摄之前，陈年喜已经写了20多年诗。尽管他的生活一直那么粗粝，看起来离诗意有万里之远。
　　
　　陈年喜的家乡位于“秦尾楚首”的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曾经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那里山奇水险，常年遭遇洪灾，路年年修，年年被河水冲毁，此消彼长，山高沟狭。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多半去了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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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22岁的陈年喜在《陕西日报》发表了《四月》和《商州》两首诗歌，之后3年里，他写了四五百首诗歌，发表了100多首。
　　
　　这当然让人欢喜振奋，但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陈年喜也一天比一天清醒地意识到，靠这个不能吃饭。
　　
　　1998年正月，结婚还不到20天的陈年喜第一次启程去矿山。新婚时，他给妻子明霞写诗：“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2014年，秦晓宇为陈年喜拍摄《我的诗篇》，在那张压在结婚相框一角、已为雨水漫漶的日历上，看到了这首诗，当他读到“爱人啊，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时，几乎失控。
　　
　　200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陈年喜又一次告别妻儿，开始了他的矿工生活。他说：“自此，我开始了与雷管、炸药、机器、死神纠缠的生活。”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所有有金属矿产的山野。这一辗转就是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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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铉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就会流血。
　　
　　2016年，陈年喜随《我的诗篇》剧组来到纽约，在这个繁华喧嚣的大都市里，他说，我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我认识它们——窗子上的合金、空调里的铜、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银饰品。我们使用金属，享用金属，而陈年喜和他的兄弟知道它们的来处和故事。
　　
　　他们所在的矿井，“高不过一米八，宽不过一米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釆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在几千米深的地下，温度达到近50℃，工人们一丝不挂，一个班下来要喝掉10公斤凉水。自始至终，他们身上，都大汗如水泼。
　　
　　后来他改做巷道爆破，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雷管、炸药整日纠缠在一起。“16年里，”他说，“其实我干得最好的工作是打炮眼，这是要有灵性的。”16年间，经他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算。16年里，垮塌、透水、撲向人的机器、松动的碎石，让死亡与他如影随形。
　　
　　他也多次和死亡擦肩而过。他被爆破后的浓烟熏晕过几次：“人昏过去以后，要立即被抬出去放在渣坡上吹风，即便是冬天，也得剥掉上衣，或泼一盆冷水——如果没被及时发现，不是死了就成了植物人。”
　　
　　不只是死亡的威胁。陈年喜说矿山的生活“非常非常寂寞”，有时“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的变化”，“我们每天/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感觉活得没一点意思/每3天一顿的红烧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声/就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思”。
　　
　　工友们闲下来的时候打牌，喝廉价的酒。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看书，凡是有字的都看，墙上糊着的报纸，看完了正面，用水淋湿了，再小心翼翼地揭下来看背面。
　　
　　他写诗，没有网络的时代，在纸片、烟盒上写，在睡觉垫的空炸药箱上写。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他写工友，36岁的副手牛二：“最终以两根手指一条肋骨的代价/换得母亲八年的残喘/弟弟十年的举人梦”。
　　
　　他写给儿子：“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
　　
　　他写四处流离的痛楚：“爱人，我又要走了/空空的家将只剩下你一个人……十五年，我像一枚忙乱的秒针/走过大地的十二道方向/走过天堂走过地狱的重门/始终，走不出一条叫丹江的流水。”
　　
　　他写茫然的命运：“而一群背着编织袋的流徙者/与温榆河上的浮物一样/并不知道将流向哪里。”
　　
　　在诗里，有意或无意地，他很多次写到大雪：茫茫的脆弱的雪，“人就像雪一样渺小，在自然当中不堪一击，很容易被融化，很容易被弄脏，和我们这个群体相通。”
　　
　　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甚至是打工者的亲友妻儿，对工人的劳动、生活、种种处境，都茫然不知，这其实是一种无限隔膜的状况。代与代之间、命运与命运之间竟是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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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是，在目睹了那么多死亡后，他还活着，基本健全。是的，基本，在16年无数次的轰鸣巨响中，他的耳朵已近失聪，除了睡觉，其他时候尖锐的嗡鸣声阻断了所有声音。医生说，当这些噪音消失时，人就彻底聋了。
　　
　　一同磨损的还有在阴潮低矮矿洞里低伏的颈椎。2016年，他做了那个“再不做就要瘫痪、做失败了也会瘫痪”的手术，3块金属被植入他颈椎第4、5、6节处，这精巧的部件，据说是美国生产的。手术成功了，那一天他号啕大哭。陈年喜在给儿子写诗
　　
　　后来他跟着《我的诗篇》剧组到了美国，他说，很有可能，这3块金属就是经由我的爆破而得见天日的矿石，被拿到遥远的美国，变成了医疗用品，再远渡重洋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他说，那些我和我的工友兄弟用汗与泪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和上海，也建造了波士顿和纽约。现在我又带着它们来到美国。
　　
　　他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中说道：“我们这些低微的骨头，在中国，在越南，在土耳其，在巴西，一根根杵着，像金属一样沉默。毕竟这个世界有70亿人，但能够发出声音被人听到的少之又少。”
　　
　　他的诗篇和这些声音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首先要感谢秦晓宇和吴晓波。
　　
　　2012年，秦晓宇、杨炼等诗人设立了一个网络诗歌奖。在井喷一样的投稿中，他们发现了“陈年喜们”的诗作。这些朴实真挚，用生命和血汗、苦难和叹息、无望和希望凝成的诗篇深深打动了他们。
　　
　　他们开始关注这些人，继而发现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隐秘事实：在当今中国，起码有1万名地下工人诗人，在生产线、建筑工地、矿井和石油工地上默默劳作，同时也在默默地用诗句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尽可能地将这些诗编辑发表，称这是“陈年喜们”为命运同路人立言，为历史做证词。
　　
　　一个偶然的时机，吴晓波也读到了这些诗，他感慨：“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走进过数以百计的车间，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当我从那一条条生产线上快速走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又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
　　
　　不是矿产资源大国的中国，在十几年里，一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基础材料生产地，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泪水，而它们如暗夜中的风尘，倏忽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