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讲授、曾庆雨整理:明代文学与哲学上(明代文学与哲学之二)

明代的思想历来评价极高,这是从清末开始的,一是因为当时提倡思想革命,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强调农民起义。

章培恒先生

但明王朝建立后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打击工商业及发达地区(江、浙)一带。浙江以杭州、嘉兴为中心,江苏以苏州、无锡为中心,是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从元、明以来,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特点。

高启、杨维桢的诗是这一地区形态的反映。打击工商业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有关。他对工商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的家乡安徽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所以,他对工商业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极为看不惯,认为风俗奢侈。

这同时包含对这一地区意识形态的反感。所以,他从精神到物质加以打击、控制,采用的手段,一是移民,将这些地方的有钱人移到其他贫困地区。

朱元璋画像

二是加重赋税,主要是田租。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有土地的人搞得很穷,对工商业者也是一个打击。

这牵涉到元末的一个事件,在明太祖打天下时,有几支力量相争,张士诚是其中之一,他以苏州为根据地,所以苏州遭受重点打击。在沉重打击下,这些地区变得萧条不堪,到明代中叶才有所恢复。

朱元璋一是把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与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平衡,二是将儒家思想恢复为正统。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刻苦学习,以至后来会写诗,虽也有似通非通的句子,但这也是了不起的。不仅如此,他还能理解思想文化统治对他治政的重要性。

宋濂画像

朱元璋在起兵时就重视儒学,至正二十年(1360),他的势力还不大,但他就设立了儒学提举司,而且让其亲信宋濂负责。他自己的儿子朱标(后来的太子,死在朱元璋之前),在那里学习,把当地有名的读书人请来,招募在自己的手下。

得天下后,朱元璋更是加强思想统治,一是从生活方面要求勤俭,整顿风俗。在洪武五年(1372),他下诏整顿风俗,要求对礼仪、风俗要有严格的整治,如在乡中,邻居相见要“论齿”,对老年人、大年龄的人要尊重;男女有严格区别,不可以相互交往;衣服有严格的等级观念,面料,尺寸,颜色等都有严格规定。这些在《明史·舆服志》中有记载。

《明史》

二是从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提倡儒学。尽管他本身不懂儒学,但起兵后交往了很多读书人,也就懂得了一点儒学。不过,他身边的读书人大多来自不发达地区,又大多是读朱熹书的,所以,他的思想受到朱熹一派儒学的影响。

他采取的控制和儒学思想的贯彻是依赖太学,而他任用的是在思想上相当正统和僵化的人。宋濂是正统之人,但朱元璋还认为他有许多缺点,所以后来受到信任的是宋讷。

宋讷在思想上是朱熹的那套,他没有打过天下,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与他见面一谈,就让他担任国子监助教,后来提升文渊阁大学士、国子监祭酒,对他很器重。

朱元璋书《大军帖》

而提升文渊阁大学士是朱元璋亲笔写的诏书,诏书中表达了他对宋讷的信任。

洪武十六年,宋讷生病,朱元璋又亲写圣旨慰问:“人之生也,其阅极之恩,在于父母。其或有疾而医之,可而不可者,而有神焉。何哉?蓋志人率性履道而不迂,以诚而辅政,故神相之。卿秉天命之性,发仲尼之诚,施己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故敕。”

文中“志”可能是写错了,有可能是“至”。诏文另外表明,朱元璋那种顽固的农民心理意识,对神的崇拜是落后的文化心理。

同时,又是受程朱理学“气质之性”思想的影响。他是以程朱理学来理解儒学的。升任宋讷为国子监祭酒时,朱元璋到国子监去,他特别指出要对太学生“禁止防遏”。

这种思想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东西,一方面看出他由农民——和尚——起兵打天下,这也是一种人欲在驱使着他。

明孝陵

恩格斯指出,正是这种“恶劣的情欲”,贪图权势的欲望驱使人作出伟业。朱元璋也是这样。他成皇帝后怕别人推翻他,就强调“禁止防遏”,要求人按照“理”来生活,所以他在思想文化上信任的人,就是能用这一套要求自己也教育别人的人,宋讷就是这样的人。

国子监是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是地方学校的榜样,由此,发生了很多社会变化。朱元璋死后,其孙子继位。建文朝开始,建文帝与叔叔们展开了斗争,建文帝被推翻,朱棣做永乐皇帝,仍奉行朱元璋这套并有所强化。

朱棣在当时召集人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由于编纂者水平低,就采用抄袭之法,拼凑而成,仍是程朱的学说。

《四书大全》

书编成后,永乐皇帝自己写序,并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修书目,作为考试的依据,要在指出程朱理学的正确性。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理论思想和法定的学说。由此,文学思想也有了改变。

高启、杨维桢是元末特定时期的产物,但他们不是代表。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宋濂之类的人也有一个层面,他们是程朱理学的接受者。

宋讷在《容膝轩记》中批评过分的言论,尤其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言论。因为那一时期有许多不合礼义的言行,如刘伶。

宋讷批评的两个人是陈登和陈蕃,表扬了一个“独立遁世”的人。这个“遁”不是超脱俗世,而是“质美气纯”,不计名利的人。这种人是“浑厚芳润,不尚奢侠,不出过分言”。这说明他赞美的是没有追求,不反抗现实的人。

宋讷画像

文章中没有尖锐的言辞,不使人在心理上有痛苦之感,而只是愉快、平和。这个“润”就是“水之润下”之意,即无任何波澜;“奢”,即大言,指感情的夸大。宋讷自己的文章也是这样,多是说道理,讲儒学,文中有明显的政治的、伦理的卖弄。

他的诗有许多歌功颂德的东西,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如《洪武癸丑九月十八日为外兄集贤大学士张东谷贺八十》有“天为邦家产俊贤,凤池鸟府宠荣全。累朝事业应传后,当代轩裳不愧前。节去重阳多九日,寿高潞国过三年。从今种秫为春酒,醉看耕耘二顷田。”

诗一开始不仅捧亲戚,也捧朝廷。他赞扬张东谷安闲自在的生活,实际也是一种淡泊的生活。最后两句是一种宽解,要他安心养老。这是一种很平常做寿的诗。

《宋文恪公西隐集》

其实,是否到生日就有作诗的激情,这是值得怀疑的。古人有此风,无怪乎王国维说是“羔雁之具”,是用诗来代替生日贺礼,没有什么诗意的。但就这种题材,他还可以赞美朝廷和亲戚,加上政治、伦理的内容,并有宽解之句。

另外一首《舟过长芦》,不是应酬性的,不知有多少感情的冲动,但与《洪武癸丑九月十八日为外兄集贤大学士张东谷贺八十》不同,其云:“列肆亭台土已崩,旧时和气冷如冰。城池人物分今昔,市井繁华间废兴。断壁野花迎客棹,坏桥津断晒渔罾。谁知兵后商人少,岁课犹随国用增。”

此诗并非歌功颂德,其中写得真实之处是最后两句,商人少而税多,包含对增加税收的不满,但不敢有太多的批评,在表示不满中带有分寸感,可以知道是理智的产物。长芦为盐商聚居地,而现在他看到的是萧条一片,感到城市与人物都不一样了。从诗中看是没有感慨的。

宋讷画像

宋讷的诗要么歌功颂德,要么没有感情,只有起承转合的技巧,虽有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但有分寸。这与唐朝比是一个大的退步,而与理学思想是一致的。

宋讷的《理学须知序》中说,战国时的圣道,圣学很少被人注意,秦汉以后失传,宋代二程一朱才使圣学得到复兴。他以为,程朱以前是黑暗的时期,程朱以后人们才知道有“大道”。宋代以后由于人的感情的衰败,诗中不再有大的感情波动。宋代理学刚刚兴起时,诗受到影响不深,虽无感情但有气势。

到明代,宋末时用技巧营造感情气势的诗也不存在了。何以所谓技巧造气势,造成有感情的假象?如“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这是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中的一首,这首诗给人的印象不清楚作者要表达什么,但极有气势。开头一句,景色雄浑,心境寂寞,显示出是一个沉思的人。

宋讷家族墓地

在这种沉思中或为景色感动,或紧张压抑,或孤独悲哀,总之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把君山与十二湘水女子相比,有新鲜感,同时表明作者思绪很多,想得很远,甚至想到屈原的湘水女等等。银山,指波涛,这种景色也是很美的。

读此诗开始有新奇感,再后感觉有味道。但把诗简化一点,就透出思想的平凡,并不是作者感情的激动,而是喜用技巧:

首先,是想象奇特(山——湘水女的发髻),有意省略链接的词,使读者不易理解,不直接表现对当时景色的感想。由此,使人感到突兀,给人一种生涩的感觉美,也就有了新鲜感。江西诗派的作品都有此特点,使人由好奇而爱好。

《全明诗》

其次,是尽量选择气势磅礴的形象,必要时就用反面着笔,把眼前没有的东西幻化出来。这是手法,不是感情激动。黄庭坚诗中的情景是人工的,不是自然感情的流露。而这种人工的情景还多是从古人诗中变化而来的。

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从李煜《浪淘沙》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暮凭栏,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中变化出来的。

“暮”一字也有写成“莫”的,“暮”与“莫”从字源学看本是一个字,“莫”原指太阳在草中,是通假字,后被“没有”的意思专用了。所以真正原意上的“莫”要在下面加上个“日”,写成“暮”。李后主是以自己的孤独与大自然相对照,黄庭坚的继承是明显的。

第二句。唐代皮日休的《缥缈峰》诗中有:“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用“青螺”来形容缥缈峰,黄庭坚只是把它固定为十二个。唐代雍陶《望君山》有“应是水仙梳洗罢,一螺青黛镜中心。”

句,螺,又可以做女人发型,又可作螺子黛,装在螺子形状中的画眉用具。黄庭坚归纳了这两句,成了此诗第二句。

《明诗综》

第四句,与刘禹锡的《望洞庭》“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有联系。

对于黄庭坚的诗,只有对古诗不熟悉,或是少读他几首的还认为不错,但多读或对古诗较为熟悉的人都不怎样喜欢他的诗。苏东坡评黄庭坚的诗是“江瑶柱”,好吃而不能多吃。

可以说,从宋代开始,诗中的真实感情、激情没有了,衰退了,但还能用技巧作为补充,这需要艺术修养很高才能做到。另外,要有某种个人的直觉,要希望自己做的与别人不同,希望自己突出,这还是自我抑制不够的表现。

到了朱元璋时代,较有自我意识的人或被杀了,或放逐了,就只剩下无自我意识的宋讷之流。他们不想在诗中表现与众不同,要求的是思想精神的自我修养:一是读圣人的书,一是不断和自己内心的私欲进行斗争。

这不仅无时间去读古人的诗词,就算是读,也要多与诗中不合理学的东西斗争,无暇去吸取诗的精华,连弄虚作假的气势都没有了,诗成为了平庸的产物。洪武末年,这样的情形变得尤为严重。

《明诗纪事》

宋讷是元代成长起来的,元的时代可以造就宋讷,也可以造就高启、杨维桢。而朱元璋时代则只有真信仰孔孟而变得倔强的人,这是一种异化。如方孝孺、茅大方等可为代表。

另一种是 “三杨”( “西杨”江西泰和杨士奇、“东杨”福建建安杨荣、“南杨”湖北石首杨溥)和金幼孜为代表的。他们在思想上处处以孔孟之道要求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不同。

方孝孺等是以生命捍卫孔孟之道,而“三杨”是以孔孟之道为自己谋得好处。而使得他们表现出不同面貌的就是永乐皇帝的“靖难事件”,他们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有着突出的反映:

方孝孺是坚决不妥协投降的,朱棣还是想用他,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人的名声也好。因此,要他起草诏书,可他不干。最后,这位永乐皇帝用了很残酷的刑法,并诛十族。《明史纪事本末》载,他的学生也被杀了。

朱棣画像

明代成长起来的人有两种,少数是舍身取义的,多数为己谋利的。这两种人在文学上大都是“存天理,灭人欲”,真假却有区别。他们的作品成了没有自我、没有感情的作品,但具有的是严重的说教成分。

从历史上看,我们就没有什么文艺与非文艺之分。不论是否说理都是文章,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有说理,歌功颂德,必须讲究君臣之伦,无君就无一切享受和精神上的依靠,以及人生活上的依靠。到建文、永乐时期,没有自我的文章占领了文坛,道德上不一样的人,在文学上则是一样的。

“三杨”和金幼孜,他们在年龄上比方孝孺小,是朱元璋教育路线下成长起来的。与高启比较,就可以知道教育的重要。几十年的教育,培养造就出了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的人。

杨士奇书法

“三杨”及金幼孜们把自己看成皇帝的附庸。作品中连篇累牍地讲程朱理学思想。如《送周氏县丞之东莞》:“除书朝下彩云间,岁末承恩鬓已斑。”

除书,任命诏书。其中可以看出个人与皇帝的君臣关系是摆得很正的。帝在天,民在地。诗中表现歌功颂德是其次,重要的是深入骨髓中的奴才精神体现出来了。

他们不会真正的为自然景色所感动,也不会写出真正的自然景色之美。如《京师八景》,几乎每景都忘不了表现他们的身份和特点,如第一首《居庸叠翠》:“扈征常时经此处,坐看天际白云生。”用天上的东西比喻皇帝,这可谓是民族特点——颂圣。“征龙处处施甘泽,四海讴歌乐治平。”(《琼岛春云》)

这正是“坐看天际白云生”一句的注释。自然景色的欣赏是人与自然的交融,但他们想的是如何与政治需要联系,就没有任何交融可言。这种愿为皇帝附庸的思想深入言行之中,处处可见,哪怕是不经意的一句话。

《北征录》

在“三杨”之前,高启之后,还有孤独的一代。也就是原来还有着旧的影响,后来受到新的教育的,在创作中与“三杨”等是相反的一代,代表人物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至洪武九年(1376年)他开始向宋濂学习。

以中国年龄计算的方法,自1357年至1376年,已是二十岁,他这时才比较系统地接受儒家程朱理学的观点,少年时受的教育并不正规,二十岁开始思想受到严格训练,而很多方面受程朱理学的系统影响。

方孝孺画像

他是一个真正的道学者,在思想上要求高,并不断改造自己。他的诗歌多为说教式的。由于受正规教育晚,原来的东西常常会冒出来。作为孤独时期的作家,创作也出现了矛盾。从他身上可以看出高启、杨维桢的诗如何变成“台阁体”的“三杨”诗的过程。

他的《读荀子》:“道之不明,好胜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遗言大法漫灭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复章。圣人之业焕然与天地同功。彼处士者生于其后,务怀诽讪之心,以求异于前人。其心以为尧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复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为哉?于是各驰意于险怪诡僻、涣散浩博之论,排击破碎先圣人之道,……”

他认为孔子的学说是唯一真理,孟子发扬了真理,而危害最大的是荀子。他认为要保护人的理性,不要让人的私欲来污秽理性。这完全是程朱理学的思想。

方孝孺年轻时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在《家兄寄中秋会饮诗因分韵述怀以答》中有反映:

《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

念昔童稚日,此身百无忧。良宵见明月,喜悦如有求。大母方寿康,诸祖未白头。开筵罗广庭,蔬果间殽馐。先公奉觞起,叔父迭献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璆。酒行闻雅歌,鹿鸣和呦呦。岂无辨难言,礼仪皆先猷。肐略轻万事,高视旷九州。……

座间二季父,豪俊邈无俦。慷慨颇蜂起,自许公与侯。酒罢宁复眠,长吟倚危楼。夜阑得秀句,叩户来相投。我时被钟爱,兄弟共哗咻。席宾欲亡酒,輙笑牵衣留。转眼二十年,存亡两悠悠。

他回忆年轻时的生活,是十岁前后到十六、十七岁阶段,其中可看出,他少年时过的是一种慷慨豪放的生活。

《逊志斋外集》

尽管有“先猷”、“礼仪”,但也有“慷慨颇蜂起,自许公与侯”。他的家庭,包括他叔父的思想风格与程朱有区别。程朱理学首先是考虑道德,即所谓“性命”、“道德”是第一位的。性命,指人的本性,意思是天理为命。这是程朱理学最重要的事。

但方家的传统是把“立身扬名”“建功立业”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扬放的,自高自大的东西,是典型地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的观念。“高视旷九州”中的思想正是程朱理学一再批判的。

“天理”是三纲五常,这就需要把自己看作是无价值的,要服从天地、君臣、父夫,这样臣服,人人信服,从而人就失去了个人价值。而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那就是危险的,是不服从的根源,是程朱理学的中的“私”,是要反对的。“天理”是“公”,看重自己是“私”。方家的家庭教育与程朱思想是相矛盾、对立的。

方孝孺手迹

这首诗既然说“转眼二十年,存亡两悠悠。”至少是在方孝孺二十七、八或三十左右所写,那时他已受到了宋濂的严格正统的教诲,但回忆早年生活时,还是流连怀念的。对不正规的生活也相当的留念。“席宾欲亡酒,輙笑牵衣留。”是指酒客们逃席,笑着让他们留下喝酒。

在理学家看起来,这是不好的,是过分的,但方孝孺是留恋的。尽管方孝孺在理论上接受理学,而在感情上家庭教育打上的烙印却洗不掉。这是人的某种特点所决定的东西,与理学之间有矛盾,其中可知程朱理学与人性的矛盾。

由此,他的诗歌有着明显的两种内容:《杂诗四首》、《勉学诗二十四首》这类的诗,在方孝孺现存的诗中占多数,《吊李白》又是一种类型,在他的诗中占微弱的少数。

《勉学诗·残灯结成花》,讲人不要因为私利淹没了灵智,为此要学习儒家的思想,诗是说教性质的诗。《勉学诗·儿童聚嬉戏》是教导子女要孝顺父母;《勉学诗·妻贤少夫祸》是讲夫妻好合,不要吵架,让父母欢喜,是有韵的说教。

方孝孺墓

《杂诗四首》中的“相如妙文辞”诗是批判司马相如的,司马相如文章写得好,但他贪图黄金,给陈皇后写赋,是做得不好的事情。人生只要是遇着拿到手的和要付出代价时的,那么所作所为如何,这是看得出人的德行的,就是千载后都看得见的。由此,方孝孺得出结论,司马相如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是“过富”。当然这也是说教的诗作。

《吊李白》诗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观念。李白从唐中期后,就有白居易批判他,说他诗中少有国计民生,把个人看得高,国家看得低,是不符合儒家精神的。

方孝孺却对李白评价很高,认为他比天地造化更厉害,自然一切都要变化、衰败,而李白则是永恒长存的。以儒家的观点看杜甫比李白好,方孝孺则赞李白而对杜甫不推崇,实际上是他的思想行为中与李白产生了共鸣。

理论上是程朱理学的,感情上又是向往慷慨激昂的生活。这种向往是从小就根深蒂固的。

《全明文》

方孝孺把自己看得很高的慷慨,以及喝酒作诗,与李白是一致的,这种家教和性格是与李白相近的曲折反映。方孝孺对永乐皇帝的态度,主导的是儒家程朱理学思想,而倔强则与从小培养的个性有关。诗中透出的是一种狂放不羁的特点,与杨维桢的《大人词》是相通的。

从方孝孺可以看出时代的改变,元末的文学特点逐渐为另外的思想所取代。而后一种的思想倾向逐渐去除了前一种的思想倾向,“三杨”之后,诗坛就为理教所统治了。

茅大芳的生卒年代不详,他比方孝孺的年龄较大些,但不会超过十岁。他少年时期在元末度过的,青年时期在明代环境中长大,与方孝孺是朋友,互相以“道”“义”勉励。在明成祖时期被杀。

茅大芳手迹

他的思想也是程朱理学系统的,其《早秋》诗:“寒蝉抱叶寂无声,络纬莎鸡应候鸣。微物尚能含至理,悠悠人事转关情。”《上鄂王坟》:“我有两行生铁汁,等闲不为傍人泣。今朝来上鄂王坟,一洒平原芸草湿。”

诗中似有英雄气概,但也有可怕的一面。他把“泪”叫“生铁汁”,这虽表示刚强,与人不同,但也看出抑制自己。

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为未到伤心处。”即鄙视眼泪,认为哭泣是女人的事,男人所不为。

这虽是有对男人的某种期望,但也可以看到对“不动心”的推崇,这也说明许多事情不值得伤心,推演下去就是人可以做出许多残酷的事。如《三国志演义》中刘备打了败仗,带着少数人到了一人家投宿,这家人为了招待刘备,杀了自己的妻子做菜肴款待。

《三国志通俗演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所谓男子汉气概,为了某种真理、事业,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男儿伤心事是很少的,残忍的事也不动心,亲人只要可以死得其所,他们也可以笑而称之,抚掌称好。

《儒林外史》对此也有描述:王玉辉的女儿要守节而死,他是认为死得好。这就是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泪”为“生铁汁”,也反映出为了所谓正义事业要牺牲自己,而且不能看成悲哀,要视为是光荣。

这与现在说的人道主义是不一致的。一方面可以看到坚强或英雄气概,这也是与礼教中对个人幸福、个体生命的漠视联系在一起的。

诗的最后两句意思是,男儿只有为岳飞这样的人才值得哭泣。这也可以看出真道学与假道学的区别:

用身心拥抱理学是真道学,而假道学则是让别人去殉道,缺乏真实的东西。仅这一点是比“三杨”好。但是,这种真实之情也是可怕的。因为假道学尚可通融,真道学则是不讲情面到了极点。

《明诗别裁集》

《早秋》中诗人在自然景象面前是无动于衷的,他所感到的是一种哲理的东西,是人生的道理,认为在这种道理说明一切都有其时机,时机一到,“莎鸡”(一种昆虫,俗名纺织娘)也可以像候鸟一样鸣叫,时机失去了就不能鸣叫了。所以,人也该不失时机。

这一点与方孝孺的《勉学诗》也是相通的,都是要人即时努力。这是经常用儒家的道理学说在自然界印证的方法,作者不是为自己而生存,而是为人生道理而活着。

在自然面前,他不是享受自然的给予,也不会为自然界失去什么而悲哀,出现什么而欣喜,而只是为“理”找自然加以印证,然后进一步去努力认识道理。

《明诗选》

由这可知,儒家是如何逐步束缚人的心智,作家如何逐步让自己的心智与儒家道德相符合。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理”是如何以儒学来征服自己,把人的生命活力征服、削弱的过程。

这时期个人的心灵行为被否定了,不再是元末那样较为重视个人的心灵价值。明代初期由思想界的变化所产生的文学精神的变化,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反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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