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象到现实——用丝绸之路串起一部中国域外史
正是石榴葡萄成熟的时候，郭建龙又出新书了。在这本《丝绸之路大历史》中，郭建龙告诉我们，石榴葡萄都来自西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
在当下这个社交名利时代，郭建龙是一个另类。他常常远离人群和手机，长时间闭关写作，这让他在创作上一直保持着令人汗颜的高产和质量。他去年出版了《穿越非洲二百年》，还有一部译作《一把海贝》，今年紧跟着又是这部《丝绸之路大历史》，几乎保持一年一部的惊人创作量。
现在人经常说自己没有时间读书，因为大量时间都被用在手机和社交上。鲁迅先生说，他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他是把别人和朋友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郭建龙甚至卸载了手机上的微信，这种时间自律让他掌握了自己的时间，也有足够时间来读书写作。
虽然历史写作不同于文学写作，但郭建龙的作品总是该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跟“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一样，《丝绸之路大历史》也是一部关于中国的通史性作品。这部书与“密码三部曲”有一定的相关性，征服时代带有“军事密码”的地理解读，贸易时代带有“财政密码”的经济分析，信仰时代带有“哲学密码”的意识形态演变史叙述。
本书的主题貌似“丝绸之路”，但细读之后就会发现，它与一般的丝绸之路史有很多不同。
丝绸之路向来是历史热门，但其实真正面向大众读者的书并不多。刘迎胜先生写过不少丝绸之路的书，具有深厚的专业学术性。前两年引进出版的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大历史》，属于畅销书之列，以丝绸之路为主题撰写了一部世界通史。
相比之下，《丝绸之路大历史》则将立足中国本土，以丝绸之路为切口，讲述了一部中国对外关系史，这种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官方层面的外交关系，甚至包括也不限于丝绸之路本身。这正像书中对“丝绸”这种商品一笔带过一样。准确地来说，这部书所讲述的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史”或“中西关系史”，它更接近于“中国域外史”一些。
“中国”二字最早出自西周青铜器何尊，意思是指王城成周（洛阳）。后来“中国”扩展到中原，很多“化外之地”不断被囊括进来，后来才发展到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中国的扩展过程，不仅是疆域的扩大，也是对域外化外的探索和了解的过程。在不断对外碰撞中，“中国”的边界逐渐清晰和明确起来，“域外”与“域内”最终形成不同的世界，“域外”成为世界，“域内”成为中国。一部中国发展史，既是一部域内整合史，也是一部域外探索史。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大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域外史：经过探索与碰撞，一部分域外变成域内，一部分域内又变成域外，而大部分域外则永远是域外。
一
按照历史划分，现代世界始于1493年，这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谓新大陆，是相对于旧大陆而言的。旧大陆指的是欧亚非三大洲构成的大陆板块。在1493年之前，欧亚非世界与美洲大陆是互相隔绝的，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实际上，即使哥伦布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他以为自己到了印度，所以把新大陆人称为印第安人，也就是印度人。
哥伦布的认知具有典型的历史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人对于中国以外的域外认知也大体如此。
英国作家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一书中，以帕米尔高原为分界点，将欧亚大陆分为东亚和中亚欧两个地理板块。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两个地理板块跟新旧大陆一样，也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将这两个互相隔绝的地理板块连接起来，所以张骞和哥伦布一样，对丝绸之路的发现被视为“凿空之旅”。
郭建龙对于东亚地理板块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旧大陆，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天然的完整边界的巨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是巨大而又连通的华北平原、两湖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围的山地以及东南滨海地区，对这个核心区域形成了完美的保护，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维持着统一和向心力。
与之对比，不管是欧洲、印度还是非洲，都缺乏如同中国的地理完整性，在历史上充满了分裂倾向，小国林立，无法形成统一市场，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支离破碎和战争状态。
正是在这片幸运的土地上，中国人建立了数个富裕的朝代。正是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其本土比周边更加富裕的现状，产生的巨大向心力使得中国人过于关注本土，缺乏对周边地区的好奇心，也形成了所谓“中央之国”的世界观，更进一步束缚了中国人的脚步，让我们很少能走出国门，探索世界。”
电影《冰河世纪》中讲了一个故事，大洪水之后，一只劫后余生的猛犸象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寻找到另外一只和它一样的猛犸象。其实人类也是如此。据说现代人类都来自非洲，然而当他们分居在世界各地后，却彼此失去了联系，人类以不同族群各自发展。当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产生了寻找同类的需求，或者是为了贸易，或者是为了征服。总之，人类之间的“大串联”就开始了。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方，在哥伦布之前，唯一可以连接的对象只能是西方，这就是丝绸之路。从秦汉起，中国就一直不断向西试探，最早有周穆王西巡，后来有张骞通西域。
除过向西，中国也不断向南发展，从长江到珠江，最后进入南海。向西的结果是将西域（安西）纳入中国势力范围，向南则囊括了大半个越南（安南）。相对而言，向北方（西伯利亚）和向东方（朝鲜和日本）的探索就少得多，反倒是对方找上门来。
人类学家王明珂曾经写作过一部《华夏边缘》，他以田野调查结合历史分析讲述了中国边疆地带的文化认同问题。这部书给了我们一个认识中国历史的新奇视角，即他者的变迁。中国作为东亚地理板块的核心文明，具有极其强大的向心力，域外的他者不断地被这种核心文明所吸引、所同化，最后变成域内，化外变成化内，中国文化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中国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个例外。
二
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正如西方是相对于东方。古希腊人将波斯和印度称为东方，罗马人将帕提亚（安息）视为东方；同样，这些地方又被中国视为西方。伴随着大航海运动，中国与西欧终于相遇，从此以后，中国成了“东方”，西欧成了“西方”。
现代思想有地缘论一说，中国的地理封闭形成思想观念的封闭，传统的儒家学说和华夷之辨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保守思想。对中国来说，域外只是一种想象，并不值得真正去探索。中国文化的向心性，始终关注的是中央朝廷，即首都和皇帝，这就如同太阳系的运行围绕太阳一样，边缘地带的小行星都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
从古到今，来自北方草原的入侵是一种强加的域外文明，来自海洋的西方炮舰也是一种强加的域外文明，中国对待这些域外文明的态度，其实都是一以贯之，即不主动接近，只会被动接受，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始终无法动摇。即使中国被嵌入世界地图，中国依然位于地图中央。在一个中国权力精英看来，现代文明于中国而言，也只是丰富了器用，改善了耕织，域外并不值得中国去过多关注。
这种对待外界事物的态度在清朝就很典型，清朝康雍乾三代的宫廷中有大量西洋钟表，也豢养了一大批西洋画师和精通天文地理的传教士，但清朝编撰的《明史》中对欧洲国家却语焉不详。明末时期，利玛窦就为中国绘制了世界地图，到了清后期，爆发鸦片战争，清廷上下依然对西方世界不甚了解。这种无知主要是没有兴趣，所以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也备受冷落，被扔进故纸堆中。
郭建龙从历史角度，大体上将中国域外史分为征服时代、信仰时代、贸易时代、帝国时代。
秦汉以战争立国，对域外以武力征服来进行控制，这其实是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武力强盛时，域外变成域内，被置于中国保护和统治之下；武力衰落时，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域内又变成了域外。
唐朝文武兼施，不仅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在武力征伐之外，也以文化交流和兼容并蓄来加深对域外的了解。从法显到玄奘，佛教连接起中国与印度，征服人心而不仅是征服疆土。宗教信仰自由让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唐气象。
宋、辽、金时期，中国处于一个新三国时代，第一次出现了正式的平等独立的国际外交活动。在国家关系中，化干戈为玉帛，贸易活动被纳入国家财政，专门负责外贸的市舶司对自由贸易进行保护，经济文化日趋繁荣。最有意思的是朝鲜非常充实中国文化，总想获得中国的图书，而宋朝总不想给，最后通过民间贸易，大量图书甚至刻版被输送到朝鲜。
元代中国作为蒙古帝国的中心，也成为世界中心，中国史变成世界史的一部分。蒙古大交流，使得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从陆地到海上，交通的风险变得很小，马可·波罗、白图泰等西方旅行家纷至沓来，汪大渊等也扬帆西洋。从贸易到文化，中国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元代之所以成为分水岭，在于蒙古帝国对中国和西方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蒙古帝国横跨了整个亚洲内陆，西方人可以毫无障得地通过蒙古人领地，从西欧直达中国，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知识震撼和好奇心，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可是，蒙古帝国作为外来势力对中原的入侵，却让此后的中国变得更加保守。南宋的理学本来就是一种保守的哲学，遇到蒙古入侵之后，整个中国南方排外的风气达到了顶峰，这种风气又经过朱元璋渗入了明朝统治者的血液之中，最后又传给了清朝统治者。”
明清时期，西方进入后哥伦布时代，携现代文明之威重塑世界，恰在此时，中国因蒙古征服而走向内敛，进入一个后帝国时代。虽然中国的丝瓷茶畅销世界，新大陆的白银也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但明清官方仍坚持海禁。
树欲静而风不止，海禁不仅未能阻断贸易，反而酿成一系列灾难，从倭寇之乱到鸦片战争，中国一直挣扎在世界的边缘，对域外的恐惧和警惕成为一种杯弓蛇影的普遍心态。
三
对今天的人来说，哥伦布无人不知，但在历史中，哥伦布式的人物并不少见，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勇敢而传奇的故事。用郭建龙在书中常说的话，这些人不仅是探险者，他们也是情报人员，用通俗一点话来说，他们就是007那样的“特工”，最著名的如茶叶大盗福琼。
现代社会信息极其发达，但其实在传统时代，情报和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更加重要。
《丝绸之路大历史》以时间线为写作顺序，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哥伦布式的人物，如张骞、班固、法显、鸠摩罗什、玄奘、苏莱曼、丘处机、马可波罗、白图泰、鄂多立克、周达观、汪大渊、郑和、皮列士、利玛窦、马戛尔尼等等。其实，在这些人之外，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出现在本书中，比如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卜弥阁、闵明我、斯坦因以及“丝绸之路”的发明人李希霍芬等等。
我个人觉得，卜弥格比利玛窦的故事更加神奇。他是和汤若望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的，也是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但他深深介入到明末清初的中国政治中，甚至为大明殉国。卜弥格作为南明的使节不远万里赴罗马教廷求援，等他回到东方，南明皇帝已经死于缅甸，他最后死在越南。在政治之外，卜弥格还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发现《大秦景教碑》的西方人，卜弥格最早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尤其是中医介绍给西方，这比李约瑟要早得多。尤其是卜弥格编撰的《中国地图册》和《中国植物志》对西方影响甚大。（可参阅《中国使臣卜弥格》）
对于中国历史，人们都知道周秦汉唐元宋明清，但其实真正的历史比这复杂得多。在这些主流王朝之外，还有许多数也数不清的小王朝小国家，有的国祚绵延数百年，有的兴也勃，亡也忽，只是昙花一现，它们中有许多都是少数民族的部落国家。说起高句丽、吐谷浑、南诏（大理）等，或者前秦、后秦，南凉、西凉、北凉，或许很多人都一头雾水。
关于这些边缘史，以前高洪雷写过一部《另一半中国史》，就主要讲述了中国历史中的匈奴、契丹、鲜卑、突厥、蒙古、女真、党项、羌、粟特、回鹘、吐蕃、柔然等。高洪雷作品多少有点文学家言的样子，和余秋雨一样多有抒情。他按照每个民族分类写作，是典型的民族史写法。
相比之下，郭建龙将这些边缘史置于中国史的大叙事之中，常常貌似一笔带过，但其实精确地展示这些边缘史在历史中的分量。在真实历史中，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匈奴与突厥之间，突厥与蒙古之间，鲜卑与契丹之间，常常存在民族融合和继承关系。在地理和历史交织中，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仅从语言文字来说，域外与域内、古代与现代就有极大的不同，各种误读误解就让人难分难辨。同样一个地名，在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名称。比如马可波罗笔下的鞑靼、契丹和蛮子，就让很多西方人看得糊里糊涂，不明就里，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国。这个谜团直到卜弥格游历完中国之后才解开。这就像是明朝晚期的“佛郎机”一样：当时的中国人将法国人叫佛郎机、将葡萄牙人也叫佛郎机，将西班牙人也叫佛郎机，甚至将马六甲也叫佛郎机
再比如，汉代时候西域大小国家林立，以撒马尔罕为中心中亚是如此，东南亚地区更是如此，再加上宗教变迁和民族融合，读历史弄不好就变成刻舟求剑——船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人却还在原先的地方按图索骥，必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余秋雨的历史文学曾经风靡一时，一咏三叹，荡气回肠，其实历史写作最重要的真不是文笔，而是思路，思路一定要清晰。叙述的历史越是复杂，越是能看出作者的写作功力。郭建龙的理工科思维让他总是思路很清楚，条理分明，每个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这本书的阅读之中，我常常惊讶于作者对宗教信仰和地理概念等这些复杂问题的解释，我完全得益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宗教流派和内部演变非常复杂，经文和习俗更是众说纷纭，郭建龙读万卷书的优势给他带来帮助。中亚、印度和东南亚的地理地貌非常复杂，多民族带来语言杂乱，单单地名就是一个麻烦，一个地方有各种各样名字，这时候，郭建龙走万里路的优势帮助了他，很多地方都是他用脚丈量过的。这或许是许多其他历史写作者所无法企及的地方。
四
随着这些年历史阅读的一步步升温，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在选题上更加广泛，已经从早期以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宫廷权谋斗争史进一步发散开去，发展到财政、制度、物价、民俗、经济、技术等专题史方面，这不仅是读者市场细分的结果，也是写作者群体一种文化自觉。
我一直认为，历史学术研究与历史图书写作正越来越按照专业分工原则发展，做学术研究的并不见得擅长写作，做写作的也不见得擅长做研究。就在最近，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拉开帷幕，“探索汉语历史写作的公共意义与多样可能”，这个奖项及其SLOGAN正指明了历史写作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在过往，人们总是以学术性来批评历史写作者，这纯属荒谬。相比学术研究，历史写作就有更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以及更为广阔的受众和思想空间。
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所成就，郭建龙的这部书充分展现了他驾驭历史写作的超凡能力。他对任何大历史题材都能举重若轻，对史料取舍剪裁恰到好处，这些貌似信手拈来，实则在背后下足了功夫。
对一个历史写作者来说，阅读和涉猎是极其重要的，但仅靠阅读还不行。很多写作过这类通史类型大历史的人都知道，现代资讯发达，最大的考验不是史料匮乏，是史料泛滥失控，最后被史料淹没，没有了头绪。这时候就能看出作者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关键是如何分清主次，将乱七八糟的史料梳理出来。
我认为，《丝绸之路大历史》最值得赞赏的，就是把中国大历史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小历史全部挖掘整理出来，这些历史的细节在过往都是被人忽略的。
这这部书中，读者在不经意中就了解到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的历史演变。也会学到关于佛教宗派典籍和伊斯兰教分化的相关知识。在许多地方，作者为了更方便的处理这些信息，改用表格形式来处理，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一般而言，表格在学术论文中比较常用，这本书所关注的主题和涉及的深度已经与学术研究非常接近。
总体来说，《丝绸之路大历史》是一部大书，首先是信息量大，世界跨度大，人物众多，地域广阔，其次，从内容上囊括地理史、战争史、宗教史到观念史。但即使如此，这并不是一部史诗性的大叙事。名为“大历史”，其实这本书的写作非常细碎，很多事情都只能是一笔带过，就连玄奘和郑和的故事也是着墨不多。即使在文字上这样克制精炼，这本书的厚度也非常可观，字数足有四五十万字。
同样一段历史，不同作者有不同的写法，关于丝绸之路的书很多，以丝绸之路为线索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的不多。郭建龙的《丝绸之路大历史》不仅体现了郭建龙独特的写法，更重要的是，这部书也只有他能写，只有他才能将这些碎片化的小历史攒在一起，构建起一部关于中国域外演变的大历史。
郭建龙在写到汪大渊时，专门加了一条脚注，注明参考了我写的汪大渊一文，这种细心非常让我感动。历史写作不同于文学写作，凡事要讲求出处，对史料既要博采，又要严谨。在这部书最后，是长达15页的参考文献目录。由此可见写作一部扎实的历史是多么不易。
对许多不做专业研究，只为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普通读者来说，历史学术研究固然令人尊敬，我们同样应该尊敬像郭建龙这样的严肃历史写作者，他们将那些湮没在故纸堆和学术论文中的历史打捞挖掘出来，精心诚意地奉献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以轻松和信任的目光进入历史，获得知识和思想上的教益，所谓此事体大，功莫大焉，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