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65岁的朱棣五征漠北，带着荣耀及满心欢喜凯旋而归，却不料驾崩于榆木川。随行大臣杨荣、太监海寿等人，紧急赶回京师向正在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禀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身宽体胖的中年皇太子悲痛欲绝，哭到差点晕倒。但喘过气来的他突然意识到，他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偌大帝国的第一主人，他不能跟着倒下去。朱高炽随即作出了两项决策：第一，派儿子朱瞻基前往榆木川,迎朱棣的梓宫回京；第二，亲自探视羁押狱中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此前，历任20载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因反对朱棣出征而被下狱。朱高炽气喘吁吁地跑到关押夏原吉的地方，告诉他噩耗，并与他商议如何安排丧礼事宜。夏原吉哭倒在地，许久不能起来。想不到，那个不计较自己早年仕于建文朝，将自己一手提拔为户部尚书，放心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托给自己的帝王，已经从“今上”变成了“先帝”。但夏原吉明白，此时正是帝国权力交托的节点，若稍有不慎，将有负于先帝厚望。他建议皇太子要赈济饥民，减省赋役，停罢下西洋行为，并停止向云南、交趾地区派出采办金银的使团。皇太子全听从了，此次他亲往探望，预示着一朝更替的开始。而他将在不久之后，坐上父亲用血汗打回来的位置，开创被后世誉为“仁宣之治”的盛世。同时，他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明仁宗朱高炽画像
纵观朱高炽这一生，人生的无常在他身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大概朱高炽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坐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大殿上受文武百官三呼万岁，更没想到自己屁股刚坐热乎龙椅，就匆匆让给自己的儿子了。按照既定的轨迹，他一出生，就是准备继承他爹的爵位——燕王。要不是他那堂哥朱允炆上位后急着“削藩”，动了爷爷朱元璋分给他们家的蛋糕，他绝对是要做一世安乐王爷的。有明一代，秉承祖训，藩王这也不让干，那也不用干，国家出钱养老，每天伙食那么好，能不长肉吗？所以，人家体重200斤真不值得被嘲笑。终于，他爸没忍住，决定以叔叔的身份进京（南京）好好教育允炆侄儿，靖难之役爆发。他爸带着他俩弟弟出战，准备返回离开了二十年的“原生家庭”。临行前，交代他看好现在的家，防止贼人偷袭。这个刚刚成年的胖子，大概已经意识到父亲此去是要流血的，弟弟们此行能不能回来还两说呢。朱高炽望着父亲骑上战马的背影，沉重地点了下头。情景大概如下：朱高炽：爹，你们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两位弟弟，你们也要多加小心，注意保护爹的安全，哥哥在家等着你们凯旋！朱高煦：老大，回去吧！这次爹带着我们兄弟肯定杀他个人仰马翻！朱棣援救永平，击退辽东军后，又攻陷了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以西），以事成后与王共治天下为条件换取驻扎在此地的宁王朱权的信任，将其手下掌控的朵颜三卫精兵收归己有。堂哥朱允炆手下大将李景隆也率领50万大军打到了自家门口，而城中此时仅余朱棣留下看门的一万多士兵。面对1：50的敌人，战争一触即发，原本一心想当好后勤部长的朱高炽不得已扛起武器，站在了城墙上指挥作战。朱高炽在“黑衣宰相”姚广孝的辅佐下，选拔勇士乘夜缒城，潜入敌营砍杀，又利用天气因素，命人连夜往城墙上浇水，一浇即冻。前来进攻的李景隆士兵看着白花花的琉璃世界，束手无策，只能坐等朱棣率领朵颜三卫精兵回师与城中的燕军共同夹击解围。李景隆败走德州。他替父亲争取到了战略转移时间，也间接促成了靖难之役攻守态势的转化，使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燕王。但守城之功虽大，却怎么也不如直接上场冲杀更能造成直接的影响。毕竟战场拼杀都是以命搏命，须尽全力方有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坐镇后方，指挥战场，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但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其中的作用。对父亲朱棣而言，面对只有守城之功、身体肥胖的朱高炽，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常年跟着自己在外面冲杀，替自己担下战争的凶险，早已是过命的父子。后来，朱棣登基后，虽封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却更加喜欢当年跟着自己南征北战的朱高煦和朱高燧，甚至还对朱高煦说出了“吾病矣，汝当努力，世子（朱高炽）多疾”这样的话。无形之中，显得皇太子朱高炽更加懦弱无能，也让朱高煦误以为自己有机会学李世民，代兄称帝。朱高煦平时确实也经常自比李世民，处处流露出大哥无能，希望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野心。但朱高煦有个致命的缺点。史载，“汉王高煦，成祖第二子，性凶悍。成祖以为类己，高煦亦以此自负，恃功骄恣，多有不法”。也就是说，汉王朱高煦是个莽夫，除了能打，别的也没什么了。关键还喜欢将“我像我爹”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恃宠而骄，无法无天。任何一个皇帝都喜欢唯我独尊。况且，“汝当努力”之类的话，不知是否为朱棣有意试探朱高煦，抑或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鼓励，希望他能够成长起来，日后辅助大哥治理天下？可如今自己的二儿子到处说他很像自己，貌似曲解了原意。作为从马背上抢得天下的朱棣，父子关系处得极像太原起兵的李渊父子。但，朱棣不是李渊，他不会让玄武门之变发生在自己身上。当朱棣发现自己太过于宠爱朱高煦，导致其变得无法无天后，当即下令褫夺他的一切赏赐，关起来，准备杀掉。但此时朱高炽性格沉静、温和的一面显露出来。他主动站出来，希望父亲顾念亲情，不要残杀他的手足。虽然不知此举是否是朱棣故意为之，但朱棣看到自己的太子能顾念亲情，救兄弟一命，想必心里也盘算着，大明版“玄武门之变”应该不会上演吧？永乐七年以后，因亲征蒙古、督造北京紫禁城等繁杂事宜，帝国头号人物朱棣无暇逗留南京，统管大明政治事务。这让太子朱高炽进入了长达十余载的监国理政时期。所谓监国，即皇帝外出时，由皇太子（重要人物）代行皇帝权力管理朝政事务。在夏原吉、蹇义、杨荣、杨士奇等大臣的辅佐下，大明皇太子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明史》称，这段时间“东宫监国，朝无废事”。在朱高炽的统筹下，帝国一批新的职能部门如河南卫河提举司、陕西茶马司等相继被设立，为在前线打仗的大明军队提供了持续的、强有力的后勤储备。朱高炽还下令，批准当时正遭遇经济危机的四川等地开煎井盐，改善民生。此外，他派人出巡河道、督运物资、修缮仓库、疏浚河道，开放渡口以及接受少数民族朝贡，代天巡狩等。但可惜，他遇到的是猜疑成性的朱棣——虽然委任永乐盛世的治世能臣辅佐太子，却坚决不让太子过多染指军队方面事务以及人事安排事务。也许，一开始，朱棣这么安排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在离开首都时，权力不至于中空。同时利用朱高炽、朱高煦兄弟不合的现状，来牵制两派势力，从而达到永乐中后期政治生态的平衡。这也是古代皇帝惯用的一种管理朝局的权衡手段。历史上使用这种牵制两派势力而高居其上的皇帝，诸如后世之嘉靖、康熙、乾隆，莫不如是。在不少于5次的监国时段里，对于朱高炽而言，既是登基前的一段磨练时期，也是此生最危险的时期。面对着日渐老去的父亲，朱高炽已从当初只需要面对二弟、三弟的夺权攻讦，转变成除了需要面对二弟、三弟的攻讦，还需要提防多疑的父亲为了权力平衡以及对帝国至高无上的掌控，不断地限制自己，怀疑自己，利用两个弟弟的势力打压自己的行径。好在朱高炽凭着自己对父亲的了解，以及监国期间对朝政态势的把握，终于在波诡云谲的永乐后期政治中涉险过关，脱颖而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只知道做好自己的本分，当个孝子就行。若说事事令人满意，估计也做不到，只求一个问心无愧就好。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英武一世的朱棣在北征返京途中突然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担心朱高煦、朱高燧兄弟乘机作乱，决定秘不发丧。军中每日还是向皇帝进餐、请安，一切如故。与此同时，杨荣与太监海寿赶紧回京报告皇太子朱高炽。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一个多月后，当朱棣驾崩的消息传开时，朱高炽已经拖着肥胖的身躯稳稳地坐在了龙椅上。昭告中外，咸使闻之。改元“洪熙”，开创后世称赞的治世——“仁宣之治”。属于他的时光，虽然只有短短十个月，可谓“十月天子”，但比那些在位数十年而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的皇帝强出百倍。十个月，对他而言，弥足珍贵；于大明而言，不可或缺。登基后，朱高炽一改父亲好大喜功的做派，针对父亲伐漠北，征安南，导致十室九空，民苦徭役的现状，颁布了“宽恤之令”。进行赈灾，蠲免赋税，与民同利。在政治上，朱高炽改变了永乐朝内阁“只备顾问”的权限，赋予阁臣参赞机要、票拟等权力。此前被关押入狱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与杨荣、杨溥、杨士奇、金幼孜等太子监国时期的辅弼重臣，一同进入新朝的内阁，把握帝国的整体成长方向。作为一个兢兢业业辅佐两代帝王20年的老臣，母亲去世了，自己却不能守在身边，这不仅是人生的不幸，也是大不孝。因此，年逾花甲的夏原吉，萌生了退意。刚继承帝国的朱高炽并非不明白夏原吉所想，但他实在太需要老臣们的辅佐了，只能驳回夏原吉丁忧的奏折，同时命令有关部门即刻成立治丧委员会，尽心办好老夫人丧事，一应费用全由朝廷承担。丧事结束后，由夏原吉亲属护送老夫人遗体回乡。这样，一方面极力补偿在监国时期与自己共患难的老臣们，以安朝野之心。另一方面，由专业人士处理政务，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方针失误，可以让本来已经内耗过度的大明帝国平稳发展下去。朱高炽的身体很差。面对自己日趋沉重的身躯，蹉跎大半生的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继位后，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行政改革上面。将那些可有可无的官员解职，规定70岁以上的官员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则升任更重要的职务。在逐渐重视科举的前提下，他发现，进士中南北分布的比例极其不均衡，因此规定了取中比例为“南六十、北四十”，使北方学子也有机会进入朝堂一展身手。在他死后不久，宣德二年丁未科，大明历史上首次诞生了一名北方籍贯的状元——正统（明英宗年号）朝帝师马愉。朱高炽继位时，靖难之役虽已过去20多年，但由于政治需要，一直没人敢触碰大明的这道“伤疤”。而朱高炽很快意识到，如果继续实行父亲遗留下来的高压政策，驯化万民，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这本身也与他所崇尚的儒家道德相悖。再则，遗留了20多年的历史问题，确实也需要后世为它重新定性了。靖难之殇，本是同室操戈，但牵连甚广，对经历过它的人而言，都太过沉重了。在仅余的岁月里，朱高炽两次下诏赦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让他们返回京城，过正常人的生活。朱高炽死前不久，还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依法判决案件。对于所有的判决，特别是对死刑犯的裁决，更要做到程序上的反复核查，验明正身。此外，他禁止对犯人屈打成招，禁止惩处犯人时连坐其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大明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朝前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为后来之君扫除了统治障碍。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蹉跎大半生的“胖子”朱高炽咽气了。尽管还有很多政治抱负未曾实现，但总算留给下一任皇帝一个“抚平”过战争伤痕的国家。天若假年，这位“十月天子”也许能创造出比其父亲更加辉煌的大明盛世。可惜老天最终阻止他去实现这一切，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自永乐以来一直帮助和辅佐他的夏原吉、“三杨”等文官，与他们亦师亦友，亲密无间。虽然后世之君将他发明的这套管理方法逐渐变成了帝国“长期运转的机器”，引得党争不断，大明的政治生态系统逐渐变成一个无解的死局。但在他的时代，这套制度其实并没有那么糟，它只是被慢慢用坏了。朱高炽留下来的内阁辅政重臣——比如“三杨”，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中继续保持权力稳定，甚至间接保证了当大明在遭遇“土木堡之变”这种国家突发性大问题时，依然能及时作出相对正确的反应，从而确保大明这架庞大的政治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仅就这一点而言，朱高炽短暂的洪熙朝，对整个大明朝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庙号众多，除了值得歌功颂德的高祖（太祖）、太宗之外，大概所有王朝的君主们，都想获得“仁宗”的庙号——“慈民爱物，功施于民曰仁”。这个庙号实在是太难得了，以至于在将近500位帝王候选人中，也不过仅有四个人（特指统一王朝）曾经荣膺此衔：宋仁宗、元仁宗、明仁宗和清仁宗。
参考文献：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
王天有：《明朝十六帝》，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