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东捻军在赖文光、任柱统率下, 与张宗禹自何南分军“ 以为犄角之势” ,活动在河南、湖北等地, “ 疯忽驰骋, 避实乘虚” ( 左宗棠语) , 以圈圈战打垮敌人,先后在湖北安陆罗家集和杨家河击败清军, 可是1867 年2 月19 日(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 在京山尹隆河(今永隆镇)却先胜后败。尹隆河战役,可视为东捻军溃亡的前奏曲,这是带有战略性的一次战役。对此记述颇见详细的是薛福成《庸庵笔记》, 今人罗尔纲、郭豫明、江地和江世荣诸学者均采其说。郭豫明《捻军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称:“ 二月十九日晨,刘铭传贪功先行, 带了三路兵马冲进河来,东捻军迎上前去,刚要接仗,却不战而退,出奇兵突袭敌后,刘铭传恐后路失辎重,连忙返顾。东捻军见敌人抽队渡河,迅速回转, 分三路反攻。任化邦率队先败其左路军,复合赖文光等打败刘铭传亲自督带的中路军, 后再全力围攻其右路军” ,结果把刘打得一败涂地,“ 不料, 鲍超部突然从背后猛扑过来”,“ 凶狠的敌人以劈山炮连环轰击,东捻军马匹受惊奔腾,多为所踣,相持至黄昏,由胜转败,损失巨大” 。据称原来赖文光在击败刘铭传时,曾激励将士说,“ 今日斩刘捉鲍,长驱西上,一入四川,据巴蜀之利;一上紫荆关,合张总愚攻陕南,洪大王事不足为也” 。(《捻军》第三册186页)但因军队精锐丧失,“ 东捻军在实力上也受了相当重大的损失,因此就影响了入川入中央的预定战略,以后遂陷于盲目性举旗不定的军事行动” 。(江世荣《捻军史料丛刊》第一集)关于这次战争的清方布局, 今人姚永森《刘铭传传》作了评述,且把刘铭传违约失利予以透露:“ 刘铭传与鲍超函约,双方在2 月19 日上午七时(辰时)出兵。这天上午五时(卯时),刘铭传就传令各军进发,比约定时间提早了两个小时” ,刘铭传要与鲍超争功,且求功心切, “ 当即令五营部队留下护卫辎重,亲率马步十五营渡河攻击。东路捻军早就严阵以待,立刻扑来迎战,并派一支骑兵绕过尹隆河袭击刘铭传的后路”,此后即演出了上述的全军几乎覆没状。以诸家记述,主要是刘铭传背约违时而致成败局的,那末刘为什么违约,仅是“ 求功心切” 而已,此中隐情,盖因后来刘铭传得势,故多讳言从略而语焉不详。偶读安陆人程郢秋《翠岩馆笔记》,其中《赖文光兵略》一篇,于此役前夕捻军设置记述甚详,从中足窥刘铭传乃是中了赖文光的激将计。此事当时如外泄,刘更是声名狼藉了, 现录有关内容于下:“ 适鲍超、刘铭传两军继至,文光等乃移驻尹隆河以待之。尹隆河属京山,离府城九十里,地势宽平, 可以纵骑,实一绝好战场也。时鲍超移驻臼口,刘铭传移驻下洋港,两军约以庚午日辰时进军夹击。文光侦知其谋,以箭射书铭传日:“鲍妖勇略,非汝所及,汝何不与鲍妖合,至明日晨刻同来战,顾以孤军驻下洋港, 宁非送死
’ 铭传好胜,又与鲍超积不相能,耻其言,竟爽约,先二刻来战。文光闻之,大喜,谋自以一军堵鲍超,使其两不相顾,李允持不可,谓分兵则军单,不如
合军破铭传,后再破鲍超之为稳健,文光无如何从之。”
赖文光因面临湘、淮两军精锐夹攻,所以采取了分头击破的激将法,他是很有智谋的。但是,他在东捻军中没有权威;他的策划在李允(李蕴泰)持异议后,就只好顺从;可见他很难调动捻军各旗。赖文光部太平军仅数千人(加上德王唐日荣余部)在拥兵自强, “ 哪个兵多哪个狠” 的农民队伍中,他只能是团结、依靠比他实力大几倍、几十倍的捻军,而很难指挥。统帅只听捻军各大小旗主管辖的部队。赖文光在捻军里只是客军,尹隆河战役的布局是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进行、缺乏防止对鲍超从西南方抄袭的警戒而失败了的。表面看是战术失误,其实也是东捻军内部意见不一所殃成的。当年在学生运动中发生“ 南下” 还是“ 北上” 这场争论的是非及其实质。它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即青年学生运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 必然迷失方向,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安徽史学》1990年第01期
京山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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