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中的广德方志佚文（一）
《永乐大典》中的广德方志佚文
《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初年由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大型类书，现今虽残存八百余卷，但保存了大量亡佚的典籍。《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从残存《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失传已久的地方志，有九百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一百八十余种，其余七百余种亦均为明代初期的地方志。仅从电子文档《永乐大典方志辑佚》pp.969～1079部分，即可查得宣城市属地的有《宣城志》《续宣城志》《桐汭志》《桐汭新志》《广德军志》《泾川志》《泾城志》《宁国县志》《旌川志》等志。《桐汭志》与《桐汭新志》则是广德县在南宋时期所编的方志，《广德军志》仅辑录一则，当也是明初以前的方志，这几部志书早已亡佚。我在主编《广德县志（1978—2005）》时，未见到过《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遗憾的是未能将涉广德的三部方志佚文编入《附录》中。
广德现存最早的方志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广德州志》（以下简称《嘉靖志》）和万历四十年(1612)《广德州志》（以下简称《万历志》），这两部志对于广德以前有无方志、编纂情况，都没有记载。《嘉靖志》后，万历年间郡人李得阳曾修《广德州志十卷》（《明史·艺文志》有记载）未付刻。万历四十年由州守李得中、学正李日滋、训导徐文渊修纂成《万历广德州志十卷》，该志云：“仍中丞(得阳)志稍加润焉”，“两月竣事，有李(得中)自序及宁序”，但对南宋及明初以前修志书情况缺乏记载。广德籍万历乙未年（二十三年，1595）进士宁瑞鲤序《万历志》云：“宏（弘）治、嘉靖两志如霜林残叶，盖亦缺久矣。”故宁瑞鲤断言：“广德故无志。”（1）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德州志》，缺十余卷，也缺少这方面记述。
直至清乾隆五十七年，胡文铨修、周广业纂《广德州志》（以下简称《乾隆志》）在卷首《广德州属旧志目》中，方首次列出《桐汭志》与《桐汭新志》及《宏（弘）治广德州志》三部志书名，有无《广德军志》，也无只字记录。
《乾隆志》在《桐汭志》条目下书：“宋郡守赵亮夫序。见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不著撰人〔案〕《南畿志》修於明嘉靖十三四年间，尚引此志，则其亡失当在《邹志》（系指嘉靖丙戍（五年，1526）邹守益纂《广德州志稿》）告成后也。《江南通志》所引有《桐川志》文，与《桐汭志》同，意有异名欤？亮夫知军在淳熙十一年(1184)。”
在《桐汭新志二十卷》条目下书：“宋绍定五年(1232年)教授钱塘赵子直撰，太守林棐序。见陈振孙《书录》解题。〔案〕周秉秀於嘉熙己亥（1239年）纂《祠山事要指掌集》引之。亦作《桐川新志》志，此与《桐汭志》虽俱逸，而名不可没。宁瑞鲤序《李得中志》（系指明万历二十年李得中修《广德州志》二十卷）直云广德故无志，非也。”
从上述记载，可知：南宋淳熙与绍定年间，广德军曾各修过一部地方志，到明嘉靖十三四年间渐都亡佚。
清光绪七年《广德州志》（以下简称《光绪志》）全志基本上是全盘照录《乾隆志》，文字略作删减，再增添自乾隆五十七年后至光绪初年的情况编纂而成的。同样，对《乾隆志·广德州属旧志目》的原文也全盘照录。但在《嘉靖志》、《万历志》十卷、康熙《广德州志》二十卷、乾隆四年《广德州志》三十卷各条目中，先录《乾隆志》原文，后又分别加上邹守益丙申年（十五年，1636）《广德州志序》、李得中万历壬子年（四十年，1612）《广德州志序》、杨苞康熙七年（1668）《广德州志序》和李囯相乾隆四年（1739）《广德州志序》，以补充说明志书编纂过程。这也清楚表明《光绪志》是认可《乾隆志》的观点的。
新中国建立后，修志两部。均取《乾隆志》之说。1996年11月版《广德县志·历代修志纪略》：“宋淳熙《桐汭志》 南宋淳熈十一年（1184）知军事赵亮夫序，纂者佚名。书早佚。宋绍定《桐汭新志》 南宋绍定五年（1232）教授赵子直纂，知军事林棐序，20卷。书早佚。”
2013年6月版《广德县志（1978—2005）》的《历代修志记略》：“〔宋〕淳熙《桐汭志》南宋淳熈十一年（1184）知军事赵亮夫序，不著撰人。据清志记载，该志於明嘉靖十三四年后佚。〔宋〕绍定《桐汭新志》南宋绍定五年（1232）教授赵子直纂，知军事林棐序。〔案〕周秉秀於嘉熙己亥（1239年）纂《祠山事要指掌集》曾引录。亦称作《桐川新志》。书早佚。”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桐汭志》收录佚文较多，依次为：山川3则，官署、仓廪、宫室、古迹、人物、祥异各1则、诗文3则，计12则。条目所记均应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以前之事，但有2则应属《桐汭新志》，误编入《桐汭志》。《桐汭新志》收录了土产1则、人物5则，计6则。所记应是南宋绍定五年（1232）以前之事。《广德军志》1则。为研究与明、清《广德州志》与这19则佚文的关系及佚文史料价值，下面将分种类型逐条与现存较完整的明、清四部地方志进行比对。
1
《桐汭志》与明、清志书均作记载，内容大致相同，仅有详简差异。
1.《桐汭志·人物》：“李彭年，字元老，郡人也。绍兴八年，举进士第。调铜陵尉。初戚方入境，父母殁於贼兵，彭年追慕不已。郡守洪兴祖尝表称之曰：‘伏见土居官李彭年，言行有常，乡里称孝。昨者贼兵入境作过，彭年二亲相继被害，冒犯白刃，收敛营葬，追慕哀恸，人不忍闻。除丧累年，疏食水饮，誓终此身不食酒肉。语及其亲，悽怆泣下。自兵戈以来，习熟见闻孝养废阙不能如礼者多矣，彭年独躬行之，出於至诚，可以激励风俗。’朝廷嘉之，勑赐旌表门闾，官至镇江府教授。今旌表犹在石磴山之旧居，号其里曰旌孝。”〔册一百四卷一○四二一页一〕
《嘉靖志·孝义》无李彭年记载。《万历志·孝子》：“李彭年，绍兴间进士。父病笃，彭年割股肉囗囗以进，父病遂愈。事闻高宗，旌表其都月旌孝都。乡人积土于门，质以黄饰以白，时人呼为孝义堆。”《乾隆志·孝友》记写了李彭年事迹，但较简单，除去引录文献用小号字的说明，仅47字。《光绪志》照录《乾隆志·孝友》原文。
两相比较，《桐汭志》记载要详细一些。对李彭年任官“镇江府教授”，明、清志《人物传》只字未提，《光绪志·卷末·补正》：“李彭年为镇江府教授”。
《桐汭新志·人物》收录了5人，均应为宋代广德军知军事。有2人在《桐汭志》与明、清《广德州志》中均有记载。
2.《桐汭新志·人物》：“赵彦悈，承议郎，嘉定十一年十月到，十五年十二月滿。作成学校，行乡饮酒礼，以示风化。仍立为善斋，教导宗子，创置田产，以资瞻养。重建桐川、山光二楼，移建横塘。”〔册二百一四卷七三二三页七〕
《嘉靖志·名臣传》：“赵彦诚，宁宗嘉定十一年由奉议郎出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立为善斋，以教宗子，置田产，以瞻生徒。士子多赖焉。”《万历志·名宦》：“赵彦诚，宁宗嘉定十一年由奉议郎出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立为善斋，以教宗子，置田产，以瞻生徒。政泽甚溥，士子德之。”《乾隆志·宦绩》：“赵彦诚，嘉定中由奉议郎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置田产，以瞻生徒。立为善斋，以教宗子，政泽甚溥，士民德之。”《光绪志·宦绩》所记同《乾隆志》。
《桐汭志》所写赵彦悈，在明、清志查无此人，但有“赵彦诚”， 其任广德知军事时间相同，事迹也相似，其名字中仅差一字。同一时间内，同一地方，不可能有两个人当郡守。故推断：赵彦悈与赵彦诚，当为同一个人。究竟熟记写错、熟记写对，现已无从查校。对所记述内容，明、清志与《桐汭志》所记基本相同，只不过对“重建桐川、山光二楼，移建横塘。”事迹却未书。
3.《桐汭新志·人物》：“林棐，朝奉郎，绍定四年七月到任。修復经界，釐正版籍，移建贡院，改闢簽厅，增筑三堤，创仁政阁，修仁政桥，请度牒四十道，鼎新广惠显应阁朵楼、献台，从祠神像，及东南两门廊庑四带。奏蠲两县逃苗六千九百四十八石九升六合，代输積欠苗税十一万七百余贯。五年六月，磨勘转朝散郎。九月，处州申前任丽水经界，推赏转朝请郎。六年三月，本军两县经界结局，得旨特与转行两官，六月授朝散大夫。”〔册二百一四卷七三二四页九〕
《嘉靖志·名臣传》：“林棐，绍定四年由朝奉郎出知军事，为政宽简，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二十六石。代输积欠一十一万七千余贯。民甚戴之。尝修桐汭新志二十卷。”《万历志·名宦》：“林棐，绍定四年以朝奉郎出为知军，政崇宽简，嘗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有奇。代输积逋十一万七千余贯。民爱戴之。公余修桐汭新志二十卷。”。《乾隆志·宦绩》：“林棐，绍定四年以朝奉郎知广德参军，为政宽简，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余石。代输积欠十二万贯。民披其惠。”《光绪志·宦绩》所记同《乾隆志》。
《嘉靖志·名臣传》与《万历志·名宦》记写林棐简传时，均书“修《桐汭新志》二十卷”， 说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是知道有《桐汭新志》的，不知为何郡人宁瑞理要下“广德故无志” 的断言？《乾隆志》是肯定《桐汭新志》的存在，但作《林棐传》又删去了这一史实。
4.《桐汭志·详异》记写的是县境麦“一茎四穗”： “绍定元年四月，瑞麦生於县境，一茎四穗。郡守袁君儒图而上之，因刻石置於县治。”〔册一百八八卷二二一八一页十二〕
《嘉靖志·祥异》无记载。万历《万历志·瑞应》也无记载。《乾隆志·祥异》：“《门志》：理宗绍定元年，建平县麦一茎四穗。《通志》作‘广德’。案：《门志》曰四月八日瑞麦云云，麦之生难以日记，故去之。《县志》：知县袁君儒图上之，刻石县治。”《光绪志·祥异》所记同《乾隆志》。
《桐汭志》与明、清《广德州志》所记写内容相同。要指出的是：该則内容应辑入《桐汭新志》，《桐汭志》是淳熙十一年(1184) 编纂，不可能写绍定元年（1228）的事。另，广德其时为军，建平县属广德军，故写为“瑞麦生于县境”，袁君儒“刻石置于县治”，当为县令，故也不宜冠“郡守”官銜。
2
明、清志书记载条目相同，内容有差异。
1.《桐汭志·山川》：“苦岭，在清流县南六十里。建炎间，戚方兵入郡境，朝廷调岳飞讨之，方遂南遁至苦岭，恶其名，知兵必败。时飞兵失道，遇一田父，引至贼营，遂大破之。”〔册一百二二巻一一九八○页二〕
《桐汭志》记的是南宋建炎年间岳飞奉诏战戚方之史。记述文字中有一处错误，云“在清流县南六十里”。据《宋史·岳飞传》与嘉靖《广德州志》载，岳飞战戚方，系发生在广德与浙江安吉县交界处的苦岭关。岳飞战戚方不可能在清流县南六十里的苦岭。又据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的缪荃孙校辑《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载：“滁州清流县，本秦建阳邑，属九江郡，宋改新昌，开皇中改为清流。”《宋史·地理志》：“滁州永阳郡，建炎间置……领县三：淸流、全椒、来安”清流县是宋代滁州永阳郡一个县，与广德的苦岭关相距甚远，也无关连。此处当是抄写笔误。应将“清流”改为“广德”。
《嘉靖志·关梁》：“苦岭关，在州治东南七十里。正德十二年孝丰贼汤、许为乱。知州周时望、判官况照躬率民兵於此禦焉。”《万历志·关梁》，“苦岭关，在州治东南七十里。正德十二年孝丰贼汤、许为乱。知州周时望、判官况照躬率民兵守此以禦焉。亦险隘区也。”《乾隆志·名迹》、《光绪志·名迹》，所附述文字同《万历志》，但将“孝丰贼汤、许为乱”改为“孝丰剧贼汤毛九为乱”。
各志都记写了苦岭，地名虽是同一个，《桐汭志》列入《山川》，所附记为岳飞战戚方之历史。明志列入《关梁》，清志归入《名迹》，有提高地名档次之意。明、清《州志》记写的内容相同，均为明正德年间知州周时望率民兵抵禦孝丰贼之事。《桐汭志》与明、清《州志》均记录了历史，两个朝代不相同的历史事实。
2.《桐汭志·山川》：“东亭湖，在朝阳门外三山里。按《祠山显应集》，张王始於长兴县顺灵乡役阴兵导通流，欲抵广德县东。自长兴荆溪凿河，俗呼为圣渎。仍於岸侧先开一浴兵池，方三十余亩，寻广圣渎之岸，迤逦而西，志欲通津于广德。复於后村毕宅保小山之上枫木之侧为挂鼓坛，鸣鼓则饷至，功未遂而遁於横山。今圣渎之河涸为民田，岁富仓箱，其利尤博。浴兵之池为东亭湖，灌溉滨湖之田仅万顷，菱莲间岁不种而生。至於掛鼓坛，禽不敢栖，蚁不敢聚。”〔册二十巻二二七○页二十六〕
东亭湖，明、清四部《广德州志》均归入《山川》，《嘉靖志》：“囗囗囗囗（字迹看不清，下同）三囗囗湖忠都约五百亩。”《万历志》：“在州治东三十里，约广五百亩。旧传谓张真君所开，饭时余粒化为饭石。余麺，鱼食之。至今鲫魚腹中必有肠如麺条。”《乾隆志》：“州东三十里。《南畿志》云在湖忠都。《混一方舆胜览》作东湖。《通志》云：一名浴兵池。《万历志》云广五百余亩。俗传张真君所开，饭时余粒化为石，鱼食之。《通志》作余麺饲鱼。至今斮魚腹中，必有腸如麺条。后附：明李崇谦《游东湖漫兴》诗一首。”《光绪志》抄录《乾隆志》。
《桐汭志》所记取自广德祠山大帝传说。自《万历志》起，将传说加以扩充，完善成完整神话故事，对东亭湖大小、功能、济民之效（“河涸为民田，岁富仓箱，其利尤博”、“灌溉滨湖之田仅万顷，菱莲间岁不种而生”）而失记录，似可惜。至当代，东亭湖仍有灌溉农田之功。
3.《桐汭志·山川：“南碕湖，在建平县西南四十里。广袤百余里，广德、建平之水皆汇焉，入丹阳芜湖，达于大江。《九域志》作南碕湖，俗呼为南湖。”〔册二十卷二二七○页二十八〕
对南碕湖，《嘉靖志》：“南碕湖，县囗。”《万历志》在《建平县山川》记为：“南碕河，在县西南。广德、建平之水皆汇于此，流入丹阳湖，俗呼为南湖。”《乾隆志》也列入建平县范围记写：“南碕湖。县西北四十里。《文献通考》：建平有南碕湖。《南畿志》：广德、建平之水皆汇于此，流入丹阳湖，俗呼南湖。《宁国府志》：南曰南湖，北曰北湖，今总称南湖，东受广、建诸流。《建平存稿》：西北诸山之水，俱汇于汤，南湖由荆轲桥入朱村潭以入南湖。〔案〕《南畿志》，丹阳湖在高淳县西南二十里，中流与当涂分界。其源有三：一出徽州黟县为舒泉，二出广德州白石山为桐水，一出溧水东庐山为吴漕水，俱入江。”《光绪志》因袭《乾隆志》。
《桐汭志》记述稍简，详于《嘉靖志》，但言之凿凿。《乾隆志》记述详尽，但所引《南畿志》，其中“出徽州黟县为舒泉”一源，似不準确，查校地图，应为青弋江上游，并不经过南湖入长江。
（作者系广德中学退休干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