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背书•抄书•购书•藏书•教书•编书•写书•辨书，他的一生在书香中度过
王伯祥照片
王伯祥，原名王钟麒，字伯祥，号碧庄、巽亭、苏亭、容堂、虹翰，晚年以字行。1890年2月27日生于苏州城内，1975年12月2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与所有的出版家一样，王伯祥与图书有着不可分解的缘分。从读书、背书、购书、藏书、教书到编书、注书、写书、编辑书刊，乃至于热衷以毛笔抄书，临终前还特地写文为旧书辨述，王伯祥可谓与书结缘至深。可以说，王伯祥的一生是在书香中度过的，而这样的人生，也促使其成为中国一流的学者和中国优秀的出版家。
王伯祥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30年，既主持出版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鸿篇巨制，也编纂发行了许多史地教科书、文史类普及读物，是开明书店很多实际事务的重要掌控者和操持者，称得上卓有贡献的资深出版家。
不过，本书并不止于只写他正式的出版生涯，因为无论在正式进入出版行业之前的读书、教书，还是离开出版工作之后的注书、写书，他的人生经历总有着与出版无法扯清的关系。有前因，有后果，有积累，有发挥，而其处处接引关联者，正是那永存于读书人心灵深处的似淡实浓的绵绵不绝的书香。
读书·背书·抄书
“予自识字辨物，便好书册。”这是王伯祥在著作《庋榢偶识》序言中的第一句话。
在他三岁的时候，他的祖父便在方块红纸上写《千字文》，一边教他识字，一边让他背诵。
从三岁学童到八十五岁去世，其间八十二年的光阴，王伯祥始终沉浸于书的海洋之中，在家里读，在学校读，在书肆读，在图书馆读，在出版社读，真正是读无穷尽，乐此不疲。
从《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读到《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再读到《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生不知读了多少中外典籍，涵养了自己的学问，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也造就了丰厚的人生。
王伯祥旧日藏书
博闻强记、擅长背诵，是王伯祥的另一特点。
很小的时候，王伯祥就在祖父和父亲的严格要求下背书，这为他打下了杂实的基础。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教书育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编辑文史图书从事出版工作，他幼年时背过的那些典籍，均给他无穷的助力，使他在从业之初就很有底气，从容自得。例如，在他刚入私塾不久，他的祖父就让他背诵《爵秩便览》，里面有全国范围内从京师到各省、府、厅、州、县的名称，不仅背当时的地名，还要背古地名。因他的父亲是幕僚，他的祖父大概有子承父业的期许，后来，王伯祥虽然没有当幕僚，但这些幼年时背诵过的地名和历史地理，终身不忘，成为他日后能胜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编辑的基础。
用毛笔抄书，也是王伯祥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他的祖父不仅让他抄《爵秩便览》，而且让他抄其它的很多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边抄一边记，记得就更牢靠了。这个办法看似笨，看似苦，但养成习惯就知其乐了，而且终身受用无穷。后来，王伯祥在他早年抄本《清季二十二省府厅州县录》上写道：“盖先大父望予切，恐稍纵即荒于嬉也。予初以为苦，久之亦渐甘。予得少諗我国舆地沿革者，实植基于此。”[1]谁能说，王伯祥后来成为编写历史地理教材的高手，与他幼时的抄书没有关系？
购书·藏书·编辑报刊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王伯祥一生购买了很多图书，并以购书为乐。这一乐趣从中学时期开始的。
“幼时学侣，又多耽玩图籍者，故弱冠前后，每偕同学过坊肆，必徘徊探求，购置一二帧。”[2]这是王伯祥自己的回顾。
此时购书，王伯祥往往与他的同学好友顾颉刚、叶圣陶一起，购书之后，还要互相浏览、评论，非常快乐。
顾颉刚后来也回顾这段经历：“当逊清末叶，苏州公立中学有三生焉，每日课毕，恒联袂步趋于玄妙观中，进各书肆，选其力所能得者，购之以出，茗于雅聚茶园，交互浏览而评论之，自以为至乐。此三生者，以年齿叙之，曰王钟麒伯祥，曰顾诵坤颉刚，曰叶绍钧圣陶，友谊之笃逾于亲昆季。虽嗜好有别，要不出文史二科。”[3]
叶圣陶则这样回忆：“伯祥嗜积书，始于弱岁。方就学草桥[4]，课毕入市，经书肆辄徘徊不忍去，以少资贸二三，欢如得宝。”[5]在叶圣陶的笔下，我们便了解到，王伯祥很早就不满足于简单的购书，还要积书，藏书。
玄妙观旧影
王伯祥大量购书、藏书是在1922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以后。除了自己嗜书如命外，为配合繁重的编辑工作，以便编书时随时查找方便，王伯祥也认为需要大量购书，而且必须购置几个大部头的套书。
在他眼中，《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都只能算是初步的，他的目光瞄准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这样卷帙浩繁的大部头。
王伯祥选藏图书，基本上以实用为目的。例如，在购买《四部丛刊》还是《四部备要》上，如果单纯以收藏为目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精良的《四部丛刊》应为首选。《四部丛刊》分经史子集四大类，从1922年起分三编陆续出版，共收入古籍中的必备书、必读书502种，3000多册，称得上我国20世纪最为宏大的一套图书，在学界负有盛名。但王伯祥最终选购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
《四部备要》也是按照经史子集分类编排的大型套书，共收书336种，其中不少书是与《四部丛刊》相同的。不过，与《四部丛刊》重点选择宋元明珍本影印不同，《四部备要》侧重于实用，选印较有代表性的校本和注本，而不侧重珍本。根据实用原则，王伯祥购买了《四部备要》，不过他并没有以此满足，而是把《四部备用》中没有、而《四部丛刊》中有的图书一一购买，这样，他等于用最经济的方式购买了《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查找起来非常方便。
王伯祥子女众多，家累不小，但他硬是省吃俭用，不断购书、藏书，到1932年时，他的藏书已超一万册。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万册图书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的战火。这一打击是巨大的，很多藏书者因此心灰意冷，但王伯祥购书、藏书之好并未消减，尤其是自己仍从事出版工作，需要用书时常感不便，于是，他就像喜鹊筑巢一般，又一本一本地购买起图书来，其中，为购买中华书局影缩孔氏岳雪楼藏铜版印本《古今图书集成》（收有800册图书），王伯祥省吃俭用10年，方最终成功[6]。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王伯祥的藏书已达两万册[7]。他日日与书相亲，又博闻强记，这样的积累和素养，确实使他具有了非凡的识见和能力，也使他无论在编辑校对具体书刊，还是在大型选题的策划上，都能非常胜任。
王伯祥编辑刊物最早可追溯到中学时代。1909年，在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的王伯祥，与同学叶圣陶、顾颉刚等人创办《学艺日刊》，设置论说、翻译、诗文、图画等栏目，与学生诗社“放社”互相促进，充实了学生时期的生活，提高了个人素质。
1919年，担任甪直第五高等小学教员的王伯祥与叶圣陶创办《直声》文艺周刊。
同一年，王伯祥、叶圣陶在北大《新潮》月刊创刊号上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
王伯祥的《拟编高等小学史地教材大纲》也由叶圣陶题跋，在《新潮》八月号上做了评介。
1921年，王伯祥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时，课余参与文学研究会的研究编辑工作。所有的这些，都为日后进入出版社从事正式的编辑出版工作打下基础。
进入出版社以后，王伯祥于1923年开始，与沈雁冰、周予同、俞平伯、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谢六逸、顾颉刚等轮流主编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倡议创办《公理日报》，王伯祥参与办报。他还于1940年出任学术刊物《学林》的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
《学林》共出版十辑，所有文章均经王伯祥之手编排校对。当时，不少文章都是不加标点的，编委会决定刊用后，加标点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王伯祥承担。
总之，王伯祥曾参与编辑了不少的报刊，这些都成为他出版事业的组成部分。不过，作为一位出版家，王伯祥的主要成绩还是体现在编写和编辑图书方面。
教书·编书·写书
王伯祥曾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任教，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27岁的时候，王伯祥与吴若宾、叶圣陶一起，任教于苏州甪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受新思想影响，他们决心从本校做起，自编课本，进行教育改革。
29岁时，王伯祥应厦门集美学校聘请，前往福建任教。
两年后，王伯祥北上，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他的渊博的知识、深入浅出的讲解，很受学生们的敬重与喜爱。
当时的北京大学办公楼
1922年9月，32岁的王伯祥正式从事出版工作，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馆史地组编辑。他的主要工作是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本国地理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王伯祥幼年时背诵过的历史地理读本、多年的任教经验以及断断续续业余的编辑活动，都使他非常胜任当时的工作。
他所编写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一起编写）、《新时代初中本国史》、《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参考书》、《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地理》、《现代初中教科书世界地理》等，都在出版界和教育界产生很好的影响。
1932年，43岁的王伯祥受聘开明书店，并迎来了他最主要的收获期。
在开明书店，他不仅从事编辑、研究工作，还兼管经理室的文翰事务，参与整个书店的出版规划。
他提出并主持出版了3516卷的《二十五史》，这套书以殿版二十四史为基础，并增加了柯劭忞编纂的《新元史》[8]，最终以影印的方式，缩印为精装九册出版发行。
不仅如此，王伯祥还在《二十五史》中每一史的后面编一“参考书目”，单是《史记》版本就列入60种，并分“本书之异本”、“关于本书之注释训诂者”、“关于本书之考证质疑者”、“关于本书之增补整理者”、“关于本书之赏析评论者”、“关于本书之博闻广征者”，引导读者从版本学、训诂学、考证学、史学、文学等角度进一步研究。郑振铎称《二十五史》为扛鼎之作。
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二十五史补编》也在1947年正式出版。这套书是王伯祥在年轻助手周振甫、卢芷芬协助下，并邀约同好四出访求而成，共搜集汇编二百四十多种稿本，其中包括很难搜求的多种珍惜家藏稿本，其搜集之广、用力之勤、贡献之大，为史学界所盛赞。
顾颉刚知王伯祥主持的《二十五史补编》将要出版，“为之喜而不寐”，赞誉：“此真无量之功德，所当为史林永颂者。”“近年史学界中一绝大快举，夫使我辈眼福可夸耀于前人者，开明书店之力也”。[9]
为便于读者、学者阅读和研究《二十五史》，王伯祥还让周振甫、卢芷芬在《史姓编韵》的基础上增补改编为《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此外，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钱穆的《史记地名考》，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郭绍虞的《学文示例》、《语文通论》等著作在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王伯祥均参与审定、校阅。所有这些，都是王伯祥对出版界、学术界和现当代教育的重大贡献。
无论在商务印书馆还是在开明书店，编辑工作之余，王伯祥一直坚持研究和写作。
商务印书馆曾编辑出版《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等多种丛书，丛书作者由社会名流担任，同时鼓励馆内能胜任此事的同仁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王伯祥先后完成《三国史略》、《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郑成功》、《晋初史略》、《我国三千年来地方制度的演变》、《古史辨与经今文学》、《四库全书述略》、《辛弃疾的生平》等论著，材料详实、见解独到，获得学界的认可。
王伯祥还选注了《三国志》、《文心雕龙》等古典名著，成为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学者型编辑。在开明书店时期，王伯祥花两年时间编著的《春秋左传读本》，是继《二十五史补编》之后，对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又一贡献。
他与宋云彬一起编写的《开明中国历史讲义》，则将学术研究和普及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直到80年后的2015年，此书重新面世后，印数很快就达到3万册，成为历史类畅销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王伯祥也是一位很好的历史类普及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的日常事务由王伯祥、顾均正、唐锡光处理。在开明书店的公私合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合并工作中，王伯祥态度积极，起了很好的作用。1953年，王伯祥应郑振铎邀请，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从此离开出版行业。不过，他一直在做文史研究与古籍整理工作，与出版机构的姻缘也一直延续。
《史记选》是王伯祥一生研究文史、研究《史记》的重要成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反响很好，直到现在，此书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常销书，是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的大学生必读图书。
此外，王伯祥还完成了《增订李太白年谱》，参加了《唐诗选》的选注工作，校点了清朝王夫之的《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复点了严衍的《资治通鉴补》，为《四库全书总目》断句，这些书多数是与中华书局的合作项目。
而在完成过程中，他所熟知的编辑工作和训练有素的编辑素质，显然为他加了很多分，也为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了不小的帮助，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成书的质量。
出版界人士常爱说一句老话：“为他人做嫁衣裳”。其实，编辑出版工作往往也可以与写作研究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成就更大的事业。王伯祥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也是本书要着重介绍的内容。
为旧书辨述
王伯祥临终前写了一篇文章，叫《旧学辨》，这篇文章也是为旧书作辨。
在当时，“破四旧”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空前的打击，也使得无数的“旧书”被焚毁。很多人家害怕受到旧书的牵连，不惜将数代珍藏的图书烧毁。
年过八旬的王伯祥其实还是幸运的，他仍旧可以安静地坐在他的四合院中，守着万卷藏书度日。可是，他对“破四旧”之风痛恨至极，很多话堵在心头，不吐不快，因此在他目已近盲、老迈体虚的83岁高龄，不仅私下里对儿女们说：“什么事物最旧？吃饭最旧。他们能废止吃饭吗？”而且自己口述，由儿子王湜华笔录，完成了生平最后一篇文章《旧学辨》。
文章虽仅千余字，但包罗万象，不仅讲“什么是旧学”、“怎样治旧学”、“旧学分类之源流”，而且，凡文字、训诂、历象、声韵、历代章制因革、地理沿变，以至学术流别、艺林掌故、图籍聚散、金石存佚、目录版本之属，均粗举要略，并触类旁通。该文尤其针对性地对“破四旧”予以否定，最后以“旧云何哉！旧云何哉！”质问何以因其旧而被全部毁掉！
《旧学辨》于1975年中秋完成，三个多月后，王伯祥病逝。
这就是王伯祥的一生。从3岁到86岁，83年的岁月，始终与书为伴，临终前还不忘表达对旧书的痴情。这样的痴情，即便在一流的出版家当中也是非常突出的。
让我们记住王伯祥！
王伯祥手迹
中国出版家王伯祥
[1]王伯祥 王湜华：《庋榢偶别 旧学辨笺注》，华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2]王伯祥王湜华：《庋榢偶别 旧学辨笺注》，华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王湜华：《玄妙观中三年少》，华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4]草桥，即草桥中学，苏州公立中学的别称。
[5]王湜华：《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9页。
[6]王伯祥：《重购<古今图书集成>记》，载《追思集》王伯祥家人2000年自印，第243页。
[7]王伯祥 王湜华：《庋榢偶别 旧学辨笺注》，华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8]当时《清史稿》尚未解禁，所以未能收入。
[9]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开明书店1937年版，第2页、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