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名谓“官庄”者甚多，其名谓来源各有所解。博兴县历史上村庄名“XX官庄”者亦甚多，传有72官庄，现村名虽还留有历史痕迹，但全称“XX官庄”者已不见其踪迹。其称谓之渊源如何？其出处何在？由此，既可以考察官庄移民建村之端绪，亦可知当时官庄所居住环境及生计。官庄，《辞海》《辞源》都有解，惟《汉语大词典》解释稍详：官府管辖的田庄。唐以后历代都有设置，但名目不一，如宋代的屯田庄、公田庄，清代的皇庄等。官庄的说法始于宋，从记载看出，其时的官庄，是行政机构名称，后延续下来成了地名。博兴“官庄”与上说是不同的，据民国二十五年（1935）《博兴县志·杂志》载：博邑全境四百馀庄，而以官庄命名者二十有二。就昔日情形揣之，当不止此（俗传为七十二官庄——原注）。庄而名官，意义所在不可以无考。盖当元明之际，群雄角逐，争城争地，杀人如麻，兵燹而后疫疠流行，死亡殆尽，土著几无人。明定鼎后，因腹地空虚，实行移民政策。洪武初，由直隶枣强迁移若干户，分配于济东、滨海各地，星罗棋布，比屋而居，久之，渐成村落。高原白壤，尽为捷足者所占，后至者遂散居低洼之处，地既卑下，生产力薄，终岁勤劳，不得一饱。官府惄焉忧之，乃派员查勘全县最洼下、最贫苦之村，轻其徭，薄其赋，名为官庄，以示区别，而寓体恤。清光绪间，黄河决口，地质丕变，昔日官庄不毛之地，一变而为膏腴之壤。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既庶且富，教化大行。斯亦否极泰来，循环往复，若有定数者也。用志其颠末如此。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和山东其他地方一样，博兴境内人口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凄惨景象。人口的减少，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因此，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恢复经济，决定从山西、河北等地移民到山东、安徽、江苏等人口稀少的地区。明初，来博兴县境内的移民有先有后，先来者占据了地势高、土壤较好、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后来的，只好在易涝易碱等自然条件差的低洼地方落户生根。此地的百姓生活自然要苦得多，根本就无法足额完成官府的赋役。后来，官府经过实地勘查，便对这些村子予以减免赋税劳役，并将这些村子冠以“官庄”，以区别其它的村庄。因此，这样的一些村庄，便在“官庄”二字之前加上了姓氏之后形成了村名。此后，一些冠以“官庄”的村名便逐渐地保留下来了。此为一说。然实际情况并非全如上说，博兴小清河北多数官庄符合此说。另有见之于境内大量族谱的其他说法：“迁此建村，经官方批准开荒种地，轻其徭，薄其赋，故名官庄。”迁徙时间则早由西汉初（伏田村《田氏族谱》）晚至清康熙年间（董杨村《杨氏族谱》）不等，此为少者。也有：北宋末年，董姓迁此建村，因董荩臣任北宋武职探花郎水路大将军，故名董官庄（董官村《董氏族谱》）；明洪武元年（1368），王东光奉旨由河北枣强县迁此建村，因王曾任山西大同府应州吏，故名官庄（官王村《王氏族谱》），此为更少者。还有：“因一县官路过此地，夜宿身亡，故名官庄”（高二青村《高氏族谱》）；另，纪魏村：刘姓于清顺治二年（1645）早迁入，后因遭水患，县官亲临视察，为作纪念，更名为刘万通官庄（纪魏村《刘氏族谱》）；魏姓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晚迁入，清光绪元年（1875），因其后生魏大儒考取附贡，遂更名魏家官庄（纪魏村《魏氏族谱》，此则为更更少者。据大多数族谱记载来看，明初由山西洪洞迁徙至小清河南而早来者为多，大无“官庄”之村名，可谓：“高原白壤，尽为捷足者所占。”曹王镇的几个官庄，多因“经官府批准，开荒种地”，故名“官庄”。稍后再来者，由河北枣强迁徙至小清河北为多，“遂散居低洼之处，地既卑下，生产力薄，终岁勤劳，不得一饱。”以至于官府将“最洼下、最贫苦之村，轻其徭，薄其赋，名为官庄，以示区别，而寓体恤。”官庄赋役虽与其他村庄有所区别，相信那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如吕艺镇高阜村，当年经官府批准开荒种地，名大宝官庄，因土地低洼瘠薄，十年九歉，民不聊生，而官府却有“不济大宝”之说。清光绪八年（1882），该村庠生崔兰亭等呈文官府云：“名曰大宝何其苦也……”由此可知，“官庄”实为“贫困村”之代名词而已。上文已厘清官庄称谓之不同由来，笔者以为《博兴县志》所记乃大多数官庄实况。旧时博兴“俗传为七十二官庄”，今已多不可考。1936年“以官庄命名者二十有二”。1956年至1968年，现境内以“官庄”命名者有7个：至今以“官庄”为村名者，仅乔庄镇的官庄尚存在，可以说“官庄”在博兴已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时今博兴县有442个自然村，448个行政村。据笔者不完全查考，历史上名“XX官庄”者有29个村庄：陈户镇8个：赵家、赤官、西王、官王、聚合、纪魏、高官、张官；庞家镇6个:高二青、安家、兴马、太平、大宁、小宁；博兴地势南北高，中间洼。综上可知，除曹王、店子共6个官庄是在小清河南外，其它都在黄河南、小清河北低洼之处，现今尚有“董杨洼”、“太平洼”、“龙河洼”等地名称谓者。如庞家镇“太平洼”就散居有兴马、太平、大宁、小宁等曾为官庄的村落。由以上官庄的分布，可以看出县志所记不虚，实际情况也对文献给予了印证。至于沿黄河的乔庄镇、纯化镇等村庄，因当时多隶属蒲台县，不在博兴管辖之内，所以无恤无记。笔者查阅滨州市其它县区的志书，据不完全统计，名官庄者甚少：惠民、阳信无记载，滨城2个（隶属今小营镇，原博兴地），沾化2个，无棣4个（因官职或官军屯此），邹平5个。翻阅案头的其它志书，发现高青与博兴相邻的乡镇（原高苑县地，明代属青州府）有12个；倒是《临朐县志》记载颇详，临朐（明代属青州府）历史上名官庄者有22个，多因“土地瘠薄，豁免田赋，故名。”现今尚有16个。现滨州市大多数区县，明代时多隶属武定府，邹平隶属济南府，惟博兴隶属青州府。由此，可揣知“官庄”或是明代青州府辖区内的一时“德政”？官庄之名起始，可能此乃琐事，所以史无明确记载。明宪宗（1645—1487）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郡县。世宗（1522—1566）初，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移民垦荒耕种官田，在时间上有早晚，所居村庄因而被名为“官庄”者，也就有先后。“至宣德（1426—1435）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洼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由此可知，官庄真正的轻其徭、薄其赋是在宣德年间。崇祯七年（1634），“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此为“官庄”名称初见于《明史》，此时，距明朝灭亡已时日不多矣。明末清初，荒田甚多，清初对垦荒采取了积极措施。据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载，清世祖顺治皇帝 (1638—1661)“曾谕山东无主荒田，每五里设一官庄，移他处贫民往垦，借给农本，三年分还。康熙时把垦荒起种的年限宽展至六年甚至十年，并且规定所垦的土地由官府‘给以印信，永准为业’。”由此，似可知“官庄”之名大行于世，当在清初为是。自明初至清光绪年间，官庄的百姓一直苦熬了500多年。据1993年版《博兴县志·大事记》记载，自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于大清河入海后，“河堤失修，黄水漫溢，年年为害，咸丰七年（1857）为最，造成大荒年。民以麦穣、屋檐草为食。”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黄河由韩家口（今属小营镇）决口，博兴境内沿小清河南北 30公里，田禾均被淹没，水势之大，百年少有。”至于“洎清光绪间，黄河决口，地质丕变，昔日官庄不毛之地，一变而为膏腴之埌”一说，百姓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可想而知，先被黄河水所淹没者，就是所居低洼之处“官庄”的百姓和田地、村落。正如《清通鉴》中清光绪二十四年黄河决口后，时任户部侍郎溥良奉旨查勘山东赈务给朝廷的奏报所记：“黄河以南尤重，水深四五尺以至丈馀受灾之地长、广自十馀里至七八十里。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坍塌殆尽，其民淹毙、疫毙、饿毙者所在多有。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上列文献，用铁一般的史实，印证了当时“官庄”百姓是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感谢周新永先生提供刘官、郑官村碑摄影，部分图片来自《长汀论坛》《中国摄影网》等）
作者：张基地，山东淄博博山人。滨州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2009年被山东省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基地、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特聘为研究员。主编《博兴文史资料》第4至8辑、主编《博兴年鉴》及其他地情资料。多年来发表研究性文章多篇，2008年，参与编纂《博兴县志（1986—2007）》，任副主编，2010年，参与编纂《滨州区域文化通览·博兴卷》，任学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