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7张强与王子东在枣庄卓山新发现僧安道壹河清元年“文殊般若经篇章”（562年）摩崖刻经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形式。《金石索》载：“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摩崖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珍贵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研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的珍贵、翔实的资料。邹城摩崖刻经多刻于山崖石坪、坡壁峭岩之上，境内丰富的花岗岩石壁为摩崖刻经提供了天然的物质载体和展示空间，它以天地为景，以山峦为纸，将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创造出自然美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惊世佳作，凸显出中国佛教文化与环境艺术的特色。刻经内容主要选取大乘佛教的《大集经》、《般若经》等主要经典，还镌刻有巨幅的佛名、佛号。以榜书大字结体造势，营造出山峦奇峰与中国书法相通相融，佛教经典与汉字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化奇观。邹城北朝摩崖刻经作为佛教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丰富了佛教传播的一种形式，成为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在古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文殊6号作品》 峄山妖精洞书刊 拓片，采自《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卷四·北朝佛教刻经（二）》青岛出版社，2013年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痛苦与探索的时代。北方的中国，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南下进入黄河流域，为争夺地盘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大混战。战争把人们推向灾难的深渊，然而却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拓展出一个中西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壮观场景。其中，佛教及其思想、文化、艺术的活跃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便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成为我国儒、释、道三教之一。东汉末期出现了摩崖造像，到了北朝末期的北齐时代，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开始出现了摩崖刻经。即把佛教信奉的经典全部或部分章节，刻于摩崖石壁、山岭巨石或碑石之上，这一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余年，不仅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成为当今重要的佛教遗迹，而且也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主要分布在泰山山脉及周围地区。主要有泰山经石峪、徂徕山映佛岩、 东平洪顶山、汶上水牛山和邹城铁山、岗山、葛山、尖山、峄山刻经，其中以邹城诸山刻经数量多、保存较完整、时代延续长。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佛教界、书法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研究北朝书法艺术的宝库，而备受关注。千百年来，邹城摩崖刻经曾一度沉寂山林，无人问津。直至清乾隆年间济宁知州钱塘人黄易，首先考察“邹县四山”并著录于《山东金石志》得以名世，逐渐引起众多金石学家和书法家的重视。首先对刻经作详细记录与考证的是经学家阮元，他亲自到“邹县四山”刻经进行考察，将其成果刊载于《山左金石志》。清末民国时期诸多金石、志书对邹城刻经多有记载和评论，如《山东通志·艺文志》、冯云鹏《金石索》、孙星衍《寰宇 访碑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和杨守敬《匡喆刻经颂》等著作。摩崖刻经之所以不同于书法艺术的其他形式，在于它是“自然的书法”。它的一横一竖，反映出时代与文化的微妙个性，秦帝国威权峻发，孕育出小篆的严谨规整；汉文化的开拓进取，酝酿出隶书的张扬飞动；大唐盛世的繁荣自信，造就了楷书的雄伟华贵；而北朝摩崖刻经的风骨与玄远，又隐约反映了乱世之中，宗教对人心的抚慰与升华。邹城刻经，字大如斗，历来被书家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杨守敬说：“擘窠大字，此为极则”。康有为称其书“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其以隶楷书结体，简静质朴，运笔平稳，沉著凝重，有其自然和穆的艺术特色。邹城摩崖石刻是全国重要的佛教石刻之一，它丰富了佛教传播的形式，成为佛教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是研究中国宗教文化极为罕见的资料。同时，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千百年来，书法界公认，在探讨我国北朝时期汉字隶楷演变及书法艺术方面，邹城摩崖刻石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铁山位于邹城城北铁山公园内，铁山旧称前岗山，海拔146米，花岗岩质。刻经石坪左上部有一石坑，传说是道家铁拐李曾在此传道，在铁山半腰经文上蹴就一个大脚窝，至今清晰可见，铁山由此得名。铁山刻经是一整块花岗岩石坪，南向，石面倾斜约45度，刻面平整，上部较陡峭。刻经石面南北长66。1米，东西宽16.4米，总面积1085平方米。刻经正上方阴刻巨龙、云气和佛光的图案，中间为巨字'大集经’题刻，下有双龟对踞的图案。整个刻经为“龟趺螭首”的巨幅石碑。虽然刻写的内容是佛经，但表现的形式却是汉族传统的碑刻制样，反应了中西文化，佛汉文化的融合，是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铁山摩崖刻经有三部分组成，一是经文部分，17行，每行最多61字，最少6字，字径50—70厘米，全部经文900余字，由于风化剥蚀，现存795字。刻经内容为《大集经。穿菩提品》。《大集经》全称《 大方等大集经》。此经经意为，广说大乘法义，以中观实相为宗旨，经中着重讲说了许多大乘修行法门，而均以般若性空思想加以贯穿，一方面演说禅法，又叙述了一些故事因缘，因之此经可称为大乘方广部经的汇集。铁山刻经为《大集经。海慧菩提品》第五（卷四），二是石颂，位于经文左侧，因经文有匡喆的题名，又称《匡喆刻经颂》。颂文上部有《石颂》两篆书大字，下为12行颂文，每行43-52字，字经22厘米。原有614字，现存437字。骈体文。内容记述了铁山刻经的地理位置、时代背景、经主家事、刻经年月及对书法艺术评价，颂文中对写经人僧安道壹的评价是相当高的，“精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风腾霄”之誉， 羲，指（晋）王羲之；诞，指（魏）韦诞；英，指（东汉）（魏）钟繇，皆为书林圣手，是对佛经书法的高度评价。经主匡喆系汉丞相匡衡之苗裔，史载其“秀德自天，英姿独拔”，极富才华，是邹城颇有影响的名门旺族，他与同义人李桃共同割舍家资，拜请高僧，主持了刻经事宜。据《汉书·匡衡传》载：匡衡祖籍东海郡承人，以刻苦好学著称，汉元帝时为丞相。又据清《邹县志》载：“匡衡，字稚圭，其先东海郡承人，至衡时始迁居邹邑之羊下村，匡氏子孙当北齐时仍聚居于此。”石颂还记述了刻经为“皇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即北周静帝宇文阐的年号，这一年由他下赦令，禁止废佛事件的发生，允许官民信奉佛教，长达四年之久的“周武废佛”宣告结束。铁山刻经就是这次佛教复兴的产物，这不仅注明了铁山刻经的年代，而且对考证山东境内其他刻经年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题名，位于经文正下方原有10行文字，现存6行，现存刻面长3.25米，宽3.4米。字经19—30厘米。现存45字。内容记载经主及佛经书写者姓名，第六行有“东岭僧安道壹署经”。整个刻经场面博大，气势恢宏。佛经书法以隶为主，参以楷法，开张险峻，宽阔空灵，创造出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岗山在邹城北，与铁山一涧相隔，其山势嶙峋，巨石相叠，树木葱郁，景色幽深。刻经在山北侧山谷内，自东向西散刻在三十余块花岗岩石壁上。依内容与镌刻形式分作五部分：一、散刻大字《入楞伽经·请佛品第一》，字径30一40厘米。二、小字《入楞伽经·请佛品》，字径10一20厘米。《楞伽经》或名《入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论述唯识思想的大乘重要经典之一。与偏重于信仰并具有浓重文学色彩的初期大乘经典不同，它偏重于理论的研究和哲学的阐释。三、《佛说观无量寿经》，字径15厘米。此经的内容，是叙述王舍城内阿阇世太子，听信提婆达多的恶言，将其父频婆娑罗王幽闭于七重室内，欲令饿死；后来又将母幽闭于深宫，不令出外。这时韦提希忧愁憔悴，遥礼耆阇崛山向佛祈祷，佛和目犍连、阿难现身于王宫内，时韦提希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佛即在宫内为她宣说三福、十六观的往生法门。韦提希闻佛说后，欢喜悟解，得无生忍。此中所说的三福、十六观，即是往生净土的修行方法。由于山水冲蚀和地震，有少量刻经倒匍倾斜，大部分刻经保存完整，刻字清晰。岗山刻经中《年号.佛名及题名》石刻中有佛像，下部有“释迦文佛”.“弥勒尊佛”“阿弥陀佛”三佛名，中部刻“大象二年（580年）七月三日”，另有比丘尼僧人.经主的名字，对研究岗山刻经的年代及刻经背景具有重要价值。其书法艺术风格与铁山刻经差异较大，《佛说观无量寿经》以隶意为主，朴实丰茂，圆腴敦厚，神韵飞动。《入楞伽经·请佛品》则楷意结体、方正规矩。散刻《入楞伽经·请佛品第一》则隶楷相间，笔锋外露，奇谲瑰丽，富有变化。岗山刻经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邹城东北14公里北葛山西麓，佛经刻在整幅花岗岩石坪上。刻面东西长20.6米，南北长8 .4米，共173平方米。刻石为两部分组成：一、《维摩诘经。见阿閦佛品》佛经大字，十行，420字，字径40-60厘米。《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一，因为此经的主人公为维摩诘居士，故而得名。维摩诘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毗耶离城之居士，曾辅助释迦牟尼进行传教；阿閦佛出现于阿比罗提国，成佛于东方妙喜国的极乐世界。经文还对“佛身论”进行了叙述，如葛山刻经首行就有“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说明佛是法身，不能用语言详尽表述，虽无相而常住不变，不可分，不来不去。是大乘佛教“佛身论”的核胞，把佛进一步神化，虚无飘渺，以提高其神威的影响。《维摩诘所说经》自东晋高僧竺道生、后秦僧始注疏以后，在佛教界广为流传，影响甚广。二、《题名》部分。位于佛经右下部，由于风化过甚，仅存六字。葛山刻经是邹县北朝刻经中刻写最晚的一处，它刻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在经文的最后一行题写的年号是北周“大象两年岁玄枵······”，玄枵即“子年”，与大象二年的干支一致，说明葛山刻经较铁山刻经晚一年。纵观葛山刻经的书法艺术，乃是以隶楷书结体，圆笔藏锋，形体浑穆简静，飘逸宽绰，与铁山刻经书风一致。葛山摩崖无有刻经题名，诸多书法家对此考证，认为葛山刻经同出于僧安道壹之手。峄山北朝摩崖刻经有两处：一处在山阳“乌龙石”上，因其北侧有天然洞穴“妖精洞”古又称“妖精洞刻经”。刻面东向，高3.8米，内容是《文殊般若经》。另一处在山顶五华峰，经文刻在“光风霁月”石上，刻面向南，经文内容为《文殊般若经》，刻面高2.13米，横3.65米。两处刻经内容相同，书者相同，经主也相同。在刻经东部发现题记和年号，得知该刻经为河清三年（564年）所刻，是邹城北朝摩崖刻经中年代最早的作品。其书法亦出自僧安道壹之手笔。刻经书法以隶意为主，结体严谨，雄浑简穆，端整古秀，是北齐刻经的上乘佳作。《文殊7号作品》峄山五华峰石刻现场（张强现场拍摄）
◎赖非《文殊8号经》尖山书刊复原方案 ，采自焦德森《北朝摩崖刻经研究（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
尖山摩崖刻经在邹城郊东6公里尖山东侧,因山上刻有“大空王佛”四大字,该山又称大佛岭。其刻经内容共七种:一、《文殊般若经》,“般若”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略称,是指一种大乘佛教的佛、菩萨所具有的不同于凡俗之人的智慧,它既是大乘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观察一切事物的准则。文殊菩萨是佛教智慧的象征,文殊菩萨在佛教的基本教义、空宗方面有其独特的思想和独到的风格。佛教重视智慧解脱,文殊菩萨的思想对佛教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二、《思益梵天所问经》,印度大乘佛教经典,又名《思益梵天经》、《思益经》。四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该经内容为佛为网明菩萨与思益梵天等诸菩萨说诸法空寂之理。此外,还有散刻的佛经偈语数种。刻经字径50—60厘米,唯“大空王佛”四字最大,每字2米左右,包世臣谓“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不为过也。刻经字体隶楷相间,笔画凝重、浑穆苍古,与铁山刻经书风相同,其书法亦同出自僧安道壹之手笔。尖山刻经刻有纪年:“北齐武平六年”(576年),刻经的经主是西汉丞相韦贤的十九世孙韦子深。1960年当地村民开山采石,将全部刻石破坏殆尽,实为千古憾事,今有拓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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