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夫人给张宗昌让坐,张随口说了一句话,几天后被韩派人刺杀

有一次,张宗昌对友人说:

“我也有主义,叫’三不知主义’,也叫’三多主义’。我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

张宗昌这个名字,已经被后世贴满标签:白脸奸臣、独夫民贼、乱世枭雄和跳梁小丑。

说实话,这些词安在张宗昌身上,可谓字字精准。但也必须承认,张宗昌能混到雄霸一方,肯定不是靠这些“能耐”。有一个记录在案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

一次,张宗昌招纳了一支杂牌队伍加入自己,为了安抚这些人,张宗昌同意拨付“筹办费”一万现大洋。

谁知到了领钱的时候,这支流寇的首领居然擅自在“一”字上加了一竖,变成了“十”万大洋。军需处发觉不对,随即去向张宗昌核实。

张宗昌知道后,竟对军需处满口称是,最终拨付十万元了事。

隔几日,张宗昌在召见这位头目时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幸亏你笔下留情,只添了一竖。你若添上两竖,不就成了二十万吗?(一字加两竖为“草字头”,同廿,意为二十),那时只怕军需处还拿不出这许多大洋呢。”言罢,哈哈大笑。

张宗昌又说:“钱嘛,咱们以后有的是。你老弟可得好好干那。”自此之后,这个头目对张宗昌一直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张宗昌

张宗昌在山东做大后,前来投奔的土匪流寇很多,他也随意任命官职。时间一长,他麾下的官员数量变得数不胜数。济南城的老百姓因此讽刺道:“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身边有人劝张宗昌裁员,他却不同意,还说出了自己的一番道理。

“现在这20多万人,还不都是冲着我张宗昌来的吗?他们之所以投我,就是因为我不吝啬封他们官、给他们钱,能满足名利之欲。假如我也和别人一样,既吝官又吝钱,天下这么大,他们又何必非投我不可呢。更何况,我所有的名和利也是靠这些人捧来的,我’取之于人又送之于人’,能有什么损失呢?”

身为乱世枭雄,他的这一套江湖逻辑的确笼络了不少人。比如那个“东陵大盗”孙殿英,就一直对张宗昌死心塌地。

不过,在普通劳苦大众眼里,张宗昌就是另一幅面孔了。他要给人封官加爵,只能不择手段地横征暴敛、极尽盘剥。

在张宗昌“督鲁”期间,他制定各种法律、巧立名目自行收税。他曾经发行“山东地方公债”一千万、“赤地亩附加捐”一千万、“军用票”一千万。

这还不算完,张宗昌在山东的苛捐杂税更是多的难以计数,其中有“名目”的就有六、七十种。除了田赋之外,当时山东还有烟酒税、矿税、筵席税、渔船税、青菜税......还有各种“费捐”,比如营房捐、军鞋捐、军械捐、娼妓捐、人头捐、锅头捐、狗捐、鸡捐等,不一而足。

更夸张的是,张宗昌还开征了“大粪捐”,这个收税的名头和他的“诗作”一样,成了后人讽刺挖苦的口实。

1927年2月10日,张宗昌给自己的继父操办76岁生日。他一声令下,山东军政各界的“公务员”就被扣薪3-5成作为贺礼。面对手握重兵的军阀,众人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当时济南有一首民谣:“张宗昌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把眼剜”。

在张宗昌酷烈的统治下,仅1927年济南就有700余家商号倒闭,1928年冬天有100万人逃离济南,移民去了东北。

身为山东人,张宗昌对自己的家乡山东毫无乡土之谊,盘剥之狠远超一般军阀。这也成为他死后被人口诛笔伐的原因之一。过去相声界有很多讽刺韩复榘的段子,其实真正的原型是张宗昌。相比之下,身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

张宗昌生性好色、妻妾成群。他的姨太太到底有多少?究竟姓李还是姓张?谁也搞不清。就连张宗昌本人也是稀里糊涂。

因为姨太太多到连张宗昌自己都记不住,所以他干脆就给这些姨太太都编上号,或者再加一个地名。比如,住在奉天的“24号姨太太”、住在苏州的“苏州夫人”、住在杭州的“杭州夫人”。此外,他还有很多外籍小老婆,比如白俄太太、高丽太太等。

张宗昌娶姨太太,简直“任性”到不行。

每到一地“张大帅”必逛窑子,只要有看上的就马上租间房,挂上一块“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个当兵的往门口一站,这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没过两天,他就会把这位新娶的姨太太忘得一干二净。

这种姨太太最后的结局,往往是门口卫兵跑路、姨太太重操旧业。有市井之徒再去窑子时,往往调侃:“走,找张宗昌的老婆睡觉去。”这种事传到张宗昌那里,他也一笑置之,毫不在意。

张宗昌念过私塾,但识字不多。掌权以后,他也和其他“大帅”一样,喜欢附庸风雅。

在山东时,他曾请来清末最后一科状元王寿彭,让这位状元教自己写诗。说起张宗昌的诗,可谓惊世骇俗、影响颇大。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张大帅的诗都广为流传。以下摘录几首他的代表作:

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大明湖

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

趵突泉

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咕嘟,

咕嘟咕嘟光咕嘟。

求雨

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难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皇庙,再用大炮轰你娘。

“张大帅”爱钱、爱色、爱写诗,不过他最“爱”的还有一样,那就是自己麾下的白俄军。

张宗昌对这些能打仗的“老毛子”视若珍宝,对他们的态度和中国兵大不一样。当时普通中国士兵只能吃到高粱面主食,平时就点儿咸菜或者菜汤下饭。但白俄兵们却每天都吃牛肉、面包和青菜,军官顿顿必吃西餐,好酒好肉顿顿不落。

对张宗昌豢养白俄军,张作霖也很支持。

1924年9月,苏联政府向张作霖交涉,谴责奉系收编白俄军的行为。张作霖不愧是枭雄,略施手段就轻松化解了这个外交危机:他给这些白俄官兵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入籍仪式,让这些人全都加入了中国籍,还给了个正式的名号叫“入籍军”。

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入籍军”总司令、俄国人米罗夫为“帮办司令”,在济南设了“入籍军”司令部。

二、三十年代,流落在中国的白俄人数很多,因此张宗昌从不发愁能否及时补充到兵员。为了招募白俄,张宗昌在哈尔滨、天津设立了“入籍军”招兵处,派两个白俄中校担任“招兵处”负责人。

继承了俄国人“军纪差”的传统,在中国的这支“入籍军”同样如此。这些老毛子虽然打仗勇猛,但经常残害中国平民。

作战时,他们每到一处便喝得烂醉,招摇过市。轻则殴打百姓,重则奸淫妇女。那时妇女往往都是小脚,步履蹒跚,因此很容易被白俄兵捉住,“从则淫之,拒则杀之”。百姓都对这些白俄兵恨之入骨。

张宗昌也不是不知道白俄兵的恶行,但他只看重白俄兵作战勇猛,对其违法却很少追究,甚至故意包庇。他曾规定:军事法庭不许判白俄兵死刑。这是对白俄兵的公开纵容。

右一为戴着张宗昌袖标的白俄兵

张宗昌的白俄兵大都不会讲中文,但是人人都会说两个词:“张宗昌”、“老毛子”。打仗的时候,每当友军问白俄兵口令,他们就用中文回答:“张宗昌、老毛子”。有人跟他们开玩笑问,你爸爸是谁?白俄兵就回答:“张宗昌。”

这些笑谈传到张宗昌耳朵里,他也一本正经的说:“他们亡命海外,我收留了他们,不是爸爸是什么?”

虽然张宗昌倚重的铁甲列车和白俄兵一贯所向无敌,但他们却在孙传芳手里吃了大亏。

1925年,为了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一决雌雄,张宗昌在山东调集6万大军前往徐州。打头阵的还是聂卡耶夫率领的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

张作霖为了打赢这一仗,也精心做了人事安排。他委任张宗昌为直鲁皖苏四省防御总司令,所部成立五个军,其中主力三个军:张宗昌兼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为第二军军长、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

名义上三个军要齐头并进,但其实他们的实力相差却很悬殊。施从滨所部并非奉军嫡系,而是原先驻扎山东的地方部队,也就是鲁军,从兵员到武器都不如张宗昌。

战前,张宗昌和施从滨、孙宗先还“桃园结义”,拜了把子。施从滨最长,孙宗先居次,张宗昌排行第三。结拜完毕张宗昌放出豪言:“有咱兄弟三人守此,哪怕孙郎百万兵。”但骨感的现实却给了张宗昌当头一棒。

孙传芳部队

张宗昌打算先动用施从滨的部队在蚌埠附近和孙传芳接仗。临战前,张宗昌、米罗夫和施从滨三人在徐州共进晚餐。饭后张宗昌召来葛斯特劳夫,专门讨论铁甲车队如何配合施从滨。

葛斯特劳夫信心满满的对张宗昌说:有铁甲车队在前,我们能一口气打到上海。

但作战开始后,聂卡耶夫率领的白俄军却没能和施从滨协同前进。施从滨进入蚌埠时,白俄军还远在蚌埠以北,这让施从滨陷入了孤军深入的境地。

孙传芳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他抓住机会派出两路大军形成钳形攻势,向蚌埠市区猛攻。施从滨所部本来就是缺少训练的老弱残兵,一入困境就毫无斗志。稍作抵抗后,施部纷纷败退,蚌埠被孙传芳占领。

那边蚌埠都丢了,这边白俄军却还在蚌埠以北的顾桥镇烧杀淫掠。而且,白俄还做了一件令人不齿的事,他们丧心病狂地虐杀了50多名孙传芳部队的俘虏,这些俘虏被白俄兵挖眼、割鼻、取心。

消息传到孙传芳部队,瞬间引爆了孙军,激发了他们的士气。孙军主力立即向白俄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白俄士兵也不示弱,很多人脱掉上衣赤膊作战,据当时的目击者称:白俄军一手拿酒瓶,一手拎着上好刺刀的步枪,一面喝酒一面冲击,异常凶猛。

不过,孙传芳部人数多,而且还集中了所有重机枪和火炮,此战最终以白俄的惨败而结束。战后,白俄兵也被孙传芳活捉了一大批。

面对被虐杀的先头部队尸体,孙传芳的士兵们异常愤怒。为了给被杀官兵报仇,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对这些白俄兵施以酷刑。被俘的白俄兵有的被吊在树上活活烧死,有的被吊在建筑物上当靶子。直到旅长李俊毅赶到,这些野蛮行为才被制止。

一仗下来,涅卡耶夫的“第一梯队”伤亡超过800人,被折磨致死300多人,从此元气大伤。

至于施从滨,他在蚌埠战败之后意图整军再战,张宗昌也把铁甲战车拨付施从滨指挥,试图扳回一局,但这一次铁甲列车却没能像之前那样所向披靡。

因为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列车名气太大,因此孙传芳对它们格外关照,不敢轻敌。作战时,孙传芳先命人拆毁了铁甲车前方的大段铁路,再迂回包抄,把返回的铁路也破坏殆尽。离开铁路就动弹不得,这正是铁甲列车的软肋。

等到乘坐铁甲列车督战的施从滨发现进退两难时,他已经被大批孙军包围了。

施从滨急于突围,下令铁甲列车向北急驶。到了固镇南面准备横跨铁桥时,他们发现桥上挤满了沿铁路往北逃窜的部众。铁路被堵,施从滨只得命令“长江”号铁甲车向南开。但刚开出去十几里,就看见孙传芳的大部队冲杀而来。铁甲车只好掉头向北再回固镇,但这时桥面仍然挤满了溃兵。

生死关头,施从滨也顾不上这些人的死活了。他横下一条心,通过翻译向白俄军官下达命令:冲过桥去!

当时挤在桥上的官兵估计有上千人,“长江”号铁甲车拉响凄厉的汽笛,开始冲桥。于是一幕人间惨剧开始上演,在列车的碾压下,大量士兵被卷入车轮。桥上顿时血肉横飞,惨叫声惊天动地。

有些士兵下半身被齐齐碾断,上半身却还完好,口中涌出鲜血,重伤的人中还有不少中高级军官,这些半死的人哀嚎着:“求求你了,给我一枪,给我一枪。”见此情景,随军的文职人员吓得浑身发抖,痛哭失声。

冲过桥的施从滨最后还是没逃掉。孙传芳的军队早已拆毁了固镇桥以北的铁路,铁甲列车冲到离固镇桥不远时,火车司机突然看见铁轨被拆,再想刹车已经来不及,列车终于冲出铁轨,倾覆在铁道旁,施从滨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被俘后的施从滨,以60岁高龄被孙传芳斩首在蚌埠火车站南边的旷野。死后又被残忍的暴尸三天三夜,首级挂在蚌埠车站示众。孙传芳还命人在白布上写下:“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几个字,悬挂在尸体旁进行羞辱。

孙传芳的毫无底限,坏了北洋系“不杀政敌”的规矩。

北洋时期,“不杀降”是当时大家都遵守的一条公理。兵败的将领,一般只要通电下野,退出政界,通常并无性命之虞。在当时的中国,凡是“杀降”的军阀,最后均无善终。

多年后,孙传芳在天津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横尸佛堂,想来也是一场因果报应。

施从滨

就在“长江”号倾覆不久,葛斯特劳夫指挥的“长城”号铁甲列车也遭遇厄运。

在奉系大军被围后,葛斯特劳夫指挥“长城”号试图向北突围。但刚过午夜12点,他们就在固镇附近触发了被埋设在铁路上的地雷,剧烈的爆炸让铁轨和车身都遭破坏,铁甲车顿时进退不得。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大批孙传芳的士兵包围上来,白俄兵唯一能做的只有在铁甲车里拼命用机枪扫射。

最终,铁甲车弹药耗尽。在对方火力封锁下,白俄兵又无法下车修复铁路。眼看回天乏术,有着极强军人荣誉感的葛斯特劳夫举枪自尽。

他的副手布克斯知道,他们这些人平时无恶不作,无论是中国士兵还是民众早已愤恨难平,如今一旦被俘,定难活命。于是他也率领残余的白俄兵,全部自杀在铁甲列车上。

单从技术上看,铁甲列车虽然曾经风靡一时,但毕竟有难以克服的短板,那就是离不开铁路,而铁路又很容易被地方破坏。因此在兵器发展史上,铁甲列车属于“昙花一现”,生命力并不长久。它在一战时风靡一时,但到二战时就已基本销声匿迹了。

两个铁甲车队被全歼,张宗昌心痛不已,他和米罗夫大吵几次,两人互相指责。米罗夫指责步兵没有跟上去,以致铁甲车失去掩护;张宗昌则指责铁甲车队不派侦查兵了解敌情,只顾逃跑。

这边张宗昌在捶胸顿足,那边孙传芳却意气风发。他集中起被俘的1万多名张宗昌部下,向他们训话。孙传芳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惨了(孙传芳是山东泰安人)。我们一起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让咱们老家的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被俘官兵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这些被俘士兵被改编后发还枪支,掉转枪口开始对张宗昌作战。

11月8日,孙传芳占领徐州,张宗昌向北退去。

返回山东的张宗昌,第一件事就是重建自己的白俄军。

通过设在天津的招兵处,张宗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补齐了先遣军第一梯队的名额,白俄兵总数再次达到2000人。

为了重振声势,张宗昌改变了白俄军的番号,不再称“先遣第一梯队”,而是升格为师级编制,番号变为“奉军第六十五独立师”,就是大家所说的“白俄师”。

张宗昌还在2000多白俄兵的基础上,再招募1000多名中国士兵,编成一个中国旅。两个白俄团,加上一个中国旅,合称为“第六十五独立师”。

此外,张宗昌还成立了一个“独立骑兵团”。这个团有300人左右,清一色的哥萨克骑兵。他们作风彪悍,战斗勇猛,团长金钟仁是俄籍朝鲜人。这个骑兵团经常承担偷袭、包抄攻坚的任务,是张宗昌的制胜法宝。

张宗昌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白俄军飞机队,拥有10余架单翼飞机。指挥官同样是一个流落东北的前帝俄航空队上校,名叫安德烈修克。此人又从前帝俄军队人员中招募了一批飞行员、投弹手和射击手,一起加入飞机队为张宗昌服务。

不过,张宗昌最想办的一件事还是重建他的白俄铁甲列车队。

1926年,他花费巨资终于又请来白俄工程人员为他设计,津浦铁路机车厂用大马力机车造出了四列装甲列车,分别命名为“泰山”号、“山东”号、“云贵”号、“河南”号。

这次他们吸取了“长江”号、“长城”号失败的经验,采用了新工艺。新造的铁甲列车由8节车厢组成。第一节是材料车,采用平板货车搭载铁轨、枕木和修路器材,准备铁路被破坏时立即修复;第二节是炮台车,用货车加装装甲,分为上下三层安装野战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第三节是机枪车;第四节是火车头;第五节为指挥官坐车附带餐车;最后三节和前三节相同。

在这八节车厢之后,再挂一节闷罐车搭载两个排的步兵,作为掩护部队。

每一列铁甲车都配备奉天造三八式野炮七门、迫击炮两门、重机枪24挺,是名副其实的“铁甲堡垒”。新建的铁甲列车同样交给白俄军官指挥,每列车载有白俄官兵百余人。不过,穷兵黩武的张宗昌,并没能逃脱被北伐军消灭的宿命。

1926年5月,北伐军正式从广东肇庆出发,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北洋军阀的终结之日已经近在眼前。

北伐军一路北上,连战连捷。

吴佩孚在两湖被北伐军击败,仓皇退守河南,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1927年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他想和张作霖尽释前嫌,共同对抗北伐军。

为了安全通过张宗昌的地盘,孙传芳化妆成一名商人,身穿灰布大褂只带两支手枪只身北上。在路过山东时,他并没有被密探发现。孙传芳到天津后,马上从英租界给张作霖挂电话,电话接通后孙传芳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

两人见面后,孙传芳对张作霖行礼,说一声:“对不起大帅。”张作霖则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孙传芳从此依附奉系。不久,张宗昌就接到张作霖的命令:火速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南下之前,张宗昌为壮军威,检阅了自己的这支“直鲁联军”,没想到却被气得大发雷霆。

检阅当天,张宗昌军服笔挺地在主席台就座。受阅部队出场后,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士兵们军容不整,官佐们也跑步不像样、敬礼不习惯。终于有个戴眼镜的军官竟用左手敬礼,张宗昌怒不可遏,拿起面前的铜墨盒就砸了过去。

一直到白俄军上场,张宗昌才转怒为喜,白俄兵个个精神饱满,训练有素。独立骑兵团的哥萨克表演马术挥刀时,张宗昌忍不住用俄语大喊:“哈拉少!哈拉少!”

在65独立师的白俄兵表演射击时,一个白俄兵卧倒时裤子竟然裂开,露出了肉。张宗昌看见白俄兵的军服如此破旧,当场骂娘。他对着参谋长吼道:“你tmd这总参谋长咋当的?让他们的衣服破成这个样子!”接着又回头大骂中国旅的旅长赵亨宝:“你看看你,把我的老毛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检阅结束,张宗昌对高级军官训话:“你们这些司令都是狗屁!什么大学生、举人秀才,念书人都是狗屁!打仗不顶用。我张宗昌没念过书,是从血里爬出来的,你们要是占着茅厕不拉屎,就都给我挪窝。”

最后,张宗昌下令赏给白俄兵每人4块大洋,其他兵每人2块。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10余万直鲁联军进驻南京、上海,援助孙传芳。即便如此,也难以阻挡北伐军。曾经把持中国军政的北洋军阀此时大势已去,北伐军完全占据主动。随着北伐军向华东进逼,各军阀都先后归附。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率部逃往扬州;张宗昌的第十一军也遭到惨败。

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随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蚌埠,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1927年6月18日,为了把北洋系团结起来抵御北伐,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正式行使中华民国最高统治权,坐上了最高权力宝座。

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一军司令,张宗昌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司令”,这也是张宗昌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职位。

但在随后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中,张宗昌却败多胜少。

张作霖趁国民党宁、汉分裂的机会,命张宗昌开赴陇海线迎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但在徐州附近的战斗中,张宗昌的白俄铁甲车却并没能发挥效力,“泰山”号和“河南”号被国民军缴获,“山东”号和“云贵”号勉强逃回山东。

铁甲列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六十五白俄独立师也在和国民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师长聂卡耶夫受伤后被迫截肢。不过,张宗昌对给因伤致残的聂卡耶夫也算仗义,不但赠予其一笔巨款,还在青岛买了一处别墅供他养老。

退出徐州之后,张宗昌在兰考获得一次小胜。这年10月上旬,在和冯玉祥激战时,张宗昌诱使国民军旅长姜明玉倒戈,趁机逮捕了国民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当郑金声被押解到济南后,张宗昌不顾幕僚劝阻将其枪毙。他的这个举动,也在日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张宗昌在济南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奉军节节溃败;1928年5月,北伐军击败张宗昌,攻占了济南。

失去山东,张宗昌再也无力继续豢养白俄独立师,不得不予以遣散,任其自生自灭。白俄兵被遣散之后,因为一贯胡作非为,被中国士兵群起而攻之,很多人被杀,其余流散各地不知所终。这支在中国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白俄部队,从此销声匿迹。

至于白俄军的铁甲列车队,也在经历了一系列哗变和内讧之后,被北伐军先后缴获。车上的白俄兵有的逃亡,有的也被就地遣散,白俄铁甲车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1928年6月初,坐镇京津的张作霖知道华北也行将不保,于是决定退出关外。6月4日,即将返回奉天的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

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他手下还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请求出关,却被婉言拒绝。9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包围了张宗昌。

这一年,中国局势巨变,“大帅”们几乎在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张宗昌眼见自己这点儿人马无力对抗,于是化装出逃。他先乘坐渔船从滦州逃往大连,接着东渡日本隐居。

张宗昌逃跑后,他的残部5万人向白崇禧投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8军。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并不甘心,他一直在寻机卷土重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公开化。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在日本当汉奸,发电报要他立即回国,日本人也极力拉拢在东京的张宗昌。一直在密切观察国内形势的张宗昌决定,回国寻找机会。

临行前他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拒绝当汉奸。他对记者这样说:“咱可不会钻烟囱。(意为做汉奸)”。三十年代,日本人一直在拉拢北洋下野的元老,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和张宗昌一样拒做汉奸。与溥仪、汪精卫之流相比,北洋系的民族气节还是有一些的。

不久,张宗昌返回国内,暂居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回国后的他,最想做的事就是重返回山东。

1932年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各将领开会。这次会议上,张宗昌结识了现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会后石友三再次举办酒宴,张宗昌和韩复榘应邀赴宴。酒酣耳热之际,张宗昌凑在韩复榘耳边说:“俺的老部下现在都散住在山东各处,只要招呼一下,就可以汇成一支队伍。”

韩复榘闻听此话后嘴上陪笑敷衍,心中已把张宗昌当成一个威胁。

返回济南后不久,韩复榘给张宗昌写了亲笔信,邀他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很想去山东,但他所有旧部,包括下野的北洋元老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全都反对。但一心怀念自己人生高光时刻的张宗昌,东山再起的心情太过急切。他最终一意孤行,在8月底和原参谋长金寿昌一同返回济南。

张宗昌不知道,就在他出发之前,韩复榘已经亲自拜会了冯玉祥。二人密商后决定,要在济南除掉他。

到济南后,韩复榘每天盛情款待张宗昌,但就是不提如何“共谋大事”,这让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只好强打精神,每日应酬。

有一天,韩复榘请张宗昌看戏,张宗昌到晚了,当他进包厢时韩复榘夫妇已经落座。见张宗昌进来,韩的夫人纪甘青起身给他让座,之后自己去了另一个包厢。

看着纪甘青离开,张宗昌对韩复榘开玩笑说:“你在山东顶了我的窝子,我今天也顶了你太太的窝子。”言罢,他自顾自地哈哈大笑。

此言一出,更坚定了韩复榘的杀张之心。

韩复榘

隔几日,韩复榘又请张宗昌赴宴。酒席宴前韩复榘奉承张宗昌说:“听说效坤先生精于枪法,今天能否让我等开开眼界啊?”张宗昌满口答应,拔出随身携带的佩枪,连发数枪,弹无虚发,引得满座宾客纷纷鼓掌叫好。

表演完毕,意犹未尽的张宗昌将佩枪放在桌上,韩复榘借机把玩起张宗昌的手枪,连连称赞:“这支德国造手枪果然精妙。”

张宗昌本就豪爽,此时又客居门下,因此对韩复榘说:“你若喜欢,张某就奉送给你怎样?”韩连忙称谢,遂将此枪收入囊中。把自己的防身武器送人,这又是一次不详的预兆。

韩复榘在和冯玉祥密会时,已经物色好了杀手人选。此人这就是冯玉祥旧部将领郑金声的养子——郑继成。郑金声当年被张宗昌下令枪决后,郑继成一直发誓为嗣父报仇,如今机会来了,郑继成欣然领诺。

9月2日,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已经南下山东,心中十分着急。于是假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发电报假称张母病危,要他马上返回北平。张宗昌接到电报后十分焦急,立即向韩复榘辞行。韩复榘也顺水推舟,派人给张宗昌订了第二天下午5:37的火车票。

9月3日当天,杀手郑继成和好友陈凤山埋伏在济南火车站内,等张宗昌挥手送行、人群嘈杂之时,陈凤山一跃而出,大骂一声举枪就射。不过,因为子弹卡壳,竟然击而不中。

张宗昌躲过第一枪后,拔腿就跑,但最终被年轻力壮的郑继成和陈凤山追上。郑继成连开数枪将张宗昌击毙。

事后郑继成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大仇已报,我投案自首。”

下野后的张宗昌

张宗昌被杀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郑继成被报纸称为“侠士”和“英雄”。山东各界纷纷电请赦免郑继成,冯玉祥等人也多方奔走,鼎力相助。第二年,郑继成被赦免,接着被保送进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抗日战争期间郑继成在冯玉祥麾下担任军法总监。

张宗昌被刺之后,尸首横在露天。他的参谋长金寿昌在济南四处花钱,也请不到人搬运尸体。就连棺材铺的老板都不愿卖棺材给他殓尸,由此可见山东人对张宗昌的切齿之恨。

最后,还是韩复榘出面替他收了尸。1932年9月11日,张宗昌的灵柩被一列闷罐车送到北平,张学良将其葬于西郊香山。

后记:

张宗昌如今已被影视、小说、评书描写成了一个“脑笨如猪,骄奢淫欲”的乡巴佬军阀形象,但这些描述都过于脸谱化,有悖于他的豪强身份。能在乱世做到出人头地,雄踞一方,张宗昌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当然,他身上也带有那个时代军阀们的明显烙印。

林语堂先生对张宗昌之死,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狗肉将军”张宗昌死了。然而“狗肉将军”的死,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是现代所有显著的、传奇的、封建的、和不顾羞耻的统治者中,最显著、最传奇、最封建的,而且我必须说,是最率直而不顾羞耻的一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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