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廷常:我的民师时光|散文

姜广富:泰山女儿茶的传说|故事

文/宁廷常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高中生,干么么不中,叫他挖大粪,他说不卫生,叫他锄高粱,坐到地头哭亲娘……”这家喻户晓口头禅,是嘲讽,是嫉妒,也是欣赏。
1966年到1977年,高中生,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不小的人物,因为他是最高学历。
高中毕业的第二天,生产队长封了我个小队记工员,“脱产干部”。这是不知道多少人梦想的差事。
第二年,当民工到泰安修铁路,睡工棚,三餐免费,一个月八块钱,这是根里人才可能得到的美差,我能有这个好差事,就是有个“高学历。”在我们连(一个管理区),我是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我成了连通讯报道员兼记工员,一个带薪水的“脱产干部”。
生活仿佛走马灯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结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成了孩子的父亲。结了婚得对一个人负责,有了孩子得为一家人负责。从此,我的世界里没有了春天的味道。
1976年3月,大队书记一张纸条把我调回家,立马去学校教书。我祖上是农民,祖上的祖上还是农民,农民的儿子当教师,那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自然姓民,农民的民。
起初,一天十分工,月薪五块。虽然我是农民,可是我是一个不流汗不晒太阳的农民,一个没有让麦芒刺痒四肢之苦的农民,一个没有寒风刺骨的农民,一个没有农民服装的农民。可是,我比那些强壮的能把一头牛按倒的硬汉子挣的工分高,比生产队长挣得工分多。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不得不让乡里人羡慕的民办教师。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教师是天底下最辉煌的职业,你必须能教书,会教书。于是,每晚,就是所有的晚上,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学校办公室里的灯光里有了我;我比所有的学生到校早,因为我是老师,一个带“民”字号的老师,说是老师又不是老师的人,说不是老师又是老师的人。
六年风调雨顺日子,就是那么一眨眼。腊月的一天,突然分给我三亩地,属于我家的三亩地。我又成了农民,成了春耕夏播唯我“独尊”的农民,一个不得不必须有农民服装的农民。
民办教师的胸怀宽广,心里有学生,有庄稼,有家庭,有事业,有梦想。心里有太多的东西,你不可能消停,特别是学生和庄稼,怎么衡量都是苦的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家离学校很近,拐两个胡同,绕过一个大湾,狠狠的品尝一口清风的味道,或者狠狠的看一眼湾边的游鱼,就听到学校里那些学生的无拘无束的嬉闹声。这对我确实删去了许多途中的焦虑。
我是民师教师,流的汗必须比人家多。我的窗前,送走了多少黑暗,又迎来了多少黎明,月亮知道,太阳也知道。
我喜欢学校,那里有一群庄稼一样纯朴自然的孩子,喜欢他们无拘无束的疯,喜欢他们天真烂漫的笑,更喜欢我一下讲台呼啦一阵风把我团团围住,有人拽着衣服,有人抱住我的胳膊,有人在我前边春风般的看着我一边笑,一边退着走。说着,笑着,叽叽喳喳。
我就像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疯玩,或在教育他们怎么觅食,或在教育他们听妈妈的话。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因为在他们中间,我一下子也成了孩子,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理想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直到办公室门口,学生们才恋恋不舍的招手走开。
我着实不愿意进办公室,十几个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就像一群水缸里的鱼,转来转去,只有一个擦肩而过的空间,还有那一张张看厌了的了无生趣的面孔。在民办教师占大多数的学校里,民办教师是学校的顶梁柱,我们都担任班主任,每天,都四五节课。一半时间在课堂,一半时间在办公室。
教书,似乎是一种副业,但是,我的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副业上。农事也免不了成了办公室里的焦点,一句“该种花生了,”让我想起每个节气,每个季节的农活,让你不得不想到今天干嘛,这个周干嘛,每每聊起这个话题便没完没了的众说纷纭,于是,一些农业谚语都出来亮相。偶尔谁突然说一个不听话的学生,或者一塌糊涂的差生,便牵出一批这样的学生。于是有人抱怨,有人无奈,有人谩骂,有人咬牙切齿。
“给谁学的?咹?给你自己学的!”在发泄不满。
“完了,这样的学生没什么出息。”互相安慰。
“哈哈,盛饭的饭桶,造粪的机器”。狠狠挖苦。
“唉,死狗托不到南墙去,累死托狗的,你强托,屙你一身狗屎……”束手无策。
“啥也不会,恨得牙根疼,笨,狗黑子它娘怎么死的?”恨铁不成钢。
我从不塞进这个圈子里,明明是错在老师,又怎么洗脱自己再去埋怨无辜的孩子呢?学生只要喜欢你,他就给你学,就听你的话;学生就是给老师学的,就是给家长学的,你不认识到这一点,那是你不懂教学。学生都行,要你老师作啥?学生就是孩子,小孩子,一个说懂事懂事,说不懂事就不懂事的孩子……
农村学校教学资源有限,除了一本破旧的参考书,没有可借鉴资料。我会专心致志的研究教材,努力学习知识,特别是一个语文教师应该有的知识。
学生写什么作文,我陪学生一块写。20年,我陪学生写了五百多篇下水文,让学生背诵的课文我和学生一块背诵。我参加“人民日报”“鲁迅文学函授班,参加“未来作家”函授班,”背诵数十篇散文和小说。1986年,学生的(一盆花)在“小学生报”上发表,于是,每年都有几名学生在《小学生作文周刊》、《小学生优秀作文》、《小作家》、《小葵花》、《小红蕾》、《少年报》,《小学生报》、等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习作。
我的习作也偶尔有几篇在省、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1995年,因四名学生的作文获奖,免费和学生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风”夏令营,并和北京文联副主席管桦合影。在课外活动时间,我第一个建立了学校“民乐队”,由36名队员组成的“部队”,可以登台演奏十几首歌曲或戏曲选段,学员一百多,小学员7岁,大学员12岁;全校掀起了民乐热。
我创建了“班级学分管理制度”、“自主管理”、“我是小能手”等教学模式。和辽宁省、甘肃省等几个省份的学校(通过学生发表习作建立的互动关系)开展“小学生手拉手活动”。自然,我学生的成绩永远是名列前茅。于是,我成了“金牌老师”,于是,从民办教师里脱颖而出,于是,我成了语文教研组长、大队辅导员、学校民乐总教练、教导主任、担任由教育办公室主办的《彩山石》主编。都说能者多劳,可从来没有人说能者多累。
语言这东西,很吊诡,会把你支配的俯首帖耳,我是在没有讨价还价的语境下,默默地承担起所有的累,仿佛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所有的累。我没时间家长里短,
由于惦记,也由于议论,有的老师身在学校心在地,有甚者偷偷从课堂里溜出去,钻进庄稼地。我不与他们为伍,特别是红白喜事,不是因为我不喝酒,也不是我无情无义,也更不是我骚群。虽说不至于穷困潦倒,但是,这几块钱的工资里,实在没有那部分开支。当他们喷烟吐雾时,当他们开怀畅饮时,当他们喝得东倒西歪时,我在努力为自己“充电”。
任何不敬业的行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抵触,我从来不颠倒角色,虽然我的工资不及工办教师的四分之一,我觉得,校园里的这些苗苗,远比自己地里的苗苗金贵百倍,或者根本不可比拟的,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尽管是一位民办教师,一个“土八路。”
所有教书之外的时间,我都在田野里。我是一头牛,在田地里,低着头,伸长了脖子,绳索深深得陷进肩膀里耕地的牛。汗珠子滴进泥土里,缓缓地渗入禾苗的根。
这时候,我就是个农民,一身或脏或破旧的衣服,洋溢着土色调,土腥味。就像没有人在乎土的掉渣的农民一样。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老师。我是农民,但是,我不能和农民一样安然,真正的农民不用起那么早,早点起或者晚点起,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因为他们的光阴都在庄稼地里。而我不能,我只有或早或晚或周日,我必须自个给自己拧紧发条,仿佛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一样,必须只争朝夕。
早上没有做完的梦,必须强行结束;睁不开的双眼,必须强行睁开。没有躺在床上迟疑的机会。
早上,那么一竿子的时间,太阳随便往上一蹿,就不是早上了。就在这一蹿的功夫里,有多的像草一样的农活再等着我,昨晚躺在床上安排的计划,必须在天亮前落实。
田野的小路上爬满了正在做梦的露珠,急促的脚步声让树枝头上做梦的鸟儿惊慌失措。我心里没有时间对此表示歉意,我唯一想的是一步迈到庄稼地里,在太阳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得争分夺秒。
匆匆吃饭,匆匆上学,匆匆回家,匆匆去当农民。太阳的脚步匆匆;庄稼的脚步匆匆。匆匆的日子,匆匆的生活,匆匆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匆匆。
一个星期很短,因为有太多的农活在田间地头。假日里没忙完,必须从鸡叫忙到鬼叫;一个星期很长,累得像散了架似的,巴不得忙假立马结束;一天更短,没有来的及拥抱清晨,黄昏已向你招手。时间这东西很奇怪,说长,长的晕头转向,说短,短的要命。
每个假后上班,我们都像一场恶战后溃败下来的残兵败将,无精打采,昏天黑地。改着作业,不知不觉趴在桌子上酣睡起来;有的老师课上了一半,布置点作业,趴在桌子上梦回云天。
我在上第一节课时,查假期作业,总有十几个学生没有做完。这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大人忙收忙种,孩子跟着大人忙前忙后,作业做不完正常,不正常的是假期太短。可作业没有做完又不能听之任之,这不但是学习的问题,还关乎到师道尊严,就是一个再不济的老师,也会在学生面前装模装样地拿起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式。
找来一个学生,一直低着头,一直不说话,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回应我的追问。又找来一个学生,抬头看了看我,嘴角动了一下,又低着头,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回应我。其实,我的追问多余,只是显示一下老师的威严。他们的答案我明白:一是干活累不愿意写,二是贪玩不愿意做。问明白了没什么意思。人,真的很奇怪,常常把没意义的事当有意义的事情做,而且极其认真极其投入。
当拿起笔在黑板上板书课题的时候,看到紫酱色的手背和胳膊上的那一层层皮,这是阳光的烙印。每每忙假,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要脱几层皮。你会隐隐约约发痒,你还会忍不住用手指甲去挠,越挠越痒,直到露出鲜红的血才不得不停下来。
劳动一旦停下来,浑身发软,腰酸背痛,口干舌燥。平日里,幽默风趣的我,课堂气氛活跃没了。此刻,我宛如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只有让学生自由读课文。而学生呢?起初,哇的一阵阵读书声,一眨眼功夫,底气不足,声音变小——读快的学生未必读到一半,动作慢的学生也许还没来得及开口,五,四,三,二……最后一个读书的学生不得不也没有了声音。
恐怕世界上最糟糕的阅读教学也不过如此罢了。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找来课代表一遍一遍的领读,以显示教学的存在,生气的再现,课堂的生动。下了课,我走下讲台,学生依然是围拢过来,毫无生气的送我到办公室。
办公室里很安静,老师们很老实,默默地忙改作业。下了课的老师,喝水,出汗,出汗,喝水。身体就像一座过滤站,水进来了,绕一圈又出来了。流了那么多汗,身体就像掏空了的水库,急需水的弥补。这时候,我庆幸自己,幸好我不是一个专职农民,幸好我有一个不晒太阳的办公室。
太阳每天早晨红着脸从东边出来,傍晚黄着脸落山。炙热的阳光舔干了河水,把大地舔出了裂缝,人们怕裂缝像毒蛇一样吞噬了大地。我不怕,我坚信,裂缝是大地的闪电……
雨终于来了,河水像万马奔腾汹涌而下,昏死的万物苏醒了,可地里的草也疯了。看着河水,我激动;看着苏醒的庄稼,我高兴;看看疯长的草,我头疼。但是,学生大脑里不能长草,锄掉他们脑子里的草比锄地里的草重要的多。可是,地里的草不得不锄。
儿时的麦收都放假,我当了老师,却没有了麦假。
五更天的麦田里,只有我一个人,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是劳动。低着头,弓着腰,唰唰的割麦声,声声入耳,打破了田野的寂静。不小心麦芒会刺痛你的脸,或爬进你的裤腿,钻进你的袖子。我没心思去理会,春挣日夏挣时,晚一个时辰麦子可能泡汤。必须使出十二分劲来干。这时候,腰要有韧性,我的力气不及他人,但是,我的腰比较好,不怎么腰疼。太阳不出来的时候,必须把麦子捆好,等中午放了学,再用地排车一趟一趟拉到场里。
太阳是火,草帽后没有遮住的脖颈上,火辣辣的疼。把襻往脖子上一套,像一头牛一样,不,就是一头牛。但是,我不如牛快活,牛饿了可以随时随地啃几口草,我肚子咕咕叫,只能干咽唾沫,不,没有唾沫,咽进去的是火。
一车麦子二三里路,这时候,我真羡慕牛。可我是人,做人不容易,做一个民办教师更不容易。倘若我是一个农民,早就锻炼出适合农民的身板,如今,我是一个1.7米高110斤重的人,却承载着专业人士的农活,确乎力不从心。但是,无论怎么劳苦,我必须咬紧牙撑起所有的苦,所有的痛,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责任。我只有装着强大,只有装着乐观,只有装着如无其事。我不像农民,要装着像一个农民,不热爱农活,可是,我不得不去热爱农活。
夏收夏播,从割,脱粒,扬晒,入囤;再到种玉米,锄草,打药,上肥,浇水。晚上和蚊子抢饭吃,然后,床上一倒,像一个死人一觉到天亮。本来比人家身上肉少的我,肉更少了。早上起来,全身疼痛,一但上了套,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我常做梦,有一天不种庄稼了,和工办老师一样,岂不是比神仙还快活。
梦归梦,想归想,我必须习惯这无比艰难的累,仿佛习惯了学校——回家——田野——回家——学校,周而复始。
1995年5月,通过考试和勤、能、绩的考核,老师前面的“民办”两字去掉了,我成了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20年的民师岁月,是我人生中最美丽最有生气的岁月;20年的民师岁月,我肩膀上一头挑的是学生,一头挑的是庄稼;20年的民师岁月,让我知道苦和甜永远是孪生兄弟,没有苦就没有甜,生活的甜蜜都是用苦换来的;20年的民师岁月,让我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哦!我的,难忘的,民师岁月。
【作者简介】 宁廷常,宁阳人,泰安市作协会员,宁阳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磁窑镇志》主编,小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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