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一——嵇康

魏处三国时代，晋是三国的结束。在这期间，持续的政治动荡，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直到隋朝，中国才重归统一。这样一个时代，出现了一种奇怪却又有理可寻的现象:杀气与文气俱盛，战火催生文人与新潮思想。西方有个理论:战争能激活很多东西。十九世纪拿破仑横扫欧洲，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打出了多少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直接就是战争的产物。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大双心河》，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以及艾略特、庞德的诗歌，都是在二战的阴影下生长出来的。当然还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亦是一代文豪，他的豪情壮志，伟大思想，同样源于民族危机。所以魏晋的兵荒马乱中走出些有才气有思想有风骨的文学家思想家便不奇怪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便是这一时期的文人中最为耀眼的，他们的文品与人品合称魏晋风度。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一个缩影。嵇康走在最前面，这是为何？鲁迅先生不轻易赞美古人，却对嵇康赞美有加，又是为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嵇康，品味他的建安风度。

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其祖先本姓奚，住在会稽上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其曾祖父后为躲避仇家，迁徙到谯国的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并改姓为嵇。嵇康的父亲嵇昭，字子远，官至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嵇康有兄长，名嵇喜，早年即以秀才身份从军，有为官的志向，后官至太仆、宗正。嵇康年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幼年聪颖，博览群书，学习各种技艺。成年后喜读道家著作，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然不注重打扮。由此可以看出他放荡不羁的个性。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作“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炀帝曾将弹奏“九弄”作为取仕条件。当然这是他在音律上的造诣，不是我们所谈重点。

嵇康的身世和后学，养成了他旷迈不群、高亮任性的个性，在性格上明显地表现为两面：一方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食，求长生;一方面却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

嵇康出仕后，初任为浔阳长，后升为中散大夫，并娶长乐亭公主即曹林的女儿为妻。本指望追随官职显赫的父兄一展鸿志，不幸碰上司马昭乱政。曹氏，司马氏，两大权利集团明争暗斗。他的官职中散大夫是个虚职，此时的嵇康身为曹魏宗室姻亲，对司马氏黑暗残暴的统治极为不满，而他又不愿和腐朽的曹魏集团同流合污，更不想像阮籍一样被夹在中间，他的态度非常明确: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不搞吃里扒外。当自己纯粹的政治抱负无法得到施展时，他选择于正始四年(263年)举家迁居山阳，以逃避当政者的拉拢或诛杀。

嵇康寓居山阳后，他的好友阮籍也随之常来拜访。嵇康在这里认识了邻县河内郡怀县人山涛，然后嵇、阮、山三人通过相互介绍，刘伶、阮咸、向秀也加入他们其中。当时的山阳县东北遍植竹林，这些名动全国的大名士认为竹林高劲清爽，中空虚无，与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相吻合，就定期相约聚会竹林，或酣饮，或赋诗，或高谈阔论，或抚琴啸吟，他们志趣相投，相与友善，形成中国历史一个独特的贤哲群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这身后名来的迅速，影响亦广，他们的言行被许多世子，学生景仰。而这必将会引起当权者的关注。嵇康放荡不羁，刚肠嫉恶，遇事便发，尤其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阿谀之徒。在山阳的寓所，他即得罪了朝廷新贵司隶校尉钟会，为自己埋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但那又如何，他依旧是他，饮酒打铁，高谈阔论，就是长啸，也要与别人不同，啸声清亮，彰显他的不羁。竹林还是那个竹林，暴风雨来临之前，一派祥和。

　    景元三年深冬(263年初)，嵇康被处死在洛阳东市。这一天，嵇康破例穿得很漂亮，刑场也是舞台，他将完成他的生命之舞，便是死，也有傲然风骨，席地而坐，神色自若地弹起古曲《广陵散》，琴音悲慷清冽，昂扬激越，直上云霄，回荡天际。曲终，刑场久久没有声息。许久，只听嵇康叹道：“从前，袁孝尼要跟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从此以后，此曲将成绝音!”言毕，从容就戮，在场之人无不唏嘘悲叹。终于嵇康被恶浊势力杀死了，一腔正气化为清气，一腔热血化为长虹，一身傲骨奠定建安风骨的脊梁。

这就是嵇康的故事，这就是嵇康身上的建安风度。入世他便要忠君报国，纯粹的热血期望洒在他心甘情愿奉献的土地上，绝不含任何杂质。他是莲花，生长在淤泥，却不沾染分毫。出世便要简单自由，放荡不羁，绝不受任何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