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郭向阳:深山激战“十大连”


作者简介:

郭向阳,男,笔名君伊,当世太白,中国炎黄出版社特约编审,洛阳市作家协会会员,1968年6月生于河南省栾川县,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有诗、散文,评论等作品在《中国作家》、《中国青年报》、《诗刊》、《法华报》(法国巴黎)等国内外三十多种报刊上发表,作品先后获得 “(2007年)华夏情征文大赛一等奖”、“(2009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三等奖”、“(2010年)庚寅年‘根在中原,情系中原——我看中原’网上作品大赛文学作品一等奖”等全国性诗文大赛奖项多次,被收入多种选本,2015年3月在中国诗文学会、世界诗人协会、中国诗歌会等组织的诗赛中被评为第二届中国新锐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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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激战“十大连”

         文/ 郭向阳   
1934年12月3日,进行千里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取道嵩县明白川,进入栾川境内,红二十五军过栾川时,栾川还是卢氏县的一个镇。由于当地群众多数对红军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当红军来到时,群众成群结队地往深山里逃。
寒冬腊月,红军来到了栾川县的庙子街(今栾川县庙子镇),当时多数群众还没有来得及进山,红军就进街了。群众看着这支在寒冷的冬天穿着草鞋、衣衫褴褛、说话和气的队伍,都投以惊奇的目光。一些胆大的人上前向红军打听:"你们见过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离这里还有多远?"问得这些年轻的战士哈哈大笑起来,战士们亲切而又温和地回答:"我们就是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群众看到这些当兵的不抓民夫、不抢妇女、不劫财物,连老百姓的东西也不拿,都高兴地说"真是共产党的队伍来了"!大家纷纷围着红军战士问长问短。”自从红军来到栾川后,人们沸腾了,各种传奇式的故事也传开了。有的人把红军比作伸张正义的“包青天”;有的人把红军比作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声,在群众中唱了起来,他们高兴地说:“吃人的旧世道快要变了。”
红二十五军进入栾川后,国民党部队也紧急调兵遣将,企图一举“歼灭”这个“心腹大患”。当时国民党《绥靖旬刊》中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发给洛阳方面的作战电报说:“洛阳王专员:匪正继续西窜,布经伊嵩以南,(有)西窜卢氏入陕之企图,我各军正分头紧追,本署已令郝军长由许昌运向伊嵩前进。希即转饬所属,严加防堵,迟滞匪之行动,以待我追缴部队之到来,切实协助歼灭该匪为要。”在刘峙的高压下,称霸栾川多年的李起凤第一个跳出来,向红军动手。别廷芳也派出一个团(团长张仲奇),协助李起凤作战。"十大连"是解放前栾川最有名的地方民团武装。说是"十大连",实际下辖13个连,共有2000多人,名义上“剿匪安民”,实际上他们欺男霸女,臭名昭著。”直到今天,栾川一带小孩儿哭了,大人还会习惯性地吓唬他们:“再哭,"十大连"就来抓你了。”红二十五军一进栾川就遭到地方反动武装袭击,两天之内4次交手,红军狠狠地教训了这个称霸一方的“地头蛇”,让当地群众至今还津津乐道。
尽管身处逆境,能征善战的红二十五军也不甘“虎落平阳被犬欺”。长征时期的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曾经这样评价该军的战斗特点:红二十五军人数虽少,但武器装备好,弹药充足,战斗力很强,指战员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骨干,个个能征善战。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非常战斗化,说走就走、说打就打,全军随时都保持着良好的战斗状态。一场“强龙”和“地头蛇”的对决,在栾川境内拉开。1934年12月2日,李起凤率“十大连”2000多人,从庙子出发,到庙子沟各要口布防。内乡张仲奇率一个团到合峪乡的灵官店设伏。12月3日上午,红二十五军行至庙子镇十八盘村时,在此埋伏的“十大连”突然发动袭击。红军战士沉着应战,一阵反冲锋就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十大连”的封锁线,从黄石崖沿庙子东沟,向栾川继续行进。李起凤在十八盘设置的第一道防线崩溃以后,又在菩莎怀村收拾残部,抄小路抢到咸池村东的鱼庄高尖和奶奶庙后坡一代进行截击。敌人开始打枪时,红军不理不睬,依然整队行军,进入有效射程时才停止行进,组织还击。先头部队留下10余人控制咸池后岭,防止敌人抢占大路口。后续部队在鱼庄村河东,组织了40多人,从鱼庄高尖的山脚拉开距离,沿山腰斜刺儿冲上去,迅速占领了山头。“十大连”从鱼庄高尖和奶奶庙两个地方开火后,红军来到奶奶庙西南,大部队原地休息,只派了少数人沿着北坡一路往上冲,就把“十大连”的匪兵一直撵到庙子北沟的三道溜。咸池北坡有二三十米高,山势陡峭,坡度有六七十度,红军只派出了少量兵力,就把数百名敌人赶走,战斗为何这么顺利呢?那是因为,"十大连"匪兵使用的都是步枪和猎枪,他们从没见过红军使用的机枪。红军的机枪一阵扫射,匪兵们一下子蒙了,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匆忙逃命。
从庙子东沟到咸池村有3公里山路,大部分山路都比较狭窄,适合打伏击战,“十大连”为何不选择狭窄的山路,偏偏选择地势开阔、不易伏击的咸池桃园呢?原来,"十大连"自知实力有限,主要打红军后卫部队,所以未开打前先想后路,选择容易逃跑的咸池打伏击。
敌人在庙子的两次战斗中溃败并不甘心,又连夜尾追至七里坪村、栾川街附近,接连在七里坪、榆树庄和九里胡同三场战斗中,打得反动武装队伍溃不成军,两天共打死‘十大连’匪兵14人、南阳内乡民团司令别廷芳部队小军官1人,打伤匪徒多人,缴获步枪10余支。12月3日凌晨,夜郎自大的“十大连”大队长李起凤,并没有接受一天两次溃败的教训,硬要螳臂挡车,于当晚趁红军在七里坪、栾川街一带宿营之时,再整溃军,部署包围,妄图报复。次日天未明,匪兵预备队第七连趁红军极度疲劳疏于戒备时,派尖兵班从朝阳渡河摸营,在七里坪东头过道里打死红军哨兵一人,抢走三八式步枪一支。当红军听到枪声出来追赶时,那群匪徒已窜往七里坪西头埋伏去了。红军立即吹号集合,向西进发,在七里坪西头与敌遭遇,打死匪兵3人。这时,敌人已在栾川街周围布好了包围圈,东边罗庄两个连,北边二龙山、寨坡各一个连,西边九里胡同两个连,其余人和张仲奇匪团一起埋伏在伊河南岸的榆树庄一带。当从七里坪出发的红军尾部部队踏进榆树庄时,一场反阻击战开始了。枪声响时,住在栾川街的红军出来助战;越过榆树庄的红军杀了个“回马枪”。仅仅一个多小时,以红军胜利、敌人溃散而结束。
榆树庄战斗结束后,红军越过东大河向西进发。“十大连”的伏击计划是只打后卫部队,所以当红军后续部队通过栾川乡西河村西河木板桥时,敌人开始射击。两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红军向着敌人占据的两个山头发起猛攻。一阵冲杀,红军击毙匪兵4人,打伤匪兵数人。匪预备队连长尤某吓倒在地,滚下阵来,被两匪兵搀扶着狼狈逃命。看到红军如此勇猛,前来助阵的内乡民团团长张仲奇吓坏了,一个团不战而退。红军战士们唱着革命歌曲,顺利西进。
这四场战斗,‘十大连’偷鸡不成蚀把米,被打死打伤近百人。在咸池战斗中,要不是亲信吴录厘舍命保护,李起凤命都没了。后来,李起凤自己也承认和红二十五军的两天四战,是自“十大连”成立以来败得最惨的。“十大连”失败的原因很简单,该部过去对付的都是土匪,打仗时往往是“明打暗商量”,依靠恐吓和威逼来吓唬对方。遇到红二十五军这样作风硬朗的正规军,“十大连”当然抵挡不了。“两天四战”,红军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百姓。多年来,这四场战斗被当地百姓传为佳话,一些群众甚至称红军为“天兵天将”。红军的骁勇善战,一下子打压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嚣张气焰。1934年12月4日下午,负责“追剿”红二十五军的中央军某军军长郝梦龄率三个整师的兵力,进入樊营一带。当郝梦龄得知红军四战四捷的消息后,立即命令部队原地宿营,没敢来栾川和红军“硬碰硬”。当天晚上,当李起凤狼狈不堪地向郝梦龄“请功”时,郝梦龄毫不客气地板起脸,教训起李起凤:“你们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股部队是红军不是土匪!我有中央军三个整编师,兵力比他们多几倍,虽然追了数10天,也没敢跟他们打上一仗,只求把他们送出河南境内就算完成‘追剿任务’。你们真是胆大呀!”
红二十五军转战栾川正值寒冬,飞雪过后,冷风刺骨。而红军战士衣服单薄,有的穿着半截裤子,有的草鞋烂掉赤脚行军,吃住条件更差。但为了开辟新根据地,抗日救国,争取革命胜利,他们意志坚强,忍饥冒寒,奋勇前进。尤为可贵的是,红军战士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严守军纪、秋毫无犯,不拉夫、不扰民,宁肯风餐露宿,坚持不进群众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庙子东沟,红军吃了段老太太的馍,照价付钱,老太太又惊又喜,逢人就夸“一辈子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在咸池,红军吃了群众地里的萝卜,就往萝卜坑里放下几个铜圆,被群众传为佳话。在石庙,红军吃了段老太太的一捧柿子,硬是留下一根皮带作报酬。老太太推辞不下,只好把它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留,死前又把它传给儿子周世仁,并嘱咐说:“这是红军留下的,千万不能糟蹋了。”周世仁在做了村党支部书记后,还常用这根皮带教育年轻人,要继承红军传统,遵守群众纪律。在樊营,“跑反”回家的群众惊异地发现院子扫净了,水缸添满了,东西毫无丢失。大家称赞红军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红军路过庙子街时,曾到一户门面阔气、房舍高大的有钱人家中,带走他家两头猪,并把他家的一些粮食送到几户穷人家中,还在庙子杀了两个坏人:一个是指甲养得像鹰爪一样的大烟鬼、老财主杨冠东;一个是披着大皮袄、背着大烟枪的李双印。红军在栾川的行程中,为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曾利用吃饭和休息时间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讲共产党是领导穷人翻身的大救星,是革命的领路人;讲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在庙子东沟、七里坪和陶湾还贴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布告和传单。给人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红军沿途书写的革命标语。如:“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到底”、“分粮食给贫苦群众(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宣)”、“分配地主豪绅的土地给农民(红二十五军团政宣)”、“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红二十五军边行军、边打仗、边宣传,播撒革命种子、灌输革命思想,给栾川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上了一次启蒙的革命政治课,扭转了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些糊涂认识,提高了抗日反蒋的政治觉悟。
“两天四战”,红军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既深深的震慑了敌人,又给了当地老百姓极大的鼓舞,战斗胜利结束后,1934年12月3日晚,红二十五军军部来到栾川街寨子外面扎营,一部分红军战士宿营栾川乡七里坪村。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在栾川县城,举行了文艺演出,首次演唱红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后经三川、叫河一带北上卢氏,然后到达陕南,在那里开辟了鄂陕豫革命根据地。
在栾川境内的3天时间里,共发生4次战斗,红军大获全胜。红二十五军转战栾川,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却给闭塞山区的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和深远的影响:红军意志坚强,纪律严明;红军打富济贫为穷人;红军宣传革命,教育人民,红军战士勇敢果断机智顽强,个个都是有一身好本领的英雄汉,这给了当处在黑暗社会中的山区老百姓极大的鼓舞,让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给了他们反抗旧世界的勇气,从此,大家认识到红军爱憎分明,是打富济贫的队伍,它给穷人带来翻身求解放的希望,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国的希望在于这个伟大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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