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 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 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 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 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的作者指出：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能明察，道德规范不能统一，天下的学者多是各得一偏而自以为是。就像耳口鼻都有它的知觉功能，而不能相互通用。就像百家众技一样，都有所长，时有所用。即使如此，但不完备又不普遍，是看问题片面的人。分割天地的完美，离析万物的常理，分割古人道术的全体，很少具备天地的纯美，不能相称于神明的包容。所以内圣外王的道理，幽暗不明，抑郁不发，天下的人各自尽所欲而自以为方术。可悲啊！百家皆各尽迷途而不知返，也就不能合于大道了！后世的学者，不幸在于不能看到天地的纯美，不能看到古人道术的全貌，将要为天下所割裂。
那么，古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古时候的“道术”“无乎不在”，遍布于万事万物之中，是贯穿宇宙万物的“一”，并且具有强大的作用，赋予自然以灵妙、人类以睿智。而圣之所以“生”，王之所以“成”，是因为他们都领悟了这个“道术”。
古代的圣哲运用“内圣外王”之道，使得天下的治理呈现出盛况，他们将这套道术表露在“数度”(即礼乐制度方面)中，旧有的法规和世代相传的史书还多有记载，而对这些法规制度继承最全面的要算儒家。可是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儒士们只对这些记录下来的“数度”进行了学习和传承，虽然他们非常精通《诗》《书》《礼》《乐》，对各项法规制度如数家珍，但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这些法规制度背后的含义并不知晓，也就是说，他们并未掌握“内圣外王”之道。
既然儒家只获得了古代圣哲“内圣外王”之道的“一察”，为什么后世儒家会如此标榜“内圣外王”之道呢？显然，后来的儒家不只是在“数度”方面传承了“内圣外王”之道，也在义理方面进行了发展，不仅仅是“照着讲”，也是“接着讲”。
《天下》篇的作者显然是站在道家的立场去看待儒家，只看到了儒士们传承典籍和礼乐制度方面的工作，而没有看到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实际上，先秦儒家不只是古代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会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形，对古代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深化和延伸，从而开创新的理论和思想，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逐渐发展和完善的。
早在孔子之时，“接着讲”就开始了，虽然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他并不死守古书、僵硬照搬，而是对三代典籍进行整理，删诗书、定礼乐。孔子在倡导恢复周礼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人文主义的升华。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以重建普遍秩序为己任，但他并非单纯依照传统，而是有所反思:周礼为什么会动摇和失效?人们为什么要遵守礼?礼的实质是什么？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礼”以天道为依据，所以“礼”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而孔子认为，一切礼仪制度，都以正当性为基础，由此，孔子摄“礼”归“义”，“义”才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一切秩序的具体内容，都可依照“义”而改变，而不必拘泥于传统。那么，人为什么会求正当性呢?是因为人能立“公心”。从私心，是求利;从公心，则是求义。孔子认为，周礼之所以动摇和失效，根源就在于人心出了问题。因此，想要重建秩序，不能只去修改礼制，还要从人心上着手，通过人心的改善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于是，“仁”这一观念便应运而生。孔子的“仁”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顺应人性、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逐渐扩大，到爱周边的人，到泛爱众，可以说，“仁”正是内圣的核心所在。
如何才能改善人心、让人人都具备仁心呢？孔子认为，统治者要首先具备仁心、做好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次，统治者要实行德治，用道德和礼制引导老百姓，这样老百姓才会有羞耻之心，不会去做违背道德和礼制的事情。而如果不实行德治，采用严苛的政令和刑罚，老百姓不仅没有廉耻心，还会想方设法钻政令的空子，人心反而会越来越坏。
孔子提出改善人心的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其实就是内圣，而“安人”“安百姓”则是外王，只有从“修己”出发，提升德行修养，才能实现“安人”“安百姓”的外王事功。
在孔子这里，内圣只是外王的必然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内圣并不一定开出外王。孔子相信，个体通过努力可以成为仁人君子，达到内圣的境界，可是，外在事功的成败得失则受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孔子也有“知命”的思想。
孟子承孔子之绪，对“仁”的思想做了深化和拓展。孟子沿着孔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路，将“仁”的思想向外延伸至社会政治的实践层面，建立了施行仁政的“王道学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乎掌上。”孟子以“性善说”作为理论基础，认为君王也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如果将此心推及政令方面，那么，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具体怎么做呢?孟子提出了“推恩”之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主之所以远远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施行“推恩”之法罢了。可以说，以“推恩”来践行的“王道学说”正是孟子关于外王思想的体现。
孟子的“性善说”和“王道学说”使得“内圣外王”之道得到拓展，“性善说”为内圣提供了一个让人安心定志的理论基础，“王道学说”则为外王设计了一个面向现实的操作方案。
“内圣外王”之道在荀子这里，又有了发展。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乱愈加频繁，兼并统一的趋势十分明显，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荀子便将学说的重点放在了“外王”上。于是，他深挖孔子的礼治思想，对其进行发挥，并在礼治的基础上倡导法治，提出了礼法并重的创见。
为什么社会需要礼治呢？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人之性表现为各种自然欲望，比如好利、疾恶、好声色等，如果顺从人的本性，放纵人的欲望，则必然会生出争夺、残贼、淫乱，从而忠信消亡、礼义不存、社会不宁。因此，必须借助礼节制人的欲望、规范人的行为，这样人们才会生出辞让、忠信之心，社会也会趋于安定太平。那为什么还要援法入礼呢?这是因为，如果只有礼治，没有法治，那么礼治就会形同虚设，礼崩乐坏的场景还会上演。所以，为了保证礼治的顺利实施，必须同时重视法治，礼治与法治缺一不可。
与孔子重视德治不同，荀子认为，治理国家，不仅要用道德和礼制引导老百姓，还要用政令和刑法整顿老百姓，如此，礼治才会取得成效。荀子并没有将礼治与法治对立开来，而是巧妙地将二者统一起来，相互协调治理社会。
荀子从社会现实出发，提出的这一“隆礼重法”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外王思想，同时也使得“内圣外王”之道在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更加可行。
最后，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对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进行了总结，将其升华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
《大学》开篇便提纲挈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大学之道”，也可以说是“内圣外王”之道，有三个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不仅是个人德行涵养的完善，还必须将自身之德推己及人，达到至善的境界。那如何做到“三纲领”呢?具体落实在“八条目”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前五个条目可以说是内圣之道，而后三个条目则是外王之道，中间的“修身”将二者完美衔接。这个过程清晰地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现途径，个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完善的德行涵养，从而通向内圣境界。但把身修好并不是终极目的，“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建立外王功业。而外王功业的建立则必须以“修身”为基础。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由此看出，在《大学》阐述的“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内圣是最根本。也可以说，内圣是体，外王是用，“止于至善”则是“内圣外王”思想的最高追求。到了宋代，“内圣外王”一词才正式被儒家使用，自此以后，“内圣外王”便逐渐成了儒家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