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者的原则

原创 芃澜 腔调中医 昨天

1、日本十八世纪医家吉益东洞在《伤寒论》中结合症状组与对应的方，搜求其中药物对应的主症，从而在临床上找到了一条切入伤寒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自身理论体系，因为药物有了对应的主症，那么只要见到症状，便可以用这个药，因此很多麻烦的做法他认为都不需要了。进而舍弃了虚实的观点，并提出万病一毒，只要对症处药，效不更方就好，也省了很多麻烦。最后他从古籍中找出疾医的观点，将其他观点一并目为食医、阴阳医等的错误观点混入，从而为自己的体系张目。这样就将整个中医学术思想史一刀劈为两段。以为包括脉法、十二经、六经乃至脏腑等等学说都不必存在。这样观点，在当时很受欢迎，初看时，都有被当头棒喝的感觉。可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而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我们知道后面日本的学者对此做了修正。

2、举出这个例子，其实是说，吉益东洞还是有些过于迫切了，根本不必那么割裂学术史的来谈他的发现。事实上，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明了，药症对应是底层逻辑，再上面是方证对应。如果仅仅从处方用药来看，假若底层逻辑不成立上面的也一律都免谈了。因此，大可不必如此张目和麻烦去说这个理。

3、从一个述者角度来说，吉益东洞的打开方式，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教训也是值得汲取的，即对于一门医学来说，并不仅仅是在处方用药层面去见疾病，他还需要从更高的层面去回答生命的问题，才到人的问题，再到病的问题。这里课题很多。从操作的层面上来说，中医的术很多，针、灸、刮痧、火罐、按跷、导引等等，都是一种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必须建立起一个稳固统一的认识基础。即我们常常喜欢说的道法术。一个管一个，上面管下面，但下面的基础若不成立，则上面的也不成立。比如药是不能对症有改善的，那么就不存在药的价值了。

4、《黄帝内经》是讲理的书，它的任务不是临床决策，而是要回答临床决策上面的问题，这是他的重点。但他的成长离不开很多方面的探索，也包括临床实践上的，目前我们至少知道，经方为其提供药物的实践，促进了对于脏腑功能的认识，五味入五脏，由此产生对于胃为水谷之海的认识，以及经髓天下的想法；九针为其提供了针刺的实践，上升到人体就是经络的构筑；而脉法的实践则为临床决策和血脉的认识提供基础，并最终在经脉体系那里得到了统一；而脉法成功应用类比于天地的阴阳模型、五行模型、以及阴阳五行模型，也为确立循环无端的并与天地感应的经络循行做出了示范；至于神仙家的导引按跷术，则使得对于气的认识逐步成为基础性的观念，而用来建立道与气的生命动态认识，同时也对神识，即人的认识、思维、情绪的产生和由此导致的疾病有了深刻的理解；房中家的实践，则为精的认识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人体在物质循环层面逐步演化出精、气、血、营、卫、津液等的生化循环认识；此外术数（而不是数术）体系的进入，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起着结构的性的作用，解剖也不可缺少，但所有这些最后都归到生命和人体的观念的知识体系中去了。这些努力都是值得格外尊敬的，因为它们最终使得中医称成为了一门理论医学，可以指导实践的探索，而不断解决各种新的和老的疾病，过去有效，现在仍然有效，自己身上有效，他人身上也有效。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5、当然这不意味着它就一成不变，因为不同时代的发展，新的理论和实践会应运而生，都需要补充进去，而只是，古人采用述者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小心而谨慎，我们以前已经讲过。既关照传统，又要融入新知。这就意味着一本经书的成型需要漫长的时间过程。也就是说“经是养出来的，长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假说和证伪出来的。”

6、由于经的地位，和它所回答的问题，就使得任何临床实践都必须接受经的考验。这其实是一种互动，即《内经》当中的“与经互明”，家法也好，师法也好，新论也好，都得借助它来取得相互的滋养。他们共同构成了立体的中医学术养成史。

7、我们横刨来看的话，在中医学术养成的横断面上，有着不同时代的努力烙印，他们如同树木的年轮一圈一圈的存在，表现在文本中，我们可以借助比较版本的方式，以及单纯文本分析的方式观察到它。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8、而在临床中，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决策机制。在《内经》的理论框架是这样设定的，一是借助比类的方式，即将症状按照不同坐标或者类属进行归纳，“五脏为纪”，是以五脏为中心的类属关系建立起来的生理、病理、病机乃至症状的类属归纳；“十二经脉”的是主所生病和是动所生病，是以十二经脉循行来类属症状的；至于我们今天常用的比较简略的比类方式，如八纲，则是通过八个维度去类属归纳的。那么《伤寒论》以六经来归纳疾病，形成一组症候群，并相应地结合其本身自具的生理病机认识，从而为其归类建立基础，同样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楚认识“发生了什么的方法”。即使症状被条理化了。这使得我们可以去分析其轻重、缓急以及病位、病势、预后、转归，进而为决策创造了条件。但比类仅仅是创造了条件，并不能带来后面的分析，分析则需要建模。这在《内经》中称为“从容”。即跟随模型去分析。从容是一种数理思维的应用。它不是基于所谓因果论的，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因果，因为一个因的前面总有一个因在，一个果的后面总也有一个果在，这是我们头脑中自行脑补出来的。从容是用模型来解决问题，即相关性，从而判定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与临床决策有关的结论。此时我们可以决策。所以中医是辩证思维，而非形式逻辑思维或者因果思维。

墨子曾经有个比喻，什么是预测？他说，比如你的亲人生病了，那么你必须在未来三天内赶回家去，摆在面前的是三条路，一是走着去，一是骑马去，一是赶车去，你选择哪一个？你会选择最快的。这就是预测。其实就是决策术。决策需要信息足够丰富，需要有处理信息的能力，需要有判断信息性质的方法，这就是比类和从容。

我们需要去量度和计算。量度获取信息，计算获得结论。《孙子兵法》其实讲的就是“决策术”。计算和获取信息是摆在第一位的，如“知己知彼”。临床同样也是。

有时决策很迫切，使得我们希望用更简单的信息处理办法，那么模型是最方便的，比如五行就是模型。生克乘侮，一放进去信息就有结果了。其实数术（而不是术数），就是一个决策模型，这个模型有多好，决定了决策的准确度。有时我们需要更换模型，多用几个容来分别算一次，最后选择一个符合度最高的，那么就更保险一些。但是这不意味着你不需要认识人体内部的运行和回答生命是什么的问题，尽管此时这个看上去有些“远水”的意味。但是它是基础。正因为对于生命有着独特的认识，从而才能够建立起合理的模型出来，模型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凭空捏造的。因此仓公说，“守术精明”，守术指决策术，精明则是指明理。二者对于一个好医生缺一不可。

9、今天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对于模型的建立，以及信息的处理有了更多前人所不具备的能力，过去或者需要漫长历史来逐步滋养的过程，可能能够更快捷地实现。如我们一夜便走完了五千年。那么就以五千年为春，再以五千年为秋（说的保守些），去开拓未来吧。

10、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回到这颗长出来的有生命的医学体系中去，增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轮，同样需要“守术精明”。而不是挥斧去砍，或者另起炉灶，前者叫背道，后者叫离经。我们讲守正创新，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