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溜集位于阜阳城东南17千米处，面积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373公顷，人口5799人，其中少数民族3280人。 明代此地名洄窝溜，盖因此处颍河水急流洄旋，形成了明显的漩涡。清乾隆年间兴集，称洄溜集至今，乾隆20年绘制的阜阳县图上标有洄溜集。洄溜集在清末及民国时期，成为区域政治中心，清末设保甲，设东二里，管辖128个保，1439个甲。民国时期，进行区划调整，将恒新南域联保办事处改为阜阳县洄溜区，洄溜集是第二区区政府所在地，管辖洄溜镇、南照镇、袁集镇等十镇十二乡。1948年，阜阳解放，设立洄溜乡，1952年设立洄溜镇，1956年属于袁寨区，1958年属袁寨公社，1961年成立洄溜人民公社，1969年撤区并入三十里铺公社，1979年建区，属袁寨区管辖，1983年改为乡，1992年与三十里铺乡合并。洄溜集因水而兴，由商成市，繁华了几百年，但是近代随着水运的萧条，逐渐隐声于改革开放的热潮，先是撤区改乡，后由乡降为村。洄溜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集镇，现存有清真古寺、望月楼、刘家祠堂、百年古井、石条老街、百年铁匠铺、百年粮仓、护石坡、百年小学、上中下古码头等历史建筑。其中刘家祠堂、百年铁匠铺、古码头等历史遗迹，都流传着关于洄溜集和洄溜人的不朽传奇和红色往事。据史料，唐代以后，大量回民先后迁入到洄溜一带定居，从此，回，汉两族同胞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同用心经营着这座滨水古镇。长期以来，洄溜定居的回族群众形成了以杨，马，白，刘，姚，穆，王，李，海，洪等姓为主的大户。并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间，当地回民共同集资在洄溜集老街城河南队，建设了一座气魄雄伟的清真寺，占地约八亩。此建筑红、绿、白为主色调，勾勒出典型的回族风情。整个清真寺被合抱粗的松柏点缀得郁郁葱葱。清末至民国时期，洄溜集清真寺屡遭匪患和水患的破坏，扩建于道光五年（1825）年。相传，洄溜老街曾遭过一次非常大的水患，居民居无片瓦，食无粒米，流离失所。当时，洄溜集清真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马师娘，她从早到晚自己撑着一只小木船，给当地回汉两族同胞，义务免费送药，送医，送粮，送钱到受灾村民家里。后来颍河水位涨势很快，洄溜老街大小商和住户，全部被当地政府统一组织，安全转移到现在的洄溜新街村，清真寺被淹没在洪水中，马师娘一家被大水所逼无奈，最后全家前往阜阳县东关清真寺任教。在马师娘陪同家人，双手撑着小木船即将离开洄溜之际，新街村坝子上站满了村民，有一位身患残疾的老人，在儿女的搀扶下，用尽全身力气，起身向尊敬的马师娘及全家行了三个大礼。马师娘救助过无数洄溜集村民，洄溜集人民不会忘记马师娘这位大善人，她是阜阳县回族广大穆民学习的榜样，洄溜集人民也回赠了她崇高的礼遇。大革命时期。洄溜集是中国共产党在阜阳早期活动点之一。1927年春，洄溜集成立农民协会。1928年2月，在中共阜阳县临时委员会下成立的中共城关区委，刘宠光为区委委员。刘宠光是阜阳东乡洄溜集人。他和周传业从安庆回来后，根据安徽省临委的指示和周传业的布置，利用同学、亲友和师生关系，在洄溜集一带发展组织农民协会，很快发展到3千多人，建立了洄溜集农民协会。他领导会员向豪绅“借粮”，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年关，使农民协会在集周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8年10月至1929年5年，在洄溜集成立中共东南乡支部委员会，刘宠光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3月至7月，中共阜阳县委员会在洄溜集成立中共洄溜区委员会，李岩任区委书记。1939年春节期间，阜阳抗战中学师生组织乡村工作队，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分批到阜阳县试验区——洄溜集，开展战地宣传。他们在洄溜集的每次演讲和形象的演出，都吸引很多群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感动得涕泪交流，许多爱国青年激动得摩拳擦掌，扮演汉奸的演员被孩子们用石块打得头破血流，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1939年，国民党五战区的政治工作队双称“政一队”，以搞实验区的名义，省委派共产党员秦玉林到阜阳县洄溜区任区长(党内任区委书记)，邓天培任区队长，李广环任指导员。对区队进行整顿，使洄溜集30多人的武装完全掌握在我党手里。洄溜集的历史和人文洄溜古集商业。古洄溜集开办有80多家知名字号，如山陕会馆、车马店、茶馆、铁匠铺、四宝斋客栈、澡堂、作坊、商号，甚至还开办有一家武馆为商家提供保镖。特别是大商行，穆印同的石油公司直接和美国通商交易。尹惠星的盐行(现为盐业公司)，生意日进斗金。南方大别山地区的茶、麻、竹、木、及大米运船达上百只，河面船只停满，大别山来的船只从洄溜集运走棉、粮油、麻油、香醋、酱油、香、蜡、纸、炮、煤油、火柴、食盐。货物琳琅满目，常年出售的有本地土产、河南的五谷杂粮、大别山的山货、江南工艺品、泊来洋货等。集镇的手工业初具规模，有造船、修船、榨油、酿酒、水烟、铁匠、银匠、铜匠。在集镇南边还设有牲畜交易场、牲畜屠宰场、肉铺等。镇中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度号称“颍淮小香港”。大革命时期。洄溜集是中国共产党在阜阳早期活动点之一。1927年春，洄溜集成立农民协会。1928年2月，在中共阜阳县临时委员会下成立的中共城关区委，刘宠光为区委委员。刘宠光是阜阳东乡洄溜集人。他和周传业从安庆回来后，根据安徽省临委的指示和周传业的布置，利用同学、亲友和师生关系，在洄溜集一带发展组织农民协会，很快发展到3千多人，建立了洄溜集农民协会。他领导会员向豪绅“借粮”，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年关，使农民协会在集周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8年10月至1929年5年，在洄溜集成立中共东南乡支部委员会，刘宠光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3月至7月，中共阜阳县委员会在洄溜集成立中共洄溜区委员会，李岩任区委书记。1939年春节期间，阜阳抗战中学师生组织乡村工作队，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分批到阜阳县试验区——洄溜集，开展战地宣传。他们在洄溜集积极开展各种革命宣传活动，他们的每次演讲和精彩的演出，都吸引很多群众自发前来观看，把整个洄溜集拥挤得水泄不通。看到激动处，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感动得涕泪交流，许多爱国青年激动得摩拳擦掌，扮演汉奸的演员被孩子们用石块打得头破血流，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1939年，国民党五战区的政治工作队双称“政一队”，企图以搞实验区的名义，占领洄溜一带我党的宣传主阵地。省委派共产党员秦玉林到阜阳县洄溜区任区长(党内任区委书记)，邓天培任区队长，李广环任指导员，对区队实施进行整顿，巩固，进一步加强了我党在这一带的领导，使洄溜集30多人的武装完全掌握在了我党手里。洄溜老街有座刘家大院，属江西刘，他的主人曾是当年民国蒙城县长刘文友。刘文友出生在原涧溜区四十镇水杨庄，他的父亲是清末一位老秀才。刘文友曾与蒋介石一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同学关系。1948年阜阳解放，刘文友率家眷跑到南京，后来便不知所踪了。其中颇耐人寻味的是，刘文友参加了国民党，而他家族里三位兄弟，第一位是刘文郁却参加了共产党。查阅网上资料记载，刘宠光(1905至1977年)，字宗飞，别名刘文郁，化名张孟浩。家住洄溜集的刘鼎忠老人却坚定地说，“他就叫刘文郁，是'文’字辈。曾先后化名刘宗飞、刘宠光，后来官至豫皖苏行政公署书记，华东水利部副部长”。第二位是刘啸云(1916年-1940年)，别名刘文豹，阜阳县洄溜集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民国26年(1937年)毕业于阜阳县立中学，1937年到延安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春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派到晋东南八路军新编第二旅司令部任中共支部书记。1939年任旅教导队政治指导员，1940年秋，刘啸云同志率领一个教导队的兵力，参加百团大战，指导教导队攻克日军据点多个。1940年，刘啸云在平汉县对日作战中以身殉国，年仅24岁。第三位是刘子峰(1919年-1946）曾任职豫皖苏宿西县政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财梁科长，泗阳县政府督学，邳(县)睢(宁)铜(山)军分区政治部报纸编辑，独立三团三连指导员，华野9纵77团工营营 教指导员等职务，1946年12月在宿迁战役中光荣牺牲，时年27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闪耀着青春的火花，仅仅七年的革命生涯，却流传下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洄溜集的红色文化，既有重大历史事件和机构旧址，人物故居，也有烈士墓以及各类纪念设施，甚至还远不止这些，有待后人进一步挖掘、回顾和整理。这些红色资源，可以再现当年洄溜集在我党光辉的革命历程中的光荣与辉煌，为颍州乃至阜阳地区的红色历史注入极为丰富的红色基因。我们应该立足阜阳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坚持高站位，宽视野，大格局的理念，与脱贫攻坚相结合，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科学规划，统一布局，使洄溜集以及颍河北畔的魏沟、王官集、韦寨遥相呼应，将“小”“散”的红色文化资源连成线，形成片，构成网，并使之与当地其他文化资源，风俗等开发有机结合，与旅游，科技，体育，农业等行业发展实现深度融合，与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无缝对接，使红色文化资源“有说头，有看头，有学头”的同时，还要“有玩头，有吃头，有享头”，成为促进阜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升，有力推动“大美阜阳，幸福颍州，千年洄溜”建设。
作者简介：穆长军，内蒙古边防一团转业军人，洄溜民族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安徽省少数民族专业合作社先进个人，安徽省伊斯兰教协会理事，阜阳市民族团结先进个人，颍州区优秀政协委员，颍州区委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