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林则徐
林则徐（1785年～1850年），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1839年，林则徐于广东禁烟时，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虎门销烟使中英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状态，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入侵中国的借口。尽管林则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根据文献记载，他至少略通英、葡两种外语，且着力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将林则徐及幕僚翻译的文书合编为《海国图志》，此书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启发作用。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在普宁老县城病逝。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后来，林则徐在其著文《先妣事略》中忆述：“逾年，家君入学，旋食廪饩。此后馆谷虽稍充，而食指渐繁，贫如故。先妣工针凿，又善翦彩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于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值，以佐家计。不孝姊妹八人，皆以先慈之教，备传其妙。不孝幼随家君之塾，每夕归，则敝庐四壁，短几一檠，读书于斯，女红亦于斯。不孝夜分就寝，而先妣率诸姊妹勤于所事，往往漏尽鸡呜尚未假寝。其他困苦之状，类非恒情所能堪者。不孝见而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辄正色曰：'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会先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和严格的家教，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和察民疾苦的作风。
林则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开明的父亲教导，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童年是非常快乐的。邻居常常听到林家吃饭时的欢笑声，探看之下，不过是十多个人津津有味吃着豆腐。后来林家以此事来教诲子孙知足常乐的道理。
尽管林则徐家境寒苦，但是林宾日非常重视教育。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已将他携入塾中，教以晓字。七岁，已经熟练文体，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
林宾日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教育态度既讲究又开明。他不只重追求学问，还注重品格修养；不求死背，不求体罚，循循善诱，让学生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在他教书的五十年当中，中举或考上进士的多达数十人，最杰出的还是儿子林则徐，他八、九岁时，就在学堂上写出了“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震惊四座，他在书塾常常以佳作得到奖金，眼见家境依然贫穷，有人曾叫林则徐改业，但林宾日不许，他认为儿子日后必飞黄腾达，名成利就。
林则徐十二岁时，孔庙召童生任佾生，经一轮选拔之后，林则徐当选任佾生，为祭祀乐舞的人员。鳌峰书院是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入读书院者皆非泛泛之辈。院长是敢于蔑视和珅、刚直不阿的教育家郑光策。在郑光策指导之下，林则徐专心向学，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将诸子百家一同采纳。
入读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与他同时入读的还有郑光策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加上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加深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河南省永城县知县郑大模有次遇到林则徐，对他文思敏捷留上了心，认为此子必成大器。
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以当时来说，进士门第出身的郑家千金嫁给家境寒苦的林家秀才，是件罕见的事情。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据林则徐长房后人林鸿汉表示，郑淑卿逝世后林则徐曾续弦再娶）。林则徐逝世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
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认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依惯例各地官员都要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张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非常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
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
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燕京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幕府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 年），26 岁的林则徐赴京会考，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从此踏上了官宦之途。
嘉庆十八年五月初九（1813年），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任庶吉士。同年九月初七（1813年9月30日），天理教起事，教徒直攻打至京师，林则徐亲睹事态，他后来作书《强忠烈公遗墨后》，纪念当时被教徒处死的滑县知县强克捷。
林则徐在翰林院度过七年岁月，被派往不同地方工作，但仍是微不足道的小京官。七年期间，他的子女相继出世。嘉庆十九年（1814年）正月初四，长子林汝舟出生；次子林秋柏出生三日而殇；后来长女林尘谭、次女林金鸾（后夭折）亦出生，单较二百两银年俸，根本不足以应付家庭开支。唯有间中在书塾教书，或寄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帮补家用。在翰林院期间，他著经济专书《北直水利书》。林则徐虽不善社交，但他于嘉庆十九年加入了由地位不高的京官组成的宣南诗社，结交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人，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领袖。
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十日（1816年8月1日），林则徐离开翰林院，往江西南昌任考官，他父亲林宾日得知此事后，因感怀自己过去的经历，特地致信儿子，要儿子慎选人才。林则徐此后多次任考官期间，均公正严肃地工作，因此在士人之间博得良好的名声，甚至落第的考生皆致信向林则徐讨论请教。林则徐后来记述自己对考官工作的态度：“则徐典试江西，府君自以踲于场屋，倍知科名之难，屡谕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遂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林则徐如此重视科举，但他的好友龚自珍和魏源见识到科举之弊端严重，认为科举是对人才的埋没和摧残，因此曾为此事争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河南南岸河堤缺口，河南巡抚琦善办事不力，引发大水灾，林则徐不惧琦善满洲贵族的背景，向嘉庆帝直奏琦善的无能。他为官清廉，不畏权势，行事果敢，不假情面，导致同僚的猜忌、冷嘲热讽，林则徐因此对官场厌倦。
道光元年（1821年），林宾日病危，林则徐以照顅父亲为由辞官而去。乘船返回家乡期间，妻子郑淑卿在船上诞下三女林普晴，返回福州时，林宾日已病愈。
林宾日陈帙夫妇及家乡的乡亲父老极为反对林则徐辞官的决定，而且在家乡也不知用什么技能求生，唯有不情不愿地再涉官场。他的主师曹振镛、房师沈维鐈一直为林则徐斡旋，道光帝亦知林则徐任内的政绩卓越，特地召见夸赏他，并破格复林则徐职。自此，深受道光帝宠重的林则徐青云直上，终可以一展抱负。
道光三年正月初七（1823年2月17日），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甚至黑夜潜行，明查暗访，验尸时亦亲自动手。短短在任四个月内，就把江苏的积压案件处理十之八九，被江苏人民称颂为“林青天”。他并认为江苏之风气败怀，全因鸦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苏禁烟。
同年夏季，江苏大水灾，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聚集，将成民变，官府照样追税。江苏巡抚韩文琦力主用兵镇压，林则徐极力反对，他乘船前往灾变地区，赈济灾民，平息民愤，恢复社会秩序。
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
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查看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的境况，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光十八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入广州查处禁烟。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十九年（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
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
道光二十年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审问和发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到任后，以维护云南边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赏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年）秋，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的反清武装起义。他抱病从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在报丧奏折到京前，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7日）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廷为进剿太平军作乱，故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可是林则徐根本未康复，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普宁行馆。最后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1850年11月22日）辰时，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死后清廷晋赠其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谥文忠。
千古未遇的西方资本主义强敌入侵，促使林则徐“最先从封建的闭关自守的昏睡状态中觉醒，以全新的态度睁眼看世界” 。林则徐赴广州主持禁烟后，在与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到自己对西方知识的贫乏、国人对王朝之外世界的无知，他急于改变“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 的状况，于是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收集外文报刊、书籍进行翻译，以求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加深朝廷、国人对“西洋”的了解。
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较为系统的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适应当时对敌斗争和对外交涉的需要，着人迅速编译了《国际法》，这在中国国际法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西方国际法著作开始正式传入中国，标志着近代国际法开始在我国应用于对外交涉，标志着中国近代国际法学史的开端。从理论上说，林则徐是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先行者、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者。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民族英雄，他在了解世界，研究西方方面带了头，成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带头人。我们从中国国际法学史角度看，他在鸦片战争中，不仅是维护国际法原则的中流砥柱，而且也是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开山者。
林则徐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治水专家，在其仕宦生涯中，十分重视并努力举办水利事业，兴修浙江、上海的海塘、太湖流域各主要河流等水利工程，治理运河、黄河、长江。林则徐治水注重深入实际，事必躬亲，同时还重视赈灾济贫，这些都是其“重民思想”的反映。林则徐曾著《北直水利书》。《北直水利书》除经济之外，亦有治水方略，后来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将《北直水利书》改编成《畿辅水利议》。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廿二（1831年12月25日），林则徐擢升东河河道总督。到任后，林则徐立即补修治水方面的知识，验催河工，保持质量，处分办事不力之官员，下令检验河堤料垛，他向道光帝呈上的奏折中表示：“周历履勘，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
林则徐做事如此认真，令贪官无可作假，桃汛来时，两岸安然无恙，道光帝多次称赞。当林则徐的对治水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日丰，诗人张际亮向林则徐提议将黄河河道改道北流，从山东利津入海。林则徐也有同感，但民意和官员都反对此治河方略，加上林则徐不能独揽全局，张际亮之提议遭否决。直到林则徐逝世前不久，还表示张际亮的治河方略是对的。林则徐逝世后，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循大清河至利津入海。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后，便上书皇帝，宣称陕西“东北毗连晋豫，西南壤接川甘，道路纷歧，奸究易于出没。如佩执凶器之刀匪，此拿彼逃，最为民害”。并表示决心要把“除暴安良”、“严缉捕以靖地方”，作为接任陕西巡抚后的“首务”。当时刀客的活动主要在关中地区，尤以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最盛行。他们“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所以“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惜费惮劳”，“望而却步”。林则徐上任后，对地方官吏兵勇的所谓“锢习”，首先是“剖析开导，务令极力破除”，增强他们“缉匪”的勇气和信心，然后以“马得讽纠众夺犯伤差案”，从渭南刀客下手。此案原发生在五、六月间，七、八月林正式接任后，便“亲提研鞠”，除判首犯马得讽以斩刑、“就地正法” 外，而将刀客赵恩科子、史双儿等人，“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到是年底，由于林则徐积极督剿，在关中东部各县，以及陕北的安塞等县，又相继缉获146 人，其中明确称为“刀匪”的有46人，均从严惩处。对林则徐积极镇压刀客的行动，道光帝朱批“所办甚好”，大加赞赏。
在镇压了“刀客”之后，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
遣戍边疆后，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果不其然，六十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
道光十八年（1838年）9月，林则徐在两湖总督任内向道光皇帝上书言事，痛陈西方国家对我国大量倾销鸦片的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读后深为所动，即于同年12 月31 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使粤查禁鸦片。
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夷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起，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10月清廷革林则徐两广总督职止，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共19个月。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林则徐生于乾隆五十年，历经嘉庆、道光两代，咸丰登基后不久病故。 他从政为官四十年，先后担任多职，但他的正直清廉，为他的人民所敬仰，并赢得“林青天”的美誉。林则徐一生在14个省担任过多种官职，他的非凡之处，是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丝不苟的责任感。有了责无旁贷的献身精神，办法总比困难多。当时有人评价林则徐 “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 ”。虽然林则徐的实干精神挽救不了清王朝砚灭的命运，但林则徐殚精竭虑地干成的每一件实事不管是在局部上还在具体问题上，都给国家，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则是不可否认的。林则徐每任一职，每做一事，从来没有敷衍马虎过。实干加智惠，贯穿于林则徐为官从政的全过 程，或者说林则徐的一生就是实干加智慧的一生。
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和《林文忠公政书》《荷戈纪程》等著作。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建国后辑为《林则徐集》。林则徐著作包括奏折、公牍、文钞、诗词、信札、日记以及他主持翻译的《四洲志》等译作。这些著译散藏各地，长期没有经过系统整理。《林则徐全集》分奏折、文录、诗词、信札、日记、译编六卷，共十册。
林则徐书法的主要成就是行草，而又以《集王圣教序》为基本路数，属于传统派系，通篇秀劲乃其可贵之处。同时，从林氏楷书作品亦足可见其临池之功力。林氏在1827年（道光七年）《跋沈毅斋墨迹》中说：“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躐等于钟张羲献，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可见，林氏有自己的学书心得，从唐人入手是他的主张。实际上，林氏并没有忽视“取法乎上”的传统共识，其楷书，不拘泥于某家框架，也并不纯然是唐人的规矩，还在点划使转之间偶尔透露出晋人的风度，愈是晚期之作愈如此。林氏的书法取势，端重安详，绝无矫揉造作的气息，虽不属于雄强一路，但其字里行间体现出一股中华民族固有的浩然正气、凛然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