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志：周作人的“谐趣”

1934年发生了一件在文坛引起不小震动的事情，这一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两首，其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这两首诗周作人称之为打油诗，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发表，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轰动。先是诸多名流的唱和，如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刘半农等，在报刊上唱和得颇为热闹；接着这种“过火”的热闹引起了一些左翼青年的不满，廖沫沙、胡风等撰文讥刺周作人的“谈狐说鬼”是逃避现实，背叛“五四”的传统，等等。

一、周作人作品中的“谐趣”

至于这场风波的对与错暂且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周作人何以会写出这样的“打油诗”来。周作人的打油诗不止这两首，而是近乎成一个系统。周作人先后写过《苦茶庵打油诗》二十四首，《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二十首，《老虎桥杂诗》一百六十首。后来20世纪60年代初，编成文集《老虎桥杂诗》。谐趣风格的作品并不止于这些打油诗,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也有相当大部分谐趣风格作品的存在。周作人常常用一种诙谐滑稽的行文风格来写一些严肃的甚至是战斗性的文章，如周作人自己举的例子《碰伤》《前门遇马队记》等。

打油诗和诙谐的散文构成了周作人谐趣文学的特色部分，他在《老虎桥杂诗题记》里对此有一段详细的理论解释：

“这回所收录的共有一百六十首以上……我称之曰杂诗，意思与从前解说杂文时一样，这种诗的特色是杂，文字杂，思想杂。第一它不是旧诗，而略有字数韵脚的拘束，第二也并非白话诗，而仍有随意说话的自由，实在似乎是所谓三脚猫，所以没有别的适当的名目。说到自由，自然无过于白话诗了，但是没有了韵脚的限制，这便与散文很容易混，至少也总相近，结果是形式说是诗，而效力仍等于散文。……因为文字杂，用韵亦只照语音，上去亦不区分，用语也很随便，只要在篇中相称，什么俚语都不妨事，反正这不是传统的正宗旧诗，不能再用旧标准来加以批评；因为思想杂，并不要一定照古来的几种轨范，如忠爱，隐逸，风怀，牢骚，那样去做，要说什么便什么都可以说，但是忧生悯乱，中国诗人最古的那一路思想，却还是其主流之一，在这里极新的又与极旧的碰在一起了。”①

周作人给他的“杂诗”总结出了一个特点：“杂”。“杂”包括文字的杂和思想的杂。在形式上，文言白话雅语俗语都可以入诗，不必有什么忌讳；在思想上，不再局限于古典诗歌的几个狭窄的题材范围，诗中可以表达嬉笑怒骂人情物理等各样东西。这样的“杂”换言之就是“自由”，而在自由的发挥中，又常常伴随着诙谐的趣味，“幽默的客气”，“找出人生的缺陷，如绣花针噗哧的一下，叫声好痛，却也不至于刺出血来。”②这种不至于出血的刺疼感正是周作人所追求的。“名称虽是打油诗，内容却并不是游戏，文字似乎诙谐，意思原甚正经。”③打油诗要表达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思考与批判，他说：“我的打油诗本来写的很是拙直，只要第一不当他作游戏话，意思极容易看得出，大约就只有忧与惧耳。”④

二、“谐趣”在周作人性格上的表现

周作人对自己性格的概括是两个鬼：“在我们的心头住着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⑤周作人说这两个鬼在他身上是“轮流专政”，他“像钟摆一样在这中间摇着”，这两个鬼相互监督、相互批评。

“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⑥

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相互监督与批评，使得周作人既不能做纯粹的流氓，也不能做纯粹的绅士。纯粹的流氓是无赖，纯粹的绅士是假道学，这都是周作人所批评的。周作人所希望的是两个鬼的调和，“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⑦流氓气与绅士气的调和就成了诙谐气。诙谐中所含有的严肃与滑稽、认真与玩笑、高雅与低俗的混杂正好与流氓和绅士的两种气质相对应。所以周作人所希望的“理想的王子”应该就是“诙谐鬼”了。

周作人说自己差点也成了“精神上的破脚骨”。流氓气在周作人的身上时不时地表现出来，当它集中爆发的时候可能会是雷霆万钧，比如周作人在“女师大风潮”中成为领头人，这似乎与流氓中的“头人”角色有神似之处。而在1917年至1921年的五四运动浪潮中，这种流氓气也得到十足的发挥。《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着实给持旧思想的人以当头棒喝，打晕了那些老古董。但是这种激烈的“流氓行为”并不是周作人所喜欢的，因为还有绅士鬼的存在，这两个鬼是彼此管束的。因而在更多平常的时间里，周作人的流氓气是以另一种状态存在的，以一种既认真又不认真，既严肃又不严肃，嬉笑中又关乎痛痒的诙谐之气潜存在他的文章之中。

三、周作人的“谐趣”产生的一些原因

首先与周作人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有关，钱理群先生对此有过较全面的论述。童年时期的周作人喜欢混迹于十字街头，十字街头的民间文化中就有大量诙谐的东西，如地方戏曲、民间笑话和方言土语等。当时的目连戏是最为流行的地方戏，但是“占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戏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其次是民间笑话，在绍兴一代最为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平民百姓把一个个滑稽讽刺的小故事，依托于徐文长身上，在老人及孩童间叙述流传。周作人也十分喜欢徐文长的故事，后来据这些口传的东西写成了《徐文长的故事》。再就是绍兴的方言，绍兴方言中有很多诙谐讽刺的“炼语”，来自下层百姓之口，往往戏谑而辛辣，也有些十分猥亵。但这种诙谐的语言却充满着智慧和趣味，周作人的文章中常常不动声色地浸入了这种诙谐辛辣的语言。周作人在这种充满喜剧和玩笑趣味的民间文化中成长起来，自然不可避免地也染上了这种表现下层人民的壮健性格的诙谐气。⑧

第二，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周作人1906年到日本后对日本的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这时我所注意的一种日本文学作品，乃是俳谐，这也称作俳句。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其中含着诙谐的意思，所以加上俳谐两个字。”⑨此外周作人对川柳、狂言、滑稽本、浮世绘等日本近代文学都感兴趣并着力研究。

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周作人身上是很深的。周作人在一篇谈到自己学习外语经历的文章中说，他学习希腊或俄语都是为了翻译的需要，而学习日本语则不然。他的日本语主要是通过与日本下层人民的交流、听日本民间戏、接受民间文化、看报纸等途径学来的，他阅读日本文的感受是获得一种有趣的体验，而不是像学其他语言那样是功利的甚至枯燥的。日本民间滑稽健康的文化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就是在晚年谈到日本的滑稽文学时，他依然十分景仰:“江户文学中有滑稽本，也为我所喜欢，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可为代表，这是一种滑稽小说，为中国所未有……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假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⑩他把这种滑稽文学作品当作打破中国假道学的一个武器，而大力提倡。

第三，受到西方的新知识的影响。周作人的思想武器基本上是西方19世纪以来的新思想，他对文化人类学，如安特路郎、泰勒、拉薄克、弗雷泽等的著作和理论都很熟悉，常常下笔就拿来用。另外对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也深为服膺。这些西方的理论给了周作人新的视角来观察戏曲、笑话、神话、童话、艳歌、猥亵歌谣等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尤其是给他对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极好的理论支持。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些不入流的东西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人性的意义。

对于猥亵的歌谣，周作人认为“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即是有此动机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可以不希求富贵，过着庄端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那些歌谣即是他们的梦”。 这种解释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前卫的。对于以滑稽为主的地方戏，周作人说：“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对于粗俗的笑话他甚至发出这样的惊世骇俗的言论：“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点病态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周作人从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现代科学的角度出发，在滑稽粗俗的民间文化中发现了下层人民的壮健的趣味、健全的人格和纯真的心态，这与士绅阶层的“扭捏”“褊狭”“虚假”的面目正好相对。从这个方面来说，这种诙谐的趣味正好体现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主张。

第四，受到晚明思潮中的诙谐趣味的影响。晚明的文人中有一种诙谐的趣味，诸如徐文长、李卓吾、王思任等人都有一些戏谑的作品，而其中以王思任为最。有人评价他：“先生之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者。”周作人十分欣赏“谑庵”的这种为人风格。

王思任身处晚明乱世，而又看不惯世道败坏，便以诙谐的方式来提出抗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周作人也说：“他生在明季，那么胡闹，却没有给阉党打死，也未被东林骂死，真是徼天之倖。”正是因为诙谐才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恐怕周作人于这一点上也有独到的体会。明季与清末至民国的世道大概很相似，清醒的文人看不惯恶现象而要说话，恶的势力又时时制造着恐怖。在这样的社会中，周作人所发现的诙谐就有了一定的现实效用，一方面固然是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恐怕也可作为自全生命的盾牌。

四、理解与评价

巴赫金曾专门考察过西方的诙谐文学，他认为民间文化中的诙谐讽刺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诙谐的民间往往瓦解了一切官方的等级制度，严肃的东西被调侃，高尚的东西被戏谑，下层人民在这种狂欢的文化氛围中掀翻了上层社会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重压，实现了精神上的自我解放。因而在这种诙谐的文化中呈现的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和人性。最普通的民众是这种文化的主角，他们创造着这种文化，并沉浸于这种文化之中。我们看到这正是周作人所极力主张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完美体现。因而周作人的“谐趣”在思想性上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

此外，周作人性格上两个鬼的调和所产生的“诙谐鬼”，既是他的文学上诙谐趣味的延伸，也有出于现实考虑的策略性作用。为了在乱世全身，不至于因说话而获罪，就必须改一改说话的方式，诙谐就是这种与各方都能妥协的好方式。既可不触怒敌人，也可不得罪同志，通过诙谐来“讽世”正是周作人最鲜明的风格，但在那个以刀枪说话的年代可能很难起到多大的作用，招来批评亦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些诙谐的作品包括周作人的“打油诗”、“杂诗”，以及一些小品文，淡化了当时的火药味，现在读来还是很有趣味且发人深省的。

（责任编辑：张 晴）

作者简介:陈德志，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③④ 周作人：《老虎桥杂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第4页,第87页,第92页。

②⑨⑩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81页，第280页，第782页-第783页。

⑤⑥⑦ 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第252页-第253页，第253页。

⑧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5页-第21页，第28页。

周作人：《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周作人：《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周作人：《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