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在天津的一段有趣生活

作者当年与同学在天津针织站门口合影留念

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

老汉我于1957年在北京出生。在人生的前22年里，既没有出差开会的机会，也没有长途旅行的经济实力，所以一直没有离开过京城。1979年我22岁的时候，陪母亲去青岛看望小姨，算是我第一次出京。1980年夏天，与大学同学去北戴河，算是我第二次离京。而1981年的夏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天津毕业实习，第三次离开北京。虽然两地近在咫尺，但一呆20来天，确是我至今为止，离开惯常住地时间最长的经历之一。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老汉我学的是贸易经济专业。大三那年的期末，我就曾在北京隆福商场内站过柜台。1981年暑季，还剩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们按计划要进行一段相对较长时间的毕业实习。坐拥多家一级站、且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市，就成为实习地的首选。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知道，在当年计划经济时期，消费品大都是经过一级、二级甚至三级批发，才到达零售的环节。而一级站是这个链条的顶端，数量有限，可不是每个省市 都有的。如北京的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也都仅属于二级站。由此，也足见天津作为重型工商业城市的分量和地位。

作者当年在天津马场道留影

来到天津市，我们住在了位于马场道的一个大院里。虽然院落及房屋稍显破旧，但看得出来，这里早年也算是一处洋房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马场道也是大名鼎鼎的五大道之一呢。而我们的实习单位，一个是针织站，一个是百货站。其全称，应该在“针织”、“百货”与“站”之间，再加上“采购供应”四个字。顾名而思义，其职能也一目了然了。当年的站方非常了解和理解我们。他们积极为我们了解情况提供方便，包括提供数字、文字资料，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但并没有要求我们做太多具体工作，更没有要求我们按时上岗坐班。所以，我们在实习期间，有充足的时间去熟悉这座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

作者当年在天津针织站留影

因为此时的天津，是老汉我除北京外，来到并认识的第二个大城市，所以感觉与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真是有很大不同。除了房屋的建筑风格不同外，最大的不同是这里的大街小巷大都是斜的歪的，很少直来直去、正南正北。走着走着，也许走远了，但也许又走回来了。好在天津人民热情好客、有容乃大，问一句话会告诉我们三句。若拿着地图还找不着北，找任何一个天津人民的代表问问就知道了。

人在津城20天，自然要尝尝著名的天津美食。于是，平生第一次吃了刨冰、煎饼果子、桂发祥大麻花和小鱼贴饽饽。在最正宗的狗不理老店，吃了猪肉和三鲜馅儿包子，还花几分钱喝了一碗绿豆汤。起士林西餐厅虽不是我们穷学生消费得起的，但我们不仅走了进去，还买了一个大法棍，喝了一杯杨梅汁儿。而此后几十年，我再也没有喝过杨梅口味的饮料。

作者当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留影

记得当年同学们手拿地图，把上面的所有公园都逛了一个遍。水上公园水面宽阔，水上荡舟太过瘾了；北宁公园在城区北端，可以看到北京来的火车；西沽公园颇有几分野趣，像一幅幅风景油画；而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尖山公园则小巧玲珑，方便市民休闲。直到我们把城区地图上的绿色都走遍之后，有一次坐公交车，发现车下路边有旅游广告，我们立刻下车查看，一看，原来要去的都是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等我们去了许多遍的京城景点。

作为一个影迷，老汉我在班上还有一个称号叫“知电影名人士”。因为公映的电影我一部不拉都会看，而且还常常到附近的影院给班里买团体票。在天津长达20天，自然也有新电影公映，于是我把在北京的做法又如法炮制了不止一遍。特别是看那部热映的意大利影片《警察局长对检察官的自白》时，全场爆满，一票难求，很多天津市民还在问我们有没有退票，我还真有点儿小得意。如今，快40年了，我还常常回忆起在天津的那段有趣生活。

 （载于2019年12月19日《北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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