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出版命运|诗歌|王佐良
原标题：诗歌的出版命运
◎楚尘（诗歌出版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媒体采访或有朋友专门找我谈论诗歌的出版现状，他们的直觉判断是诗歌的时代又来了，尤其是出版，一片繁荣热闹。每逢有这样的机会，我总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分析和观察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是，诗歌出版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既没有繁荣，也没有衰败。只是因为新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微信、微博等，让诗歌的传播更容易、更快捷了。以“读首诗再睡觉”为首的公众号引起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的关注，它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有推荐语、朗诵，甚至外国诗歌还附原文。“为你读诗”专门邀请明星朗诵，推出诗歌创意产品等，也较受欢迎。
举国上下，各种诗会，各种与诗歌有关的活动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重视文化的主办方或机构越来越多。如由中国诗歌学会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青海湖国际诗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邀请100位左右的中外诗人参加。上海民生美术馆主办的“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已邀请西川、黄灿然、李亚伟、翟永明、欧阳江河、蓝蓝、谷川俊太郎等中外诗人参加，活动盛况空前，门庭若市。今年下半年，南京先锋书店将与楚尘文化联合策划一个“诗的大会”活动，将邀请众多诗人、诗歌翻译家参加。也许诗歌活动恰好是一个最易组织的形式，它简单明了，抛弃了很多繁琐的形式，又能与读者互动，所以受到欢迎并不令人吃惊。但诗歌活动的繁荣，并不能掩盖诗歌出版的真实现状，诗歌的出版并没有受到出版方的青睐和重点关注，甚至很多出版社的发行部门仍然谈诗色变，因为他们很清楚诗歌发行的真实数据。这就是现实。而且更为现实的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这不是道听途说，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多次调查后的结果。
因为诗歌出版物无人问津，难道就不值得做了吗？我们且不忙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先探究一下与诗歌出版有关的真实面貌。
三十年来的诗歌出版
自1980年以来，除了几套产生过影响的“诗苑诗林”（湖南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河北教育出版社）、“年代诗丛”（河北教育出版社）、“蓝星诗库”（人民文学出版社）、“新陆诗丛”（重庆大学出版社，包括外国卷和中国卷）外，其他的诗歌出版物一直是零散的、非系统的，无论是翻译诗歌，还是本土诗歌，规模和数量少得可怜，与我们十三亿人口的比例是极不对称的。
再看这些出版物的印数，基本上在五六千册左右。出版者只是赚得了口碑，并没能赢得多少利润。虽然其中的一些版本在淘宝网上卖到了七八百元一册的天价，但求购者并不多见。至于2012年出版的《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发行近十万册，也仅仅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并不具普遍性。既不值得参考，也更无法类比于那个年代的汪国真、席慕蓉诗集超级畅销现象。
为什么这些年诗歌出版的格局如此令人尴尬和奇怪呢？若要寻找一些原因，也许有以下几个：一是出版社因为自身经营和经济压力的问题，难以投入于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二是出版社缺乏开拓的魄力和专业的眼光，无法形成一个持续的、长期有效的积累；三是诗歌的翻译历来充满争议，很难取舍，且不时陷入译者难觅的窘境等。
我个人有幸参加了上述部分诗歌出版工作，觉得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思考的地方。譬如，当出版者“谈诗色变”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以精致、上乘的内容和版本来回馈读者。我不能说，精心的策划和艰辛的付出一定有好的回报，甚至赢利，但如果工作仓促、粗糙，后果可想而知。
本土诗歌的出版现状
中国本土一直从不缺少优秀的诗人，尤其是这三十年间。很多场合下有无数读者问我，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相比，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甚至还有人偏激地认为，当代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各种声音和质疑，我总是报以坚定的回答：当代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相比毫不逊色。在我看来，一批实力派诗人写得越来越好，如北岛、于坚、韩东、西川、吕德安、翟永明、小安、柏桦、刘立杆、杨键、侯马、沈浩波、尹丽川、宇向等；而一批更年轻的诗人更加才华出众，他们毫不功利，仍在前仆后继；他们从未停止过诗歌写作，诗歌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诗歌就是他们呼吸和存在的一部分，很平常也不神秘。他们的存在充分显示了中国诗歌的多元和可能性。
仅以“新陆诗丛·中国卷”（第一辑6种）推出的韩东的《重新做人》、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翟永明的《行间距》、西川的《够一梦》、春树的《春树的诗》、于坚的《彼何人斯》为例，他们的写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们越来越重视内在精神的探索，能够真诚地揭示生命中普遍性的东西；他们的写作技巧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也越来越超群。这六本诗集是六位诗人最新作品的结集，从未被收入任何作品集。而且“新陆诗丛·中国卷”今年下半年将推出第二辑新六人的作品。可以说，这是一次最近的、崭新的中国当代诗歌最高水平的集中展示。
当然中国也从来不缺少鱼目混珠的诗人、粗制滥造的诗歌出版物。很多诗人满足于自己出版诗集，自娱自乐，并无大卖的心态。只是版本的品相过于粗糙，诗歌质量不高，无法引起关注罢了。但这恰恰就是中国诗歌的生态。
诗歌翻译的前世今生
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曾经有那么一批译家，他们倾注过、投入过、贡献过诗歌的翻译。如卞之琳、戴望舒、查良铮、冯至、徐知免、楚图南、陈敬容、梁宗岱、王道乾、王佐良、袁可嘉、程抱一、郑敏、叶汝琳、罗洛、王央乐、赵振江等译就的经典之作，影响和激荡了一代又一代热爱诗歌的读者。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仍被吟诵。他们之后，又有郭宏安、傅浩、张子清、裘小龙、车槿山、秦海鹰、林克、黄灿然、树才、董强、徐爽、田原、高兴、程佳、陈东飙、舒丹丹等一批热衷诗歌的译家前仆后继，延续着他们心中对诗歌的一往情深和不计得失的劳作。饮水思源，实在应该感念他们。
应该说，诗歌翻译从来就不曾被冷落过。因为出版的缺席，大众读者误以为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事实上，当下仍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译家脱颖而出。只是市场清淡，低廉的稿费不能解决生活的温暖，他们只能去做别的工作，业余翻译。
除了有优秀的译家支持之外，有担负的出版者更应该考虑诗歌出版的全方位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应变得更加严格、细致，要有一种宁缺毋滥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力保译本的纯度和含金量。譬如“新陆诗丛·外国卷”（已出版9种，今年还有5种推出），曾得到无数的前辈和朋友帮忙把关和审读，其间辛劳，在此略述。譬如《R.S.托马斯诗选》的翻译工作长达十三年，译者程佳付出的艰辛非常人所想，即使在数次出版无望的时候，她也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还专门为此去威尔士的R.S.托马斯故乡生活一年。她的女儿是和这本诗集一起成长的。《法国现代诗抄》的译者徐知免先生，与王道乾先生同窗，健在，93岁高龄的他一直都在认真地修订此部毕生唯一诗歌译著，他的翻译态度和译本质量是值得信赖的。《卡瓦菲斯诗集》的译者黄灿然十几年来从未停止过对这本诗集的修订，从无数次返回来的修订稿中，可以看出他对每一个字和词，甚至标点，几乎苛求到了极致。
◎楚尘（诗歌出版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媒体采访或有朋友专门找我谈论诗歌的出版现状，他们的直觉判断是诗歌的时代又来了，尤其是出版，一片繁荣热闹。每逢有这样的机会，我总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分析和观察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是，诗歌出版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既没有繁荣，也没有衰败。只是因为新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微信、微博等，让诗歌的传播更容易、更快捷了。以“读首诗再睡觉”为首的公众号引起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的关注，它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有推荐语、朗诵，甚至外国诗歌还附原文。“为你读诗”专门邀请明星朗诵，推出诗歌创意产品等，也较受欢迎。
举国上下，各种诗会，各种与诗歌有关的活动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重视文化的主办方或机构越来越多。如由中国诗歌学会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青海湖国际诗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邀请100位左右的中外诗人参加。上海民生美术馆主办的“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已邀请西川、黄灿然、李亚伟、翟永明、欧阳江河、蓝蓝、谷川俊太郎等中外诗人参加，活动盛况空前，门庭若市。今年下半年，南京先锋书店将与楚尘文化联合策划一个“诗的大会”活动，将邀请众多诗人、诗歌翻译家参加。也许诗歌活动恰好是一个最易组织的形式，它简单明了，抛弃了很多繁琐的形式，又能与读者互动，所以受到欢迎并不令人吃惊。但诗歌活动的繁荣，并不能掩盖诗歌出版的真实现状，诗歌的出版并没有受到出版方的青睐和重点关注，甚至很多出版社的发行部门仍然谈诗色变，因为他们很清楚诗歌发行的真实数据。这就是现实。而且更为现实的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这不是道听途说，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多次调查后的结果。
因为诗歌出版物无人问津，难道就不值得做了吗？我们且不忙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先探究一下与诗歌出版有关的真实面貌。
三十年来的诗歌出版
自1980年以来，除了几套产生过影响的“诗苑诗林”（湖南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河北教育出版社）、“年代诗丛”（河北教育出版社）、“蓝星诗库”（人民文学出版社）、“新陆诗丛”（重庆大学出版社，包括外国卷和中国卷）外，其他的诗歌出版物一直是零散的、非系统的，无论是翻译诗歌，还是本土诗歌，规模和数量少得可怜，与我们十三亿人口的比例是极不对称的。
再看这些出版物的印数，基本上在五六千册左右。出版者只是赚得了口碑，并没能赢得多少利润。虽然其中的一些版本在淘宝网上卖到了七八百元一册的天价，但求购者并不多见。至于2012年出版的《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发行近十万册，也仅仅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并不具普遍性。既不值得参考，也更无法类比于那个年代的汪国真、席慕蓉诗集超级畅销现象。
为什么这些年诗歌出版的格局如此令人尴尬和奇怪呢？若要寻找一些原因，也许有以下几个：一是出版社因为自身经营和经济压力的问题，难以投入于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二是出版社缺乏开拓的魄力和专业的眼光，无法形成一个持续的、长期有效的积累；三是诗歌的翻译历来充满争议，很难取舍，且不时陷入译者难觅的窘境等。
我个人有幸参加了上述部分诗歌出版工作，觉得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思考的地方。譬如，当出版者“谈诗色变”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以精致、上乘的内容和版本来回馈读者。我不能说，精心的策划和艰辛的付出一定有好的回报，甚至赢利，但如果工作仓促、粗糙，后果可想而知。
本土诗歌的出版现状
中国本土一直从不缺少优秀的诗人，尤其是这三十年间。很多场合下有无数读者问我，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相比，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甚至还有人偏激地认为，当代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各种声音和质疑，我总是报以坚定的回答：当代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相比毫不逊色。在我看来，一批实力派诗人写得越来越好，如北岛、于坚、韩东、西川、吕德安、翟永明、小安、柏桦、刘立杆、杨键、侯马、沈浩波、尹丽川、宇向等；而一批更年轻的诗人更加才华出众，他们毫不功利，仍在前仆后继；他们从未停止过诗歌写作，诗歌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诗歌就是他们呼吸和存在的一部分，很平常也不神秘。他们的存在充分显示了中国诗歌的多元和可能性。
仅以“新陆诗丛·中国卷”（第一辑6种）推出的韩东的《重新做人》、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翟永明的《行间距》、西川的《够一梦》、春树的《春树的诗》、于坚的《彼何人斯》为例，他们的写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们越来越重视内在精神的探索，能够真诚地揭示生命中普遍性的东西；他们的写作技巧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也越来越超群。这六本诗集是六位诗人最新作品的结集，从未被收入任何作品集。而且“新陆诗丛·中国卷”今年下半年将推出第二辑新六人的作品。可以说，这是一次最近的、崭新的中国当代诗歌最高水平的集中展示。
当然中国也从来不缺少鱼目混珠的诗人、粗制滥造的诗歌出版物。很多诗人满足于自己出版诗集，自娱自乐，并无大卖的心态。只是版本的品相过于粗糙，诗歌质量不高，无法引起关注罢了。但这恰恰就是中国诗歌的生态。
诗歌翻译的前世今生
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曾经有那么一批译家，他们倾注过、投入过、贡献过诗歌的翻译。如卞之琳、戴望舒、查良铮、冯至、徐知免、楚图南、陈敬容、梁宗岱、王道乾、王佐良、袁可嘉、程抱一、郑敏、叶汝琳、罗洛、王央乐、赵振江等译就的经典之作，影响和激荡了一代又一代热爱诗歌的读者。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仍被吟诵。他们之后，又有郭宏安、傅浩、张子清、裘小龙、车槿山、秦海鹰、林克、黄灿然、树才、董强、徐爽、田原、高兴、程佳、陈东飙、舒丹丹等一批热衷诗歌的译家前仆后继，延续着他们心中对诗歌的一往情深和不计得失的劳作。饮水思源，实在应该感念他们。
应该说，诗歌翻译从来就不曾被冷落过。因为出版的缺席，大众读者误以为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事实上，当下仍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译家脱颖而出。只是市场清淡，低廉的稿费不能解决生活的温暖，他们只能去做别的工作，业余翻译。
除了有优秀的译家支持之外，有担负的出版者更应该考虑诗歌出版的全方位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应变得更加严格、细致，要有一种宁缺毋滥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力保译本的纯度和含金量。譬如“新陆诗丛·外国卷”（已出版9种，今年还有5种推出），曾得到无数的前辈和朋友帮忙把关和审读，其间辛劳，在此略述。譬如《R.S.托马斯诗选》的翻译工作长达十三年，译者程佳付出的艰辛非常人所想，即使在数次出版无望的时候，她也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还专门为此去威尔士的R.S.托马斯故乡生活一年。她的女儿是和这本诗集一起成长的。《法国现代诗抄》的译者徐知免先生，与王道乾先生同窗，健在，93岁高龄的他一直都在认真地修订此部毕生唯一诗歌译著，他的翻译态度和译本质量是值得信赖的。《卡瓦菲斯诗集》的译者黄灿然十几年来从未停止过对这本诗集的修订，从无数次返回来的修订稿中，可以看出他对每一个字和词，甚至标点，几乎苛求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