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22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因父亲杨武之被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29年，杨振宁便随父母北上，搬进清华园。1933年到1937年，杨振宁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了四年书，第一次接触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是图书馆看到Jeans的《神秘的宇宙》中译本。书中，Jeans把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和1925年的量子力学用通俗的语言描述，杨振宁由此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岁时，他立志要拿诺贝尔奖。16岁，高二的杨振宁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杨振宁先生参加西南联大招生考试的准考证22岁，杨振宁被清华大学录取为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非阿贝尔规范场论，也称作“杨-米尔斯场理论”。此后，规范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成为20世纪物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完成实验报告论文，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此，宇称不守恒正式被物理学界承认。这一年，杨振宁3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曾评价道：杨先生对物理的贡献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他提出的杨振宁-米尔斯场理论，开辟了物理研究新境界，奠定了上世纪50年代后高能物理的理论基础，引发了包括特霍夫特、温伯格、维尔切克等在内的三项诺贝尔物理奖的工作；他奠基的、后来被称为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的工作，涉及了非线性可积物理模型的严格解，引起了数学物理研究的广大新领域，引发了德林菲尔德获菲尔兹奖的工作；他与李政道先生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获诺贝尔物理奖。1997年，75岁的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高等研究中心（即现在的高等研究院），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在这里开始了“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2003年，杨振宁和夫人正式回到清华园定居，成为清华大学全职教授。杨振宁曾说，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圆，起点是在清华的科学馆，当时他只有7岁，父亲杨武之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他在人生的终点又回到清华科学馆，画了一个圆。或许由此，他将清华园内的住所命名为“归根居”。“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这是杨振宁重回清华园时以《归根》为题写下的诗句。“因为在物理学前沿工作多年，我想，对于清华有志于科研的学生，我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帮他们'指路’的。”杨振宁如此说道。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朱邦芬这样评价杨振宁的贡献：杨振宁回到清华后“画圆”的收笔之作十分出色，他所作出的贡献至少包括学术领导显著、物理研究不辍、培养出了多名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钻研科学史研究、发表近30篇SCI论文、出版多本专著等。杨振宁曾在一本书的前言上说“我看不到天大亮了”。如今，他认为，今天应该可以说“我已经看见天亮”。“目前，还不敢讲'天大亮了’，不过将来'天大亮’是很清楚的。”他看到我国在许多科研领域开展的工作，培养出的人才，他说，“要对自己有信心”。今年5月，杨振宁将他的办公室和资料室内的图书、文章手稿、来往书信、影像资料，以及字画和雕像等艺术品（共计2000余件/册）无偿捐赠给清华，由清华图书馆接收并设立专室进行保管和展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评价，杨振宁先生是一位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大先生”。杨先生热心延揽领军人才，积极培养青年学生，推动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促进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研讨会上，杨振宁回忆起，1971年邓稼先给他的信中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杨振宁说当时没有看懂这句话，50年后，他回应称，“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此次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杨振宁先生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特刊登全文，以飨读者。
各位首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亲戚：
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跟中国物理学会合办的庆祝我农历一百岁的生日。我没有想到你们请到了这么多人，跟我在不同的时候有过很多交往。我是整整五十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个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次访问除了看了住院的父亲以外，我还看见了很多亲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就是邓稼先。他1971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最近发表在一本书里头，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原子弹爆了以后，美国的报纸很快有种种的消息。
其中一项我注意到，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人物里头有邓稼先。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
另外一个消息我也注意到，是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派了飞机到陕北把美国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我认识寒春是因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她还要我教她中文。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诉芝加哥大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学生，说她要到中国去跟她的男朋友结婚，在陕北。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所以我在1971年4个礼拜的访问之中就非常想问这些问题，问寒春参加中国的原子弹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问。最后在北京几个礼拜后，我要到上海去，从上海再过几天就要飞回美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是去飞机场的时候，邓稼先送我。那个时候北京的飞机场很简单，所以他陪我一直走到飞机的楼梯底下。我实在憋不住了，我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他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说要跟组织上认证一下然后告诉我。
所以那天他就去跟组织接触了，组织告诉他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他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第二天派专人到上海，到的时候我在上海大厦，在吃饭的时候信差送来了这封信，这封信现在已经出版在我的一本新书里头。
这个信如果仔细看很有意思，因为它除了讲他验证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当然没有寒春。这封信后边还有几段显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几个礼拜里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
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