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天花板上藏着50个人，他们是谁呢？

1959年9月30日晚上，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通明，里面正在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和80多个国家的贵宾以及我国各届代表、少数民族共4647人齐聚一堂，一起参加了这场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庆宴会。

这是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后第一次面对世界亮相，也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这么盛大的宴会。现场一片热闹祥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就在各国元首、政要各界人士热情洋溢的举杯庆祝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头顶的天花板上，竟然藏着50个人。

这50人是什么身份？他们又为什么藏身天花板上呢？这场盛大的国宴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要先从这场人民大会堂第一宴的背景讲起。每年国庆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9月30日，我们国家总会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各界人士。以往都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直到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恰逢国庆十周年，这一年的国庆招待会就定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

人民大会堂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早在1945年，毛主席就说过以后要建造一座万人大会堂。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以及没有令大多数人满意的方案，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1958年，由北京市副市长传达了中央要建设十大公共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名列其中。这批公共建筑要在1959年十周年国庆的时候完工，无疑是个艰巨的任务。

中国建筑学会向建筑届发出邀请，三天时间十几个有名的建筑大师就齐聚北京为十大建筑设计献策。

当其他建筑纷纷有序进行的时候，万人大会堂却迟迟不能动工。方案一个个被推翻，始终无法让所有人满意。

人民大会堂的方案之所以难设计，一个重点在与让万人大会堂里的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听得清。安全的同时还不感受到压抑呢。

有专家指出，大会堂人均9平方超出了声学处理的极限，要是都能听得清，那是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负责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再一次敲了西花厅的门。听完汇报后，周恩来总理沉思了一会儿嘴里念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工作人员一时摸不到头脑，总理解释说：“人们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这句话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呢？”

说着，周总理拿起了笔在纸上向工作人员描画起来。“水天一色”的想法给了建筑人员思路。人民大会堂的顶部设计成穹顶状，上面几百万个小的吸声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吸声板。这样一来，主席台上的声音没有了回音而是变成了混响，每一个大会堂的人都能够听到。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

历时11个月建设的万人大会堂终于在1959年9月23日建成。毛主席亲自给大会堂起名为 “人民大会堂”。

从建成到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只有7天的时间。负责这场宴会的工作人员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国宴总负责人郑连福为此忧心忡忡，战战兢兢地处理着一个又一个问题。郑连福的父亲就是北京六国饭店的服务员，1931年，13岁的郑连福通过父亲找到了一份工作——北京球台的杂工。那是一个国际俱乐部，规矩多。稍有错误就会引来外国人的辱骂。三年后，郑连福凭借着扎实的工作经验来到了北京饭店做工。

当时的北京饭店是法国人收购来的，所有的规章制度、规矩做派都按照西方。也正是在这里积攒的经验让郑连福有了外事工作的经验。

郑连福踏实肯干又聪明，从学徒做起不仅学习了5国常用语言，还积累了许多宴会设计经验。不断进步的郑连福被华人经理看中提拔培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郑连福已经是饭店的总负责人了。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许多进行许多国事和外交活动。这时就需要一支经验丰富、高质量的服务队伍。当时的北京饭店是北京最大、最高级的饭店。而且有着丰富的涉外服务经验，设施、技术力量方面都很强。国务院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饭店。

因此，北京饭店也成为接待国宾的主要场所和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是举行国宴的场所。开国大典的国庆招待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而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宴会就是由郑连福负责的。当他和北京饭店的员工们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时激动地热泪盈眶，激动地好几天都睡不着。

也就是从那以后，郑连福成为国家各种宴会的总负责人。从1952年到1959年，郑连福接待了2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渐渐地，郑连福有了一个“国宴总管”的称号。

不过尽管他经验丰富，像这种将近5000人的聚会还是第一次见。而且这次宴会的场所不再是郑连福熟悉的北京饭店，而是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这场宴会的规格也是空前的，除了国内各界知名代表，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领袖、政要。

根据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招待会的相关档案，会场布置要求：“宴会厅内摆圆桌，每桌坐10到11人。”也就是说，要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摆放下460多张桌子。

宴会厅的面积是7000平方米。除了这460多张桌子，宴会厅里还包括主席台、主宾席、乐队的位置、过道，必须摆放的柜台还有安全通道，服务通道等等。

所以，郑连福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摆下这么多桌子。

难度这么大的排桌摆位工作，光靠想象是无法完成的，郑连福和同事们在宴会开始的三天前，终于进入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

到了宴会厅，郑连福发才直观地感受到这次任务有多难。人民大会堂东西宴会厅东西长102米，南北宽76米，高15米，面积7000多平方米，东西两侧各配有一个大厨房，超大的空间显示了主人的海纳百川，迎接八方来客的博大胸怀。 更难得是，最开始郑连福接到是要求是摆下500张桌子。究竟如何合理地摆下这500张桌子呢？是郑连福和他的同事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郑连福和他的同事们扯着皮尺量过来又量过去，然后又根据桌子的面积大小测算。 郑连福还画了一张大厅的平面图，用旗子来试验摆放。可是无论是实地的丈量测算，还是在图上摆棋子，怎么放也放不下500张桌子。

一个又一个方案在郑连福的脑海中浮现，却又一个又一个被否定。其实要单纯地摆下500张桌子并不是很难，只是国宴的规矩比较多。比如不能够随意挪动某张桌子，整个宴会厅里的桌子是一盘棋。即使挪动一个不重要的桌子，也会牵连带动主桌的位置，如果主桌的位置偏移了，就不能称之为主桌了。另外，服务通道和安全通道的宽度也不能减少，这些有关部门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动。

就在郑连福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好消息，确实宴会厅改成了472桌。这个决定让郑连福轻松不少，通过多方设计，他们终于设计出了一套既不拥挤又不失礼节的方案。 不过，对于郑连福和宴会设计人员来说，各种考验才刚开始。

从宴会布置到菜单准备，从食品卫生安全到宴会安全，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虽然说新中国建国十年以来历次的国庆宴会都是由北京饭店独立或者在其他单位协助下完成的，对于国庆宴会已经驾轻就熟了。但是这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宴，依然让设计人员们倍感压力。

落成使用的大会堂各项设施和工作人员还不健全。服务人员是从全国各地招过来的，平均年纪不过十七八岁，经验不足。

为了顺利将人民大会堂的“第一宴”办好，有关部门将北京饭店和其他有名的饭店大厨、服务人员聚在一起临时组成了一个服务队伍。这些从各个饭店过来的服务员都要经过统一的培训，从托一块砖头开始严格训练服务技巧，直至每一个细节无可挑剔。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外交舞台上，每一个细节都带有国家的含义，因此不能有丝毫疏忽。

当时，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外交礼仪和礼仪规范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点下建立起来的。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经留学欧洲，了解西方的社交礼节。他亲自对人民大会堂的礼仪、规范做了细致的的规定。比如在有女士的情况下，无论上菜还是倒水倒酒，都是女士优先，并且倒酒要先外后内。

大会堂的服务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人的鼓励下，努力补习文化知识，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满腔热情的投入到为领导和各国兵服务的工作当中。

不过，虽然经过严格的训练，但一些年纪小的服务员还是难免会紧张。 据十周年招待宴会上的服务员张善兰回忆，当时她端着一杯水只觉得腿软连走路都不会走了。后来走到主席面前时，主席发现了她的紧张就问张善兰是哪的人，还宽慰了她两句。这才让张善兰轻松了不少。

宴会厅大概有7000平方米左右，这么大的地方，说话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听到，可是如果使用扩音器，又怕声音太大，干扰宴会。 郑连福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幸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找到了灵感。马路上行人可以看红绿灯行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也可以安装不同颜色的指示灯指挥服务人员。为了保证整个厨房和整个会场的所有服务人员都能看到指示灯的指令，郑连福把不同方向的墙上都装上了三色指挥灯。为了方便服务人员有序地进行工作，郑连福又将整个宴会厅的服务任务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根据每个区的大小规模和人数来确定服务人员的数量。

这样一来，在宴会开始后，郑连福自己就可以站在主席台的西侧负责现场调度指控，控制指示灯。所有的服务人员就按照指示灯的指令行动。 在菜单方面，除了水果，每桌要上14道菜，472桌共计7080道。这么多菜要怎么加工、怎么上桌？高连福决定菜品先在北京饭店准备成半成品再运到人民大会堂完成切片、装盘、上菜等工作。

另外，由于这次宴会人员众多，怎样安排入场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既要保持秩序，也要保证安全。虽然这个不属于高连福的工作范围，但是他认为这也是保证宴会顺利开始的一大事情，必须要落实。

根据外交部保存的入场路线示意图显示，当时的安排是外宾分单双号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场上楼可以直达宴会厅。内宾则从大会堂东门入场分别从东南角、西南角、东北角、西北角楼梯上楼进入宴会厅。

因为人数众多，除了入场线路做了规划，郑连福对入场时间也做了规定。入场的时间按照宾客落座的不同区域划分为六个区。比如6点25分到38分是第六区的入场时间。

被邀请的每一个人除了收到请柬之外，还会收到一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筹备委员会注意事项》。

这份文件上说明了被邀请人的所在的区、桌位以及入场时间和走哪个门。

总之，为了让这次近5000人的宴会顺利进行，高连福把能想到的都做了周到的安排。

就在郑连福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地布置宴会时，人民大会堂设计者之一的沈勃却接到了一个紧急的电话。沈勃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曾参加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建造的全过程。

1959年9月30日，距离国庆招待会还有不到七个小时的时候，沈勃突然接到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电话，让他立刻到市委办公室，沈勃立刻意识到一定是出事了。而这件事很有可能与人民大会堂有关。

沈勃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市委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就发现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三个陌生人。书记刘仁向沈勃介绍了这三个人，原来他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沈波心中纳了闷，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沈勃，怎么人民大会堂不安全呢？” 刘书记这句话让沈勃吓了一跳，一下子就懵掉了。站在旁边的公安局同志解释道“不是人民大会堂不安全，是宴会厅不安全。”

沈勃恍然大悟，心里一下子明白了。

建国初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当时全国的钢产量仅为158万吨。受到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人民大会堂的顶棚采用的是木龙骨架。

人民大会堂的天花板上隐藏着数以千计的纵横交错的木龙骨，公安局说的不安全的因素就来自于这些木龙骨。 由于大会堂顶棚上电线密布，谁也不能保证不出现意外。如果发生线路打火很可能会引起火灾。

因此，公安局的同志在做最后的检查工作时认为，宴会厅的房梁使用了大量的木质龙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再加上地面有7000平方米的木地板，如果发生火灾，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这涉及到5000多人的安全。 不用公安局的人多说，沈勃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只是，此时距离国庆招待会召开只剩下七个小时了，国家领导人、外国贵宾和各界人士就要到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招待会又怎么开呢？这个重大的问题摆在眼前，刘仁书记说道：“要不我们请示周总理，另安排地方。”沈勃心里清楚，这个办法并不可行。现在请柬都发出去了，那么多的外国贵宾就等着目睹人民大会堂近5000人的盛宴呢，这地方怎么可以说换就换呢？集全国之力修建起来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亮相，就发生这种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况且要保证将近5000人同时就餐，现在换地方根本就来不及准备，而且现有地方也找不到能够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就算能找到地方，别人不说，国宴总管郑连福也不会同意。

所有的人力、物料准备就绪，这个时候要是换地方，根本不可能有时间重新准备。

这些问题在沈勃的脑海中一一的闪现，时间紧急，他当机立断做出决定：“我认为，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办招待会是安全的。”

听了沈勃的保证，刘仁书记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安全这个事不是儿戏，口说无凭。那么究竟要靠什么来保证这次宴会的安全呢？沈勃之所以这么肯定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大厅是安全的。一是他相信人民大会堂的建造质量，二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从北京市委的办公室一出来，沈勃就联系了老工人和人民大会堂机电科的电工。然后，沈勃带着他们爬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顶棚，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

此外，沈勃还有一个更大胆的安排，这个安排要对外严格保密，连郑连福都不能知道。 在沈勃带着老工人对所有的线路检查一遍之后，为了宴会能够顺利的安全进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在宴会进行过程中，安排50名老工人手持棉被隐藏在顶棚当中，时刻准备灭火，而他则和同事在宴会厅二层走廊的西北角时刻关注着现场的动向。经过许多人的不眠之夜，终于迎来了1959年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但是，对于郑连福和沈勃来说，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宴会开始后，郑连福就站在主席台的西侧。看似平静的郑连福每时每刻都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现场的服务人员都按照墙上的指示灯行动，控制各处指示灯的人正是郑连福。

他既要根据整个宴会的时间协调调度厨师的烹饪时间和服务人员的上菜时间，还要掌握好领导讲话的时间，国歌的播放时间等等。郑连福就像个交通警察一样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宴会上的一切。

宴会上，宾客们举杯共饮，十分融洽。他们却都不知道就在他们的头顶上，50个人正在严阵以待，只要有一丝火花就会被扑灭。与此同时，沈勃正死死地盯着整个大会堂的情况。

沈勃先生后来回忆，当时注意力全在宴会的安全上。虽然他站的位置能看到整个宴会厅，却紧张得连周总理的致辞都没听到。

即使各项工作都做了安排，可沈勃的心里压力还是不小。就在他盯着宴会厅的时候，突然后厨发出一声响。保卫人员立马赶过去查看情况。

原来是一位厨师对煤气灶不熟悉，只是虚惊一场。这虽然是个小插曲，但是对于这场盛大的国宴来说可不算是小事。因为任何一个小细节都有可能造成重大失误。

正是由于郑连福和沈勃等人这样细致稳妥的安排、排查才保证了人民大会堂第一宴的顺利进行。看似一场宴席的背后更凝结着无数人的辛勤付出，也彰显着中国人兢兢业业的认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