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昭乌达——抚顺知青的昭盟故事
陈老汉“催生”记
当时的昭盟，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农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我下乡的3年里，亲眼见到一些老人和孩子，没钱还有病，小病成大病，大病送了命。我们队的一个老人触了电，上午打了急救电话，下午车才到，还没出村人就咽气儿了，实在是让人痛心。
有一天，家住四队的刘大叔一大清早就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地往家赶，途中不慎把车把上拴着的一包东西掉在了路上。当时他也没有发现，仍旧急匆匆地继续赶路。
一队的陈大爷虽年过半百，若不是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干起农活来一般年轻人不是他的个儿。后来因为病痛折磨，现在只能呆在家里，天天吃药也不见好转。这天早晨，他吃过早饭去自家的菜地转转，走着走着发现脚前边有一包东西。他急忙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四小包捆成一串的中草药。
抚顺知青向老农民请教农业生产技术
陈大爷觉得，药可是好玩意呀，不吃了就扔在道上不是白瞎了吗？嘿，你不吃我吃，是药就治病，或许是老天有眼，知道我老汉有病就把药送到了我跟前。于是，陈大爷回到家里，搬出药罐子就熬了一大碗，然后一股脑儿地就喝了下去。
谁知道，还没有一袋烟的功夫，陈大爷就觉得肚子一阵一阵地拧肠刮肚地疼了起来，疼得他满头大汗，大喊大叫，扑倒在坑上就起不来了。
1976年，抚顺六中赴昭盟小分队成员合影
再看看四队的刘大叔，还没等到家，老伴、儿媳妇早已迎出门外，原来儿媳妇怀孕预产期已经过了20多天了，就是不生，接生婆建议她吃点催生药。这不一大早老公公就去给抓药去了。儿媳妇看见老公公回来了忙喊：“爹，药抓来没有？”
刘大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抓来了！”可低头往车把上一看，怎么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这下刘大叔可傻眼了，刚才明明是挂在车把上了，怎么这会儿就没了呢？“真不中用。”老伴在一旁嘀嘀咕咕地直埋怨。“是不是掉哪了？还不赶快回去找！”急得已是满头大汗的刘大叔只好顺着回来的道儿往回找。
在地里干活的社员们看见刘大叔在路上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有人开玩笑地冲他喊：“喂，老刘头儿，你钱丢了？帮你找到了给咱们买杏吃啊？”“嗨，真他妈别扭，钱没丢，药丢了。”“什么药啊？管什么病的？”刘大叔烦恼地回答说：“催生的呗。”社员们一听，赶紧喊道：“唉呀妈呀，你别找了，让老陈头捡去了。怪不得他喝完药肚子疼得不得了，这不他女儿刚家去，他正在家里折腾呢。”还有一个社员喊道：“你儿媳妇喝了能生孩子，你说老陈头喝了能生什么呀？”一番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1976年，宁城八里罕部分抚顺知青在公社门前合影
刘大叔谢过了干活儿的社员们，径直来到陈大爷的家里。只见陈大爷还在炕上烙烧饼似地折腾着。刘大叔气得哭笑不得，对着陈大爷数落道：“你呀，你呀，大哥，咋越活越糊涂呢？好在这是催生药，那要是捡到一包耗子药你也吃呀？人家大家伙可说啦，我儿媳妇吃了能生孩子，你吃了能生个啥呀？”
瞎子王海
青年点里许多同学都是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都行。每到晚上，创业队都组织文艺排练，小合唱、诗朗诵、舞蹈等等，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欢乐。
可在生产队，娱乐活动很少，每年有几次野场电影，还要走5里多地到大队去看。到猫冬的时候，社员们有的聚在一起打打纸牌，有的在晚上边喝茶边侃大山。
1976年夏，翁旗梧桐花公社头牌子大队部分知青在刚刚抵达赤峰时的合影
营子里有一个名人：瞎子王海。他三弦弹得特别好，并且能唱好些段子，什么杨八姐游春、送情郎、王二姐思夫、武松打虎、杨门女将、薛里征东等等。
王海是生产队副队长王贵的二哥，大概有三十五六岁。每年开春，他就到外乡卖唱讨要。他去过开鲁、通辽、赤峰等许多地方，到冬天回到家乡来猫冬。他从小双目失明，弹三弦唱段子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可能是无师自通。更惊奇的是，他可以现编现唱，根据眼前的事，他就可以唱上一段，并且合辙押韵。别看他双目失明，但耳朵特别灵，他在炕上坐着，如果有人进屋，他根据脚步声，就能听出来是谁。
1975年，白音汉公社抚顺知青学习
乡亲们都喜欢听他弹三弦，你想听什么他都能唱，想听荤的他就唱荤的，想听素的他就唱素的，常常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如果赶上现在这个时代，凭他的天分，或许能成为一个喜剧明星的。
初恋
1976年，在我人生的履历表上记载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那段蹉跎岁月转眼间已过去30多年，很多章节近于模糊，但某些段落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7月18日那天，我们34个来自不同学校、怀揣梦想的热血青年，随父母单位成为系统内第一批赴昭盟插队的知青。当地百姓用最高礼仪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城里娃。第二天，大队书记亲自点名把我们分到了各小队，带队师傅任命了点委会成员和炊事班人员，我很荣幸地被列为其中。
抚顺知青在劳动间隙合影
在农家大婶的示范下，我们炊事班做好了青年点诞生后的第一顿早餐，热气腾腾的大饼子、小米粥和芋根条咸菜摆在食堂窗口。同学们暂时分住在老乡家，我跑到外面拿起锤子使劲敲响了一块用铁丝吊着的铁轨。伴着缕缕炊烟，那钟声在宁静的村寨是那么清脆悦耳。大家陆续来到青年点食堂吃早饭，最后清点人数时发现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没来。带队师傅说，昨天从抚顺出发时他俩就感冒了，让我们炊事员送饭去。
那两个青年住在老乡家。我端着热乎乎的小米粥去了那个男生住的地方。房东说他病得很重，昨晚发高烧。他躺在炕上迷迷糊糊，脸烧得通红，我拿一条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让房东倒来热水帮他吃了药。一连几天我都给他送饭，他的病日渐好转了，我们由最初叫不出彼此的名字到谈天说地，笑逐颜开。
宁城大城子公社瓦房青年点伙食班的知青在一起合影
很快我的任期已满，该回小队干活了。当时赶上宁城县组织老哈河大会战，我们这些知青义不容辞地成为主力军。一天收工后，天已渐渐暗下来，全点青年三三俩俩抄近路顺着老哈河满是荆棘的河边小道往回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掉队了，漆黑的夜色中，只觉得前面声音越来越远，可我仍能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似乎心里还有点底。我回头望去并轻声问，“谁在后面？”“是我。”很熟悉的声音，我听出是他，就是那个我曾经给他送饭的青年。
修渠会战中我们在一起劳动，近距离接触让我感觉到，他喜欢独处，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无意中我总是与他的目光不期而遇，但没有更多的语言。此时我突然被一个树根绊倒，惊吓中有一双手扶我站起来，并拽我继续往前走。实在走不动了，我们索性坐下来歇一会。我看他穿得比较单薄，出于感激我就把身上披的垄沟棉袄披在了他的身上。
在青年点的闲暇时光，知青有说有笑
交谈中我知道，自送饭后，他开始关注我，并在我不经意间默默守候在我的身边。然而，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封闭的，况且从小受传统家教的熏陶和临行前父母千叮咛万嘱咐的我，尚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原本不到一个小时的路，茫茫夜色中因为迷路，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青年点。大家早已吃完了晚饭，我们在伙房找点残汤剩饭草草填饱肚子就回寝室睡觉了。
没想到，我们这次惊险历程竟让青年点捣蛋的男生编为顺口溜广为流传，他们说我们在搞对象。舆论之大，影响之广，让远在抚顺的父母也听说了，他们在书信中柔里透刚地规劝我，让我委屈又上火。带队师傅找我个别谈话，问我事情经过。青年点同学和社员在背后窃窃私语，让我不知所措。压力之大让我透不过气来。
1976年6月，昭乌达盟在赤峰市举办知青学习班，部分知青合影留念
不久，父亲单位组织家长来青年点探亲考察，妈妈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说临行前她和爸爸忙活到大半夜。尽管内心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份挚爱，但此时我并无心情。妈妈看我情绪低落，一直无法切入主题。第二天，妈妈再也按捺不住了，上到注意对父亲的影响及父母对我的殷切希望，下至我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她满含泪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我消极抵抗的情绪瞬间溃坝。我抱着妈妈泪如泉涌，述说着内心的委屈。回到青年点，妈妈看到他站在院子中，身上垄沟棉袄是那么眼熟，回头问我“那不是你的棉袄吗？”我默默点头。
妈妈走后，我拒绝与他的一切来往，甚至不再与他说话。一天晚上，吃完饭我独自去了房东家。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狗叫声，只见青年点的燕子气喘吁吁地跑来，进门就说“他发高烧了，满嘴说胡话，一劲叫你的名字。他们男生正套马车要送他去公社卫生院，你去看看吧。”我瞪大眼睛，惊诧中不知所措，眼神投向房东大姨，因为她知道我们的故事。她点头示意我去。可片刻我回过神来，不知道什么力量让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去！”燕子有些生气地返回青年点。
抚顺知青当年与房东合影
我和大姨站在大门口望着燕子远去的背影，夜色中传来青年点忙乱的说话声和远去的马蹄声。皎洁的月光下，我步履沉重地走回青年点。人非草木，此时我的心里翻江倒海，无以名状的思绪让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下半夜听到青年点院子里传来凌乱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回来了。隐约听到有个男生陪他在医院打点滴，我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次大病之后，他像变了一个人，开朗了，爱说话了。但我们之间仍然无语。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眼神里再看不到留恋了，代之以近于冷酷的不屑一顾。更让我惊奇的是，每天收工回来，他都会坐在我的寝室里与其他知青聊天，开心地大笑，我放下东西尽量躲开。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着。一天，我提前收工回来，推开寝室门，看到他搂着同寝室小华的肩膀坐在炕沿边，我终于明白了这段时间他每天光顾我们寝室的原因。我重重地把门带上转身离去。秋末的昭盟大地，天黑得特别早，家家户户冒着缕缕炊烟，演示着农家的温馨与幸福。我肩披一件垄沟棉袄漫无目的地走着，借着月光放眼望去，秋风扫落叶，一片片苞米杆躺在地里，秋意真的有些凄凉，犹如我此时的心境。
1976年，宁城八里罕平房大队第四队女社员组成的铁姑娘队在田间合影
1978年，我们结束了两年的昭盟插队生活。浩浩荡荡的昭盟知青大军全线返城，全点青年也各奔东西……
我的骑牛经历
人的一生会做出许多天真幼稚的“傻事”，有些“傻事”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想起来仍然觉得好笑。在我刚下乡的时候，就做过一件令人捧腹大笑而又后怕的“傻事”。
那年刚下乡不久，青年点收麦子，望着麦浪滚滚、四溢飘香的田野，心情格外舒畅，也格外兴奋。看着老知青娴熟地赶着装满麦子的大车，牛儿乖乖听话的样子，心里不禁产生一种敬佩和羡慕的感觉，油然升起一种也想试试的念头。收工后，卸了套，牛撒在青年点的院子里，或卧或站，悠然休闲，全然不顾我们新青年的好奇和观看。
翁牛特旗白音汉公社的那达慕大会
一头膘肥体壮、全身油亮的大花牛，好像知道我的心事似的，竟然慢悠悠地卧在了我的面前，我心里一阵高兴，悄悄地来到它的身边，摩挲了几下，便“勇敢”地骑了上去。未等坐稳，大花牛猛地站了起来，哪里知道，牛的站起是先起后腿，我没有提防，一下子从牛背上滚到了牛的前面，差一点刮在牛角上，摔得我半天起不来，引来知青们一阵笑声，也遭到代班队长孙大哥的一顿训斥。他说，要是摔在牛角上，戳了眼睛，豁开肚子……我不禁有些后怕起来。
后来老知青告诉我，要想骑牛，必须熟悉牛的脾气，不知道牛的脾气是万万不可骑牛的。牛也会欺生，也会发气，有时发起脾气来很难驯服，要不怎么说，牛脾气牛脾气呢。骑牛要勒紧缰绳，缰绳要在牛鼻子中间往上勒，这样牛才不会躲。听了老知青的话，我不禁想，骑牛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广阔天地” 真是一个大课堂。
知青骑马出行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意接触这头大花牛，一有空，不是喂它草料，就是给它梳理皮毛，渐渐地它对我产生了好感，有时还对我甩着尾巴“哞哞”地叫几声。一个多月以后，我终于骑在了牛背上，像一个牧童，悠然短笛吹，遥指杏花村；又像一个骑士，“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那种感觉真比骑在马背上还要好。
大花牛伴随着我走过了我的草原生活，也见证着我的知青岁月。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第一次骑牛的经历，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