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对李白“其识污下，妇人与酒”的评论是否过于毒辣

王安石在评价李杜其诗中尝言，“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又言:“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直言李白诗格调不高、陈旧僵化，不如杜诗情感饱满、境情多变，尤其是诗的内容大多与女人和酒有关，没什么见识。诗界的李杜王者之争延续千年，不作缀论，只针对王安石评价李白之辞浅述个人愚见。

一、王安石究竟有没有资格评论李白

先不妨看看王安石何许人。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1）文学修养极深，诗词书文皆擅。

王安石勤学苦读，记忆力惊人。其文长于说理，言简意阂，笔力雄健，见识过人。他知诗词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后来的苏辛豪放派诗词有直接的影响。其著颇丰，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

北宋文坛大佬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的书法在当时十分风靡，苏东坡称其书“无法之法，然不可学”；黄庭坚说他“书法奇古，得晋人笔墨之意”、“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米芾说“文公学杨凝式，人鲜知之”。

今时有网友慨言，王介甫治国大才，文学只是副业，却躺进“唐宋八大家”。

（2）颇具政治才能，堪称大国重器。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上任即力推新法。财政上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军事上推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大力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他还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新法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以加强，但变法也不同程度的损伤了地主豪强的利益，使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为此，他大声疾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坚定不移地推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变革。最终使这次变法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

（3）为人处事口碑不错，人品很能打。

经科考入仕，先后在多地主政一方，体恤民生疾苦，屡次上书朝廷，建议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甚至敢于突破常规，在青黄不接时，开官仓放存粮，帮助穷苦百姓躲过地方豪强的重利盘剥，体现了难得的“担当”精神。他一生笃行儒家的孝悌仁义之道，用“恩信”治理百姓，曾“历岁不笞一人”。

对待政敌不仅不落井下石，反而敢于仗义直言竭力求保，亦可见其磊落一丈夫。因政见不同，身为宰相的王安石曾把苏轼操练得够呛，不仅反对重用他，还将其降职外调。为官为政，作为上司，谁都不可能重用跟自已“唱反调”的下属，这本就无可厚非。“乌台诗案”时，苏东坡扛不住重罚，已经屈打成招，身旁亲友无一敢言，都怕沾上“政治血腥”，只有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谏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苏东坡“犯事”正是因为蔟击了新政，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亦见其品格之高、格局之大。

综上：王安石的一生，的确称得上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除了写诗，王安石在为官、为政、为文上均出于李白，是有资格评价李白的。

二、王安石对李白的评价是否客观？

（1）王安石话说得这么难听，为什么历史上鲜有名家大手公开抨击王安石的此番评价？抱庸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宋后的诗词评论家扬杜抑李的占多数。二是王安石此语有前因后果，根属学术之争。“老不读李白，少不读杜甫”，浪漫主义的李白在年轻人群中始终有着超高人气，但对于学内之人，常更重诗圣。

（2）李杜之争，看看历朝各代的文学大腕是何种态度。

①李杜势均力敌。 韩愈有言“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 苏东坡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明人徐增称，“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

②崇李抑杜。 四明狂客贺知章最先提出“谪仙”的称号。 为见李白半年跋涉三千里的狂热粉丝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有言：“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 即便杜甫本人，也极敬李白，称其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春日忆李白》诗中盛誉：“白诗也无敌，飘然思不群。”

3.扬杜抑李。元稹的评价是，“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犹次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乐天说，“杜诗贯穿今古，尽工尽善，殆过于李”。

（3）历史怎么说？李杜当时，正逢大唐盛世，开放包容，极崇风雅。李白之名先于杜甫，但总体上是李杜并尊的。从元白之后，杜甫地位抬升，逐渐超越了李白。及宋，“扬杜抑李”之风更甚。王安石编选《四家诗》，分别是“杜韩欧李”，李白排第四。苏辙的评价更是不留情面：“李白诗类其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韵语阳秋》的著者葛立方更直接：“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史言有宋一代，堪称“千家注杜”。之后的宋元明清，虽是双雄并举，实则诗圣的地位仍略高于诗仙。

三、综述。

学界倾向于认为，杜诗是近体诗的最终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杜诗真正引领并开启了元白新乐府运动，后世诗人多依近体为宗，皆因受杜诗影响。另外，杜诗又称诗史，杜诗颇具时代情野家国情怀，它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生世治，为后人研究史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抱庸认为，后人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是十分贴切靠谱的。李白崇道，有仙气；老杜尊儒，接地气。李白玩的是风度性情，老杜玩的是家国情怀，二人都是顶尖高手，各怀必杀之技。

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眼光必先着于现实，关系民生，推崇杜诗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关于李白“其识污下”的评论，还是略显激进的，也有失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