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 张新民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兼论“大一统”及华夷与天下秩序的建构
摘 要：传统边疆体系不同地区之间的盛衰兴替通常都有连环性，必然会刺激或影响王朝中央政府的内政决策问题，因而外患与内政必然存在内在本质的互动关系，必须全面兼顾才能做出准确可靠的分析或判断。
传统边疆治理积累的历史经验复杂繁多，但仍可以模式建构的方法进行归纳与总结，其中可举者如汉武帝的治边模式、诸葛亮的治边模式、两宋时期的治边模式、清代的治边模式，均各有其利弊和得失，而以诸葛亮用德而备兵即“威德”型的治边模式最为可取。
由于边疆地区本质上也是民族聚居区，因而边疆治理也关涉华夷秩序如何建构的问题，尚有必要重新理解或诠释“大一统”观念的原初本义，看到天道人心既是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本体依据，也是华夷与天下秩序合法性的形上根源，而只有做到“天下归心”与“天下归仁”，才能长久建立造福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秩序。
关键词：边疆治理，中国模式，大一统，华夷秩序，天下归仁
作者简介：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兼职贵州儒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儒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区域史及历史文献学研究。主持国家及省级课题多项；著有《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学术专著，主编《天柱文书》《黔灵丛书》《阳明学研究丛书》等大型丛书及《王学之思》《王学之路》等文集，整理古籍近10种。
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郭分，无论任何时候都对推动民族友好团结、国家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边疆治理更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如何顺利实施的问题，因而不能不认真反思和总结历代王朝的治边经验，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审视或讨论我们今天的边疆治理工作。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称赞司马迁的治史态度，认为他“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①]；我们今天已有了更好的交通条件和认知环境，当然可以超越司马迁，在讨论国家边疆治理的问题上，胸中也有一范围更加宽广的天下大势。一方面看到历代王朝不断向外开边拓土，空间活动的疆域范围日趋扩大；另方面也要看到其所管理或经营的内部系统方式并非一成不变，总是朝着充实和完善的方向发展。
无论向外的拓展或向内的收缩，都与时局或国运的升降起伏有关。至于帝国体系内部核区与边陲区，或者说汉族文化区和非汉族文化区之间，则始终存在着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差异，有着管理方法或管理模式的不同。而国家经营管理边疆社会的过程，本质上也是边地族群参与国家建构的过程。
从治国必治边的角度看，当然也有必要以史为鉴，博古通今，扩大观察和思考的视野空间，认真探讨传统中国的边疆治理模式，努力从中寻找出可供借鉴的各种得失利弊经验，以反思的态度升华或丰富当前的边疆治理战略内容，实现边疆与内陆有机一体的和谐化稳定和连环式快速发展。
一、“边疆”政权连环体系及其盛衰互动
“边疆”的概念严格说先秦文献极少记录，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天子守四夷”一类的说法[②]，都说明以天子为共主的天下秩序格局，可以由中心向外逐渐推移，必然有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乃至更外围的区域之分，形成内服与外服有别的相关制度。而越向外延伸便越为“异族”居住之地，于是与中原政治文化核心区域相对应，便有了明显带有边地性质的“四邻”或“四夷”的概念。因此，如何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真正做到“安中国而御四夷”[③]，遂成为后人治《春秋》学最关注的政治大事。
“四夷” 与“四裔”的概念相通，唐代杜佑撰《通典》一书，即先立“州郡”一门，强调“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道徳远覃，四夷从化，卽人为治，不求其欲，斯盖羁縻而已，宁论封域之广狭乎？”“州郡”之后，即次以“边防”一门，称“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圑食焉，有祭立尸焉”[④]。细核后者内容所及，实即“四夷” 或“四裔”之事。尽管后来四库馆臣批评他，认为“所载多数万里外，重译乃通之国，亦有仅得其名，不通朝贡者既不临边，亦无事于防，题曰边防，名实亦舛”[⑤]。
但他既将“边防”殿于“州郡”之后，主要是针对与国家行政体制有别的“羁縻”或“朝贡”地，并以先秦即有的“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观念列目分篇，目的仍在于“来则御之，去则备之”[⑥]，并将视野拓宽至“数万里外，重译乃通之国”，暗中仍有一传统“天下”观在作支配，遂超出了“边防”一词的限制范围。这也可见古代的“疆域”观念，一概以“政教所及为限”，乃是一个弹性的可以盈缩消长有所变化的广阔空间，并没有现代国家主权意义上必须清晰划定的边界。
正是有鉴于此，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便将“边防”改成了“四裔”。清人解释“四裔”，认为“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⑦]。如果以马氏《文献通考·四裔考》为时代标志，则可说由“四夷”观念发展出“四裔”观念，又由“四裔”观念产生了“边裔”观念，均要到唐代以后才普遍流行。
与“边裔”相应的概念为“边地”“边缴”或“边境”，传世典籍常有“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之说，可见“边境”如果不是“四夷”居住区域，至少也必须与其相连接，尽管仍以中原为轴心区来加以定位，但已将其视为与内陆有着盛衰连结关系的有机整体，同样要到唐代以后才广泛流行，越到后世运用就越显得频繁。
例如，明代一些有识之士便特别反对以“边徼”为“逖远”而不加重视，甚至任职边地也颇以此自轻自贱的朝野议论，认为“衣之裔曰边，器之羡曰边，而器破必自羡始，衣破必自裔始。边徼之说何以异此，边可轻乎哉？”[⑧]意在告诫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衰败，往往都是从边地开始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与“四夷”意义上的边地，二者始终存在着互为依存的整体联系关系。
国家的政治危机、政权危机或国家安全危机等等，都有可能从边疆地区的乱象引发出来。无论内陆或边疆，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或文化体系出发，都决不是对立的毫不相关的两极；它们有着一荣俱荣、一损倶损相互支撑的关系，都是全局整体不可分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边疆治理不仅涉及边疆与内陆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牵联边疆与边疆之间的关系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其所撰写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也着重讨论了有唐一代的边疆治理问题。由于边疆地区往往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而治理边疆不可能不涉及华夷关系问题，但所谓“夷”与“夷”之间的关系似也不能忽视。因而他特别关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以及各种外患及其与王朝中央内政的相互影响问题[⑨]。
质而言之，他着眼于宏大国家局势分析讨论唐代边疆治理大事，认为一“外族”的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另一“外族”的灭亡或衰弱，而“外族”与“外族”之间环环相扣，突厥、吐蕃、回纥、南诏等实际己构成了一个盛衰连环的体系。反过来“外族”的兴亡强弱又会影响王朝中央的内政，例如唐太宗为了解决北部突厥的边境威胁，当然就必须对其他三个边疆政权采取绥靖政策，性质犹如今天的统战工作，因此便有了大唐政权与吐蕃西藏政权的多次“和亲”。突厥问题解决后，又顷国之力以攻打高丽，但高丽刚一得手即迅速退出，在东北地区采取了消极退守的治边策略，原因即与西部地区吐蕃势力开始强大有关。
以后尚有回纥、南诏地方势力的相继崛起，构成了极为明显的连环互动关系，极大地改变了边疆与内陆的政治生态结构，从而影响到王朝中央的内政“国是”决策问题，关系到唐帝国数百年国运的兴衰隆替，决不可视为孤立性的事件，遗忘了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常识性真理。即使边疆彼此之间相隔甚远的“外族”及其可能发生的外患，往往也会深刻地影响到内政外交一系列重大“国是”问题。
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提示我们，尽管历代王朝中央政府经略开发的重点不同，但都有必要将边疆看成是一个相互影响或牵联甚广的整体体系，任何治理者都必须以通观总览的眼光来加以审慎判断和可靠决策。“四夷”的更迭盛衰不可能不影响国运的升降起伏，治边本身就是治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区域合为一体的完整中国，借用传统“四夷”的概念，解构其贬义的色彩，也可说边疆治理必须同时兼顾东、西、南、北周遭边地的实际情况，即在今天也不能简单视为一条生硬固化的边界线，而是一个范围广袤的族群生活区，多数均在府州厅县辖境之外，往往设有具有更多自治权的土司，可能临边亦可能不临边，不仅范围广大，资源丰富，而且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彼此之间长期存在着连环互动的关系，更与内陆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同样是完整中国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区域合为一体的完整中国的宏观视域看，传统中国能崛起为亚洲内陆最大的国家，是与“天子守四夷”的治边策略消长不断的实现分不开的。近年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人提出的“双边疆”( double frontiers)学说，即将传统中国边疆体系分为“外边疆”( outer Frontier)和“内边疆”( Inner Frontier) [⑩]。他以长城为防御性的线状区隔线，认为长城及其同边地区为“内边疆”，而蒙古草原游牧地区则为“外边疆”。
这一理论范式虽然尚有缺陷，但也有较强的解释力。我们完全可以创造性地改造他的理论，看到不仅“内边疆”也可称为“内陆边疆”，即“外边疆”也可称为“边地边疆”，其中必然有族群与族群或部落与落部落之间的交流和融变，因而“内陆边疆”可以透过连环互动而不断去边疆化，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内陆，“边地边疆”也能凭借连环互动转化为“内陆边疆”，即使蒙古草原游牧地区也无例处。
历史上的边疆作为一个弹性的不断变动着的区域体系，不能以一劳永逸的绝对边界概念来加以界定，需要透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现象来历史性地吸取既往的经验与智慧，不仅要高度关注双边疆变量因素交叉渗透的多元复杂性，更要重视整个边疆区域交流融变的连环互动性，从而促使其朝着边疆与内陆共同受益并能维系国家长久稳定的方向发展。
华夏民族与文化共同体势态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无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历代的边地治理模式也各有其利弊或得失，需要以“理想型”的方法来做抽样式的检讨及分析[11]，不妨先从汉武帝的边地治理模式谈起，再依序涉及蜀汉、两宋及清几个时代。
二、汉武帝的边地治理模式
中国历史存在一个常见的现象，便是王朝国家在经营开拓边疆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同时兼顾“四夷”的战略地位及其连环互动关系——亦即经营开发西北，则先要安抚西南或东南；反之稳定了西北，也有利于西南或东南的经营开发。例如，西汉王朝国家政权建立后，西北面临着强大匈奴的威胁，西南则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部落君长国，东南更有南越地方政权的崛起。
汉初面对满目战争疮痍、国力十分衰弱的局面，以及匈奴势力不断南下，以致直抵今山西、河北北部一带，而南越王又雄霸一方的客观现实，自然一方面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以后又发展为“徙民实边”的“国是”方略，以争取“休养生息”的发展机会；另方面又派陆贾持书前往南越，修好已经称帝的南越王赵陀，从而切断其与匈奴连环互动的势态发展危局，化解南北夹击可能造成的帝国生存风险。
或许只要看一看汉文帝托陆贾带去的修好书札，信中处处显得退让谦恭，又处处露出冷气杀机，既是恳切安抚之言，又是胁迫警告之辞，表面关心汉与南越紧张关系的和解，暗中却盯着汉与匈奴危机局面的减缓，就不能不说是着眼于整个边疆体系，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高度智慧决策。
文、景之治得以休养生息之后，随着国力的不断充盈强大，汉武帝拥有了凭借强大军事力量来解决匈奴问题的可能。但解决匈奴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便是必须先解决南越客观存在的威胁，否则便难免不有后顾之忧，显然会受到双方连环互动引发危机的掣肘。因此，在边地治理问题上南北两面同时兼顾——如果要消弭西北积势已久的严重边患，就首先要保证南面后方的稳定——依然是国家边疆战略体系制定必须通盘考虑的大问题。
汉武帝攻打南越，从正面分两路出兵的同时，也想借道僻处西南交通要区的夜郎，即从牂柯水道直逼番禺（今广州）城下，形成腹背两面夹击之势，从而减轻正面攻击翻越五岭可能遭遇的风险。从他的边疆治理整体战略出发，最终则不仅在南面同时灭了夜郎和南越，分别在其故地建立了由王朝中央直接统管的郡县，实现了南面边疆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北面也出兵塞外数千里，大败威胁最大的强敌匈奴，将其驱赶出了汉地边境，为以后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正好说明南北分隔的边疆大小独立政权，面对更加强大的王朝统一帝国，自身也存在盛衰连坏的互动性。而汉帝国南北兼顾的治边策略，应该说是极为成功的。
强盛之后的西汉帝国，凭借强大国力开边拓土，不仅建立了亚州内陆庞大雄阔的帝国体系，创造了世界性的政治统一奇迹，而且南北两面先后开通的丝绸之路，联系了周边由近及远极为广袤的区域，经济文化交往传播的范围甚至从中亚、南亚延伸至遥远的欧洲。只是在赞叹王朝帝国边疆治理的正面成就的同时，尚有必要看到武力征讨治边模式的负面问题。
武力征讨治边模式固然扩大或强化了王朝帝国的版图势力范围，但也付出了巨大的国家财政成本代价，引发了不少内政国势方面的危机问题，留下了不少盛极而衰的时代变化征兆。司马迁就敏锐地观察到汉武帝好大喜功引发的各种内政危机，认为不仅“江淮之间萧然烦费”,“巴蜀之民罢焉”，“燕齐之间靡然发动”，更重要的是“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以致“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12]。
可见纯粹征讨式的治边模式，尽管打败了匈奴，征服了四夷，开拓了疆土，建立了世界罕见的庞大帝国[13]，固然不能不称道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也有必要看到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巨大耗损，代表国运根基的天道人心元气的由盛转衰，从而不但激化了社会多方面的复杂矛盾，造成了民生的长期凋弊，同时也引发了各种或明或暗的政治危机，导致了人心的渙散和政局的空虚。
后人认为“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财用耗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14]。足证边务失措造成的外患与内政不当引发的内忧，二者之间也是不断交叉连环并相互牵引的，最终则破坏了边务与内政应有的生态格局有序化平衡，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问题，即在当时便已弊端窳漏尽皆显露，造成了帝国后来长期一蹶不振的厄运，影响后世不可谓不既深且远。
三、诸葛亮的边地治理模式
除上述较具典型意义的武力征讨治边模式外，边疆治理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国家政治策略，是否还有其他可供借鉴的模式呢？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边疆治理模式，显然更值得认真分析探讨和客观总结。大家知道，诸葛亮早在其《隆中对》中，就已有了明确的联吴抗魏统一中国的战略性设想，但是，面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北方强大兵力的优势[15]，欲北伐抗魏实现统一大业，依然必须首先排除南面后方可能发生的边患一类的后顾之忧。
《隆中对》提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16]，实际即为“南抚北杭”化解后顾之忧的长远整体战略构想。具体到用兵南中的过程，他即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经营方略[17]：一方面示以兵威，展示了军事力量的强大；另方面也柔之以德，表现出政治举措的宽厚，实际即以“威德”征服人心，争取边地部落族群的自觉认同，实现成本最小而效益最大的和平治边政治方略。
诸葛亮的边疆治理方略，如果稍加总结，也可说是“示之以力,怀之以德”，即在显示体现国家强大意志的外在军事弹压力量的同时，也要表现代表国家道德立场的内在感召吸引力量。从儒家一贯具有的“王道”思想出发，诚如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8]。因此，国家不仅是强权力量的象征，更应该是道德化的存在，道德作为一种扎根于人心的秩序建构力量，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应在国家治理活动中缺位。
诸葛亮在用兵南中边地的过程中，对孟获擒而纵，纵而擒，以致“七擒七纵”[19]，显然都是要以恩威并重的方法来争取人心的认同，虽然并没有完全放弃武力，但又并非徒逞武力，是一种刚柔相济——以兵示刚，以德示柔——的“威德”型治边模式。《诗》云：柔远能迩，以定我王”[20]；诸葛亮之治边策略，似与此意最相接近。
十分明显，蜀汉政权之所以采取刚柔相济的“威德”型治边模式，一方面，是要安抚西南夷部落民众，建构稳定的大后方秩序；另方面，则是要顷全国之力北伐讨魏，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目的。其中尚有“和戎”与“联吴”的问题，同样是面对四周众多分散力量连环互动的可能，从而采取了与之相关的宏观整体边防方略。
史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21]，可见“以夷治夷”当也是诸葛亮采取的一大重要治边方法。“以夷制夷”与“攻心为上”的方法相互配合，则不仅争取了更多的边地人心的认同，实现了“彝汉相安”的治边目的[22]，即蜀国内部也出现了“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稳定局面[23]，可视为边裔与内政秩序治理连环性互动的典范，也足以证明有刚有柔“威德”型治边模式的成功。
以“威德”型感召治边模式来建构边地秩序，当然也获得了边地部落族群的认同。不妨先看彝文典籍《西南彝志》的说法：“蜀汉皇帝时，孔明先生出兵，征讨南方，与叛帅交战。祖先妥阿哲，出兵助汉皇，供给军粮，为其后援，攻无不克。”[24]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汉文文献《滇考》：“牂牁酋帅火济亦率其罗鬼诸部，为汉兵刋山通道，聚粮以供军，丞相悦，封为罗甸国王，赞助以平诸蛮。”[25]
今按妥阿哲其人，彝文文献或作“慕勾妥阿哲”， 为“牂牁帅黑卢鹿，水西安氏远祖”[26]，“汉文典籍则多译为济火，亦偶有作火济者。其聚粮以助诸葛亮及受封罗甸国王等相关史实的细节，虽有必要进一步考辨，但仍可见彝族部落君长国族群深受诸葛亮感召，与蜀汉政权的治边举措相互呼应，实际已成为汉彝和平秩序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也可说是蜀国后方政局稳定自觉不自觉的重要维护人[27]。
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通过多年内政外务良性互动式的努力，不仅蜀地内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28]，即后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29]。可见他的善政举措也引发了地方习俗风气的变化，完全可以视为其治边模式反应下的重要成果。
他的“成德”型人格力量和行事风格，一旦外化为内部政治风气或社会环境影响，最直接的效果便是举国上下“风化肃然”[30]；具体表现为边政措施及其摄受吸引力量，则是远近“诸彝感慕徳化”[31]。他在西南夷地区“不置吏，不留兵，不运粮”，但又做到了“南人不反人心归……凡牂柯、昆明、东川、武定、乌撒、沾蒙，地方数千里，莫不收其豪杰以为官属”。
不仅采取地方习俗制度认可的“诅盟”的方式，迅速获得了“纲纪初定，而蛮汉相安”的积极效果[32]，更重要的是还通过一系列适宜“夷区”实际情况的措施，实现了“示以信义，布以徳威，俾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的安邦治边目的。尽管其主要的方法仍为羁縻，后人以为已开了土司制度的滥觞，适可见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不能不称为善理边政的重要历史典范[33]。
扎根于人心基础上的影响，必然长期传为口碑。只要观察一下西南地区无处不有的武侯祠，以及大量以“诸葛”二字命名的名胜古迹，更甚者即水西彝族部落还将其首领济火配祀于武侯祠中，便可见他的影响已大书深刻在人心之中，获得了汉夷双方的一致认可。
特别是以济火配祀武侯的做法，尽管一主一次区别很大，但毕竟长年共享祭祀香火，说明二人均已化身为汉彝友好的象征符号，反映世人对华夷合理秩序建构的向往。随着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隔阂的消除，不仅差异很大的文化之间的融变整合已是客观的事实，甚至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的发展趋势也开始有所显现，说明用德而备兵（威德）的文化是何等的重要[34]。
尽管两宋以后帝国官方的人为塑造作用也不可忽视，但诸葛亮的边政事功及符号象征力量，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影响因子，仍历史性地发挥了稳定边疆多元复杂秩序的政治作用，从而极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生态结构，有利于国家大一统广袤地域分布局面的整合与形成，至今仍可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方式为其赋予新的历史内涵和解读意义。
四、两宋时期的边地治理模式
宋代的治边模式又与前代有所不同，南渡之前与南渡之后更有很大调整。北宋时不仅辽、金、西夏颇为强大，即土蕃、回鹘、大理也相继崛起，依然形成盛衰连环互动凶危局面。外患既与内政密契牵联，策略的运用即为重大“国是”问题。王安石执掌朝政期间，即采取“力不足则事之，力有余则制之，同力同德我交之”的治边策略[35]，认为“ 南方事不足计议”，而“经略西方则当善遇北方， 勿使有疑心，缘四夷中强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36]。
他显然也是从传统的“四夷”观念出发，将边疆看成是一个连环互动的体系，只是一反诸葛亮“德力相济”的稳妥边患应对方法，采用了“力主德辅”的激进治边策略，在区别对待“四夷”关系的同时，顷全力对付北面边患引发的严重边防危局。
王安石的边政经营的重点，显然主要是在北方。面对北面强敌压境的凶危局面，不能不采取“力同则交之”的柔性防御策略。特别是订立“澶渊之盟”后，在如何处理契丹的关系问题上，他更特别强调“薄物细故，勿与之校，务厚加恩礼，谨守誓约”[37]。原因是经略西夏则不能不加倍防范契丹，必须消弭一切连环夹击张大势力的可能，面对双方实力相当的军事博弈窘境，他只好采取柔性退让的防御性策略。
但从边疆完整体系的视野出发，为了确保南面边地的秩序稳定，消除南北连环互动可能滋生的一切祸源，在举国上下均关注北方边政方略的同时，宋室中央政府未必就放弃了南方的经略开拓，只是与北方的柔性退让边防政策相较，则更多地采用了“力有余则制之”的积极进取方略，举凡川蜀、广南、荆湖等地，均无不有相应的积忣的边政举措。
例如，他在荆湘一带地区，便一方面针对可以控御的羁縻区，采取剿抚并用的积极开拓态势，灵活运用了各种分化胁迫手段，将其完全纳入了国家的有效掌控范围；另一方面又针对长期失控的“生界”区，即所谓不“与中国通”，不断“寇掠边界”的“内陆边疆”，在运用武力弹压的同时，则又采取了消极保守的区隔防范政策，“禁不得与汉民交通, 其地不得耕牧”[38]，大体仍为“力主德辅”的边地治理范式。
宋室被迫南度后，与同为独立政权的金处于对峙局面，面对实力强大的女真族，宋室只能采取“力不足则事之”的退让策略，以不断谈判议和的方式，获得自身暂时的偏安。与“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明显不同[39]，宋与金之议和，则以淮水中流分界，不但要向金岁贡银二十五金，绢二十万疋，更要奉表称臣，受金册封而为帝[40]。
“宋以忠厚开国”，最重气节，亦最讲义理，但“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揆诸当时的时势，从务实的态度出发，则可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41]。“力不足则事之”的治边策略，固然为不得已的下策，但仍是审时度势作出的自我保全良策，积能视为弱国博弈势态下的妥协性边防退让治理模式。
但是，与北面边防“力不足则事之”的消极策略不同，南宋的南方治边举措依然沿袭了北宋的做法，仍采取了积极性的“力有余则制之”的方略，主张“德以柔中国，威以镇八蛮，言异用也。叛则伐之，服则舍之，以从宜也”[42]，更多地强调“力”而非“德”的重要。只是与北宋略显激进的做法相较，由于南宋国力日趋衰弱，尽管也夸饰炫耀强大武力，但也尽量运用更加稳健的招抚策略，从而避免边患可能引发的内外政治危机，缓解北部边防承受的巨大压力。
其中较值得注意者，即南面“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内陆者谓之省民，熟户、山瑶、峒丁乃居外为捍蔽”[43]，所谓“捍蔽”乃指介于“省民”与“生界”（生苗）之间的“熟界”（熟苗区），与国家以羁縻方式管理的“熟界”不同，“生界”则为长期不沾“王化”的广袤失控区。“捍蔽”二字恰好点出了由“省民”过渡到“生界”的“内陆边疆”特点。
“宋淳熙（1174-1189）中，率逢源讨平峒贼姚民敖”[44]，朝廷主将“不忍尽诛”其众，便在当地筑招降台，利用“峒民”一贯固有的“合款”习惯法制度[45]，“从夷俗，斫铁歃血而誓”，严格觌训以“合款” 方式聚众起事的“峒民”各部众，“各毁尔脾甲，弃尔标弩，平尔壕堑，散尔徒党，无贪我省地，无害我省民，无若民敖之首乱，以自取灭亡，则尔诸团亦得永保室家”[46]。与北面与辽、金的立约议和一样，南宋在南面也采取了盟誓立约的方法，不同处则为前者是国家政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谈判和约，后者则为国家政权与地方族群组织之间的盟誓条约。
由此可见，南宋王朝虽然表面上采取“力有余则制之”的积极性治边策略，但如果真引发重大冲突性边患事件，在用兵强制平息之后，有鉴于北面大兵压境的凶危局面，仍采取了消极性的内收式招抚政策[47]，以对方不再犯边惹乱为前提条件，通过盟誓的方法来确保边地秩序的和平与稳定。而以“熟界”来作为“省民”与“生界”之间的“捍蔽”，也说明南宋的治边方略有了明显的向内收缩的策略性转向。
以歃血为盟的方式来争取边地族群的认同，实现南方“内陆边疆”社会秩序的稳定，尚见于景定年间（1260-1265）摩崖石刻《戒谕文》。时南宋王室在王化不到的湖耳“生界”或“生苗”地区，展开了一场平定“蛮酋”起事的战争。战争的残酷可用“青烟断野，白骨枕途”来加以形容[48]。
然而一俟战争结束，有鉴于迅速崛起的蒙古不仅先后灭了西夏和金，开启了从北向南直逼南宋的战场，更严重的是还有效控制了西南地区的土蕃和大理，开始从南面分路进攻四川及湖广，形成三面合围包抄的军事攻击态势，于是今湘黔桂交界一带地区亦成为前线，宋室遂不得不采取消极性的绥靖策略，同样利用“峒民”一贯固有的“合款”习惯法制度，站在征服者居高临下的立场，以“蛮酋”能够接受的习俗仪礼方式，达成了相应的安边和解盟约。
根据双方达致的安边和解盟约，不难看到胜利者以“戒谕”的话语口气，一方面要求失败者“各训尔子孙，弃尔弓弩，毁尔牌甲”，消除可能再次引发乱局的各种隐患；另方面也鼓励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率丁男少壮，从事田亩，男耕女桑，各归圣化，永为王民”[49]，希冀恢复固有的生产或生活秩序。较诸淳熙年间的消极防范策略，《戒谕文》显然多了一重积极性的“王化”策略，可说是以“怀柔”的方式来化解暴力造成的创伤，从而更加主动地谋求安边息乱长久之道。
说明南宋的治边策略也在不断调整，尽管与其遭遇的连环性边患不无关系，明显表现出一种征服者特有的权力傲慢，但也兼顾了边地族群恢复生产和满足生活需要的实际切身利益，透露出了 与“恃文教而略武卫”有关的历史动向新信息[50]，可说是朝着稳妥合理及长久和平治边的方向发展的。
以盟约的方式来处理国家政权与边地族群的关系，并非始于我们已一再提到的两宋时期。例如，后晋天福五年（940），“溪州洞蛮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范讨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铭于铜柱”[51]。可说是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共同以“钦血求誓”的方式，在后者承诺“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廷”的前提下，后者答应“尔能恭顺，我无征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52]，从而形成了法律性的盟约文本，并铭文立柱以作永久历史见证，体现了华夷关系不断融突整合的一个侧面。
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溪州铜柱记》类似，无论《受降台记》或《戒谕文》，亦都具有清晰可靠的誓约特征，能够同时为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所共同接受，具有双方立誓认可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当然就为缔约者必须奉行或遵守。
只是与五代时期的后晋非常态临时性的作法略有不同，以誓约或盟约的方法治边贯穿了整个两宋时期，尽管其中虽有独立国家政权与独立国家政权之间，以及独立国家政权与“内陆边疆”生界族群之间的差别，可适当分梳为“力不足则事之”与“力有余则制之”两种类别形态，但作为法律性的盟誓行为，其具有不可违背的有效约束力则是共同的，完全能够抽绎或总结为盟约式的边政治理模式，显示了王朝中央稳定边地秩序的政治意图与谋略，是特殊历史条件妥善处理华夷关系的一种权宜而有效的方法。
五、清代的边地治理模式
如前所述，两宋时期辽、金、西夏、蒙元相继在北方兴起后，其周边疆域发生了明显的盈缩变化，赵宋政权出于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实际状况的需要，往往以盟约或誓约的方式来促成相对暂时的和平。但边疆地区各个少数民族政权陆续兴起强盛，因而盟约的对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盟约的数量或频率既多且繁，边患引发的内政纷争亦持续不断。
清代王朝帝国的边疆控制实力远胜前代，周边“四夷‘’的治理对象亦显得相对稳定，所以决无两宋时期以盟约求和的问题，武力开边拓士的边疆治理发展倾向显得十分突出，但未必就不注意善后的安抚或怀柔政策，作为一种治边模式也自有其重要特征。
满清政权以暴力入主中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其残忍行为的历史见证。以后也继续兼用王、霸两道治理全国，逐渐开拓四周边远区域，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疆域版图，不能不说是其留给后人的最大政治文化遗产。但清代的疆域版图尽管十分广大，依然是历代王朝长期拓士开边的必然结果，离不开边疆与内陆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密切交往，是华夷关系长期融变整合反映在地缘政治上的正常现象。
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以清朝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形成的版图，作为历史的中国的合法性地域范围，而不论朝代兴衰更替的早晚先后[53]，以及民族连环互动势力的消长和变化，应该说是有充分的经验事实和学理根据的。
清代的边疆治理话动，一般说有三大重要创举：一是平定准噶尔叛乱，实现了西北地区的有效管控和妥善治理；再即收复了海外失地台湾，从而奠定了掌控东南广衺海域的历史性基础；第三则为三千里苗疆无不入于版图，推动了西南她区的内陆化发展趋势。清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政权，已逐渐将中原及其周边民族边区整合为一个复杂多元的政治共同体，并在以后各种外来势力不断袭来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促使其朝着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向曲折艰难地向前发展。
清帝国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所以显得重要，乃是因为战事除涉及漠南、漠北即准噶尔本部外，还牵联青海、西藏、回疆（回部）等广大区域，因而清廷通过征讨和结盟等多种治边策略的运用，不仅控制了蒙古及大部分中亚地区，极大地强化了其与内陆社会经济化的联系，改变了当地固有的政治文化生态格局，同时也继续向西南推进并平息了卫藏战争，派出了监管地方事务的驻藏大臣，反映了王朝帝国治藏策略的制度化发展趋势[54]。从而以建立或扩大屏藩范围体系的方式，极大地强化了帝国边疆治理的掌控能力和安全系数。
收复台湾当然也是有清一代的大事，因为尽管明代后期颜恩齐、郑芝龙即在台湾建立了汉人政权，后又沦入荷兰侵略势力手中[55]，又再次由郑成功收复，成为地方割据政权。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王朝平定台湾，迫使郑氏归顺并献出台岛，从此台湾开始纳入王朝政治有效管理疆域之内，成为统一大业实现的又一重大历史性标志。而以国家大一统地缘政治格局为依托，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海疆与其他内陆边疆的连环性关系也日趋明显，遂有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朝野纷争，争论的结果是将海防塞防兼顾定为基本国策，反映海疆秩序的建构也开始成为十分重大的“国是”问题。
与王朝帝国势力在其他边陲地区的扩充同步，清廷在西南地区的经略开发活动也极为活跃。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三千里“苗疆”的开辟，从不少清代学者的认知视野出发，他们认为较诸平定准噶尔叛乱和收复台湾，前者甚至是意义更为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严格地说，庞大帝国管理体系并非均质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隙地。后者不仅长期徘徊在国家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边缘，而且也始终游离于国家政治与思想体系之外，既是国家控制体系不及的空隙，也是“王化”力量不到的边陲[56]。而在帝国庞大社会经济政治控制体系的内部，实际仍长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空隙，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甚至可用“支离破碎”“漏洞百出”来加以形容[57]。
以贵州一省之地而论，时人即感慨“远在天末，虽有府州县卫之名，地方皆土司管辖”[58]，何况“苗疆”更为国家“王化”力量长期不到之地，既谈不上羁縻，更从未设置土司，虽位于帝国疆域腹地内部，却为王期权力缺失的“生苗”之区，清人或将其称为“边夷”[59]，有着“议榔”“款州”“鼓社”“理老”一类独特的组织管理形式，不失为“内陆边裔”或“内陆边疆”。由于经略开辟的地域极为广袤和重要，遂成为当时震惊朝野上下的“国是”决策大事。
“苗疆”的国家化开辟或经略如何进行，亦即采取何种方法才能更好地将其纳入王朝帝国行政管理体系，虽也有主抚与主剿两种不同的主张，但毕竟主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的治边策略，始终占具了开辟过程的主导地位，不仅进行了血腥式的武力征服，更滥杀了不少民众无辜，不能不说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的又一次残暴行为，造成了当地苗人“痛恨切骨”的历史性创伤记忆[60]，不久即引发了包利、红银领导的大规模“苗乱”。“苗乱”的根源和责任当然不在反抗的正义的地方苗人，而在滥用暴力的非正义的王朝改府。较之诸葛亮同样用兵边地，以威德而非暴力服人，即使用计布阵，也“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61]， 相去不啻天壤之别。
当然，在武力开辟“苗疆”的整个过程中, 就其手段的具体运用而言，只能说是重“剿”而轻“抚”。与“剿”区别很大的代表柔性力量“抚”，作为王朝帝国更长远的一项政治谋略，实际亦并非完全弃而不用。
质而言之，即王朝政府从地方实际出发，显然也清楚地看到“苗民风俗与内陆百姓迥异”， 从而施行了大量善后特殊宽松政策，甚至明确规定“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62]，即以尊重苗人固有习惯法制度（苗例）为前提，透过以“苗”制“苗”的方法来实现更加有效的管控目的。
因而不仅消解了暴力因素引发的族类仇根，缓和了“苗”“汉”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也凝聚了更多的与“王化”政策有关的国家认同资源，能够促使地方社会更快地朝着内陆化的方向发展，可说是“剿”后又继之以“抚”，“剿”制造了大量冲突和矛盾，只能靠“抚”来化解和修复。
始终参与开辟“苗疆”之事的方显曾主张“先抚后剿，剿平之后,仍归于抚”[63]。“先抚后剿”实际并末做到，但“剿平之后,仍归于抚”，仔细考察王朝帝国的善后举措，仍当为客观事实。因此，似可将其总结为“剿主抚辅”而终“归于抚”的治边模式，“抚”相对“剿”仍为常态性的长久做法。
这种治边模式虽然有其残忍凶险的一面，但从边疆连环互动战略体系出发，也有配合平定势力强大的准噶尔叛乱，为维护国家安全而急于在西南地区用兵的另一面。因为“三千里苗疆”横亘在西南交通要道上[64]，即使都柳江流域“古州等处苗蛮，界在黔、粤之间，自古未通声教……常越境扰害邻近之居民，劫夺往来之商客,以致数省通衢，行旅阻滞,迂道然后得达，而内陆犯法之匪类，又往往逃窜藏匿其中”[65]，严重地阻碍了经都柳江水道由粤入黔转蜀的通道。
除都柳江流域外，“苗疆”范围尚广涉清水江上游及其周边地区，水道“上通重安以达都匀，下通黔阳以会朗水”[66]，亦为由湘经水道转旱路入黔转桂，或经“滇楚大道”直达滇省必经之地[67]。一旦梗阻，则“官民自黔之黔、之楚、之粤,皆迂道远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过,……商旅尤以为苦”[68]。从王朝国家边防战略的宏观视野看，“苗疆”一地的开辟，亦关涉整个西南的稳定，不仅意味着湘黔桂三省毗邻地带大块空隙区域的内部自我充实，更关系经黔地入滇南向外部边疆进行更大范围的拓展。
交通要道及其众多支线所构成的网络，本质上也是王朝帝国权力体系向外延伸必须依赖的控制网络，开辟“苗疆”既然能够稳定整个西南，未必就与西北局势完全无关。
事实上，准噶尔部在西域不断扩充其势力，早已控制了青海和西藏的广袤地区，一旦以此为凭借继续南下，与云南的蒙古残存势力相互联合，而云南历史上又曾出现过南诏、大理一类的强大地方政权，南宋因腹背两面受敌而灭亡便是极为重要的前车之鉴，因而如何通过开辟“苗疆”来有效掌控云南及整个西南，又依靠掌控云南及整个西南来防范西北长期存在的边患，避免西北与西南多种地方势力叠加可能造成的危机，从而强化或稳定整个东西南北面合为一体的边疆防御体系，显然也是王朝帝国边政治理不能不凭借宏观视野考虑的大问题。
由此可见，清帝国之所以急于开辟“苗疆”，既不是为了殖民，也非掠夺资源，而是为了确保王朝帝国统治的安全，是建构国家边疆体系整体步骤的重要一环。不少欧美学者将其等同于西方早期殖民扩张，无论衡以国家战略意图，抑或验以地方客观史事，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69]。
从边疆盛衰连环互动体系的宏观角度看，如果说准噶尔叛乱的平定即意味着对“天下秩序”威胁力量的解除[70]，那么 “苗疆”的开辞则象征着对“天下秩序”建构力量的加强，尽管其一为“边地边疆”，一为“内陆边疆”，但都不能不是有清一代可以同时并举的边疆治理大事。
六、以德治边的重大历史性意义
以上以通过抽样分析的方法，具体讨论了历代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边疆治理模式。如果一定要做出取舍性的比较，最可取者显然是诸葛亮的治边模式。他的一整套做法不仅稳定了西南边地，更重要的是还收拾了人心。更直接地说，他清楚地看到了人心是秩序扎根的基础，缺少了人心的依归或认同，再牢固的秩序也会轰然坍塌，只有建立在人心基础的秩序才是最长久和最牢固的秩序。无论内政边务，均难有例外。
诸葛亮以威德感召人心的方法来治边，不仅消除了民族心理隔阂，缓和了民族矛盾或冲突，稳定了西南边疆局势，而且树立以德治边的历史典范，体现了“王道”政治的重要，说明任何“正统”的象征均不能有道德资源的缺失。
宋儒朱熹尝“诵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徳，不以小惠。’”[71]所谓“大德”即刚柔两面兼用，尽管以德政感召乃是根本性或主导性的策略，但并不排斥兵威的必要辅助支持作用，否则非但不能稳定边地局势，建构相互间的友好交往秩序，反而有可能导致连年干戈不休，百姓生灵涂炭窘境的出现，只能是“小惠”而决非“大德”。
其中之微妙差异，亦可见胸襟器识，而必以国家之前途，百姓之福祉，其受益之多寡久短，为一客观标准。后人感慨“侯所过，辄有遗迹付诸山灵，后人发得奇迹閟响，必谓侯所遗，盖谓非侯其谁宜为”[72]。即可见其治边功绩传播的广泛，兼可一窥其影响的深远。
透过历代边疆治理范例多方面的比较，以诸葛亮治边模式为典型代表，以此分析传统中国与边疆治理有关的思想体系或具体方法，尚有三个重要概念需要适当分梳：大一统、华夷秩序、天下观。三者都与我们的讨论主题有关，或许需要以之为分析框架，来进一步判断历代治边模式的利弊得失，不妨稍作一点补充性发挥和说明。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思想， 一般都理解为一个自下而上不断将权力向上集中的庞大皇权体系，当然也可是自上而下将中央集权层层下贯落实于各级地方政府来加以执行。在上是居高临下的一统中央王权，在下是唯上是从的王权派出机构，权力系统如网络般分布于全国各地，逐层管控广袤的社会空间。但是，根据早期公羊家的说法，“大一统”的“大”是动词而非形容词，意在表示赞叹或推崇，具有重要或了不起之义涵。
传世经典多有此类用法，例如，《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尽心上》：“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徳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史通·叙事》：“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均可见“大”字作动词用，明显具有褒扬之义。
“大一统”之“一”字，则当指形上本体，也可说是大全式的道体，是一切存在的原初性本源。《说文》：“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公羊家认为“一”即万物发生形变的潜在开始，也为万物生长的原初状态，不妨称为隐秘而有待展开的本体秩序。
“一”亦与“元”相通，即《周易》“元亨利贞”之“元”，也可称为“乾元”，因而不能不赞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73]。与“一”相通一致，而又需要在不同语境中分别表述约“元”，同样既是一切创造活力的形上来源，也是一切价值存在的本体依据。“一”与“元”可以互训互释，当决无任何疑义。
至于“大一统”之“统”字，可说“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一原也;合万殊而一统，而显微无间也”[74]。“统”既与“一”相关联，则明显是用形上本体的“一”来统摄形下现象的各种分殊性的存在。“一”（本体）与“万殊”（现象）互摄互涵，不仅不分裂对立，反而高度辩证统一，构成了一种宇宙天地生成变化及社会人生发展调适的重要解释模式。
《春秋》开篇即大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家依据“大一统”理念展开解释，认为既“变一为元”，当然就应“立元正始”[75]。任何分殊的存在本质上都自有其共同的形上原初的来源或开端，即使追问人类社会及其政治活动的究极根椐也决无例外。形上本体的来源或开端乃是神圣、超越、纯正和有序的，一方面，无论天地万物或人类社会，都可以在形上本体的世界中统归于“一”，表现出超越抽象的统一性；另方面，形上本体的世界也是能够话泼起用的，自然可以展开和落实于天地万物或人类社会而表现为“多”，显现为具象的形形色色的分殊。换句话说， “一本”可展开为“万殊”，“殊途”并不妨碍其“同归”。足证“大一统”虽讲“一”而决不排斥“多”，“一统”与“分殊”乃是高度辩正统一的。
《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叙事之开首，如果说其书法隐含着微言大义，那明显就是要开出人间正义或正当的政治秩序。以“元”为“统”而系之于“一”，就是强调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尚有一更深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上大道，形上大道即天道作为普遍流行的隐性存在，乃是一切良性政治秩序得以建构的本体根据，以其为“一”为“统”才能得“元”而“亨”而“利”而“贞”。“春” 既实指自然界的盎然生机，也象征人类社会的创造活力，乃是得“元”禀“一”的必然结果，表现为天道流行创化不已的欣融与繁荣。
如果说贯通天地人的“王”字，乃是政治秩序合理、正当的隐喻，那么“正”则为政治行为正义的象征，说明一切政治行为都必须受到天道正义的规约。亦即前者必须以“一”“元”或“天道”为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只能在其规约下按照自然正义原则行“王道”，而决不可偏离正义原则行“霸道”。后者则为“天道”合法性原则具化为人间正义的行为显现，是天道落实于人心做出的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抉择。
任何不义的政治行为都既违背了天道，也乖离了可与天道相通相感的人心。以天道和人心为合法性依据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当然必须谋求一国政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反对任何危害国家和人类社会稳定的分裂破坏行为。“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同时兼顾形上、形下两个世界，是一种整体而全面的具有生命体验形态的哲学致思传统。
凭借《春秋》所提示的微言大义系统，以“大一统”政治理念为出发点，可说政治的原则即不离天道人心而又时时注意其“用”，亦即政治行为必须以形上超越的天道为正当性的根据，做出以人性人心为支撑的合法性制度安排，并将其转化为有体有用的人间正义行为，乃是传统中国政治哲学致思及和行为不言自明的重要方式。
天道人心的原则标准固然必须归“元”为“一”，但作为具体方法的政治行为却可以据“一”为“多”，原则的常而不变的“一”和方法的灵活万变的“多”，二者之间是可以相融相安而有机统一的。以此为依据衡量历代治边模式，则其利弊得失均可洞若观火，而最可取者仍为诸葛高的治边模式，尽管历史给他的只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根本就无力与雄居北方的曹氏争中原[76]。
严格地说，无论“内也边疆”或“边地边疆”，一般都是少数民族生活区，因而所谓治边必然涉及华夷秩序的建构，当然也要一本天道人心采取长治久安灵活措施。而诸葛亮治边所要面对的“南人”，作为一个有着广阔生活区的边地主体民族，其生活习俗一贯“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
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乗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劵，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77]。可见“治边”本质上即是“治夷”，“治夷”与“治边”乃是一事之两面。
因而他不仅深入了解了“南人”的风规礼俗，尊重他们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而且透过他们固有和能够接受的“盟诅”习惯法制度，建立起了和平友好的交往关系。这当然是上合天道、下得人心的正当政治策略，除人心的自觉归依和认同外，尚多增了一重习俗传统扎根的深广合法性基础，遂使在习俗传统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积极性的守边者或安边者，不能不称为古代中国华夷秩序建构最有借鉴意义的历史典范。
华夷秩序的重建与边地治理模式的选择，作为政治实践必做的一体两面之事，之所以一再强调天道人心合法性的重要，即在于具体展开时必须以德而非以力服人，即使拥有不同习俗传统的族群也应充分尊重，诚如孟子所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78]。
虽不为“夷人”均仍害其成贤为圣。说明圣贤从不择地而生，无论南海或北海，不分华夏与诸夷，均心同理同，有着成德的发展可能。后来的王阳明也针对他生活的西南边地及“蛮夷”特殊语境，强调“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79]，可说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再深化和发挥，从而为华夷秩序的重建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无论孔孟或后来的王阳明，乃至整个儒家主流传统，都是以普世的人性至善论为出发点，来实践性地讨论或分析人生、社会、政治和制度等各种现实问题的。人性上则契应天道，下亦规范人心，故以天道人心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以普遍、共同的人性为基本预设，则可超越地域和民族，维护一切人的尊严。因此，也可说人道不离天道，天道即是人道，人道本身即是华夷秩序建构的基础，相互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即使有所谓“种族”或“民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80]。
至于文化则是可以通过交流互动的方式融变整合的，当然也是能够凭借传播受容的方式来推动其发展的。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81]，正是通过日趋频繁的人、财、物的流动与互惠，渠道越来越多的语言、文化、思想、价值的传播和交流，大量原有的边裔明显出现了去边疆化发展趋势，不少历史上的边地已俨然成为了内陆，不仅华复之间的区分逐渐淡化，即民族间的藩篱也日见减少，凡儒家价值深入扎根并与当地文化水乳融合的民族聚居区，往往都是国家边疆治理体系最为稳定的区域。
而诸葛亮刚柔相济的治边策略，也可进一步发展为“乾坤并建”的施政原则[82]，既可以用来处理传统的华夷关系，更可扩大为重建社会秩序的一般方法，传统的治边模式经过创造性地转化和诠释，未必就没有可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大一统”理念固然重视形上本体世界的“一统”，但也决不忽视形下经验世界的多元，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83]，因而决不否定多元文化存在的价值，必然尊重各个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和选择。同时也需要以共同的天道天理或人性良知来建设共同的世界，力求以人道仁政为基础来建构良好的制度秩序。
因此，必然打破传统国家观念的限制，建构更高一层的天下观，亦即不仅要在形上本体界开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价值理想[84]，即在形下经验界也要破除各种边界，做到虽重视民族国家又超越民族国家，关心人类社会又超越人类社会，以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视域来观察和定位自己的发展。
例如，晚近的康有为就特别强调：“今人恒言皆曰天下国家，若人道不可少者，此大谬也。今将欲救生民之惨祸，致太平之乐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国界去国义始矣。” 他层层解构一切人为制造的区隔界划，认为当“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85]。
这明显是一种理想层面上的话语言说，难免乌托邦式的想象色彩，但未必就没有传统天下观的暗中支配，说明传统天下观是没有边界的，即使有边界也是可以逐层突破和超越的，尽管国家作为长期历史的存在尚需要维护和关爱，但未必就不可以朝着更高一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以传统天下观看边疆治理和华夷秩序建构，则边疆有边界而又可以超越边界，边界并非经济文化交流的断层线；华夷有分别亦当超越分别，不同的民族并非永远隔阂而不能成为一家。中国文化从来就没有与西方类似的种族主义、征服主义，也没有与西方相同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更绝对没有至今依然在西方内部存在的长期性宗教仇恨、宗教冲突。中国人历来渴望文化的和平交往，反对文化的歧视和压迫。
传统天下观的终极价值诉求，是建构一个无远弗届的道德共同体，即使现实的边疆治理和华夷秩序建构，也不能不有道德力量的真实到场。“乾坤并建”的架构并不排斥硬性力量的运用，但道德的软性吸引力量则更为根本。道德感召引发的心理认同及精神自律，或许更有助于长久秩序的建构。原因是真正的道德总是与正义密契相联，恰如“仁”与“义”只能并举而不能割裂。
“天下归心”与“天下归仁”，作为一种秩序建构的价值理念或原则，必须通过实际的政治行为及相应的社会实践，才能显示其真实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内政外务均以良性互动的方式朝着“天下归心”“天下归仁”的方向发展，未来的中国边疆体系治理未必就不能实现“柔远人而四方归之”的升平和谐景象[86]。而中国的经验当然也可以进一步提升为世界性的经验，为人类和平秩序的建构和社会的永久福祉作出中国式的永恒贡献。
责任编辑：慊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