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浅谈大字创作的思维与路径(五)——“怒渴”的视觉追求

明书法的狂态是对一向相对固化而呈温润格调的反叛,也是士人内心世界的再次释放。因此,不免会出现狂怪的笔墨形态,艺术手法也趋于『怒』『渴』之张狂,似有『怪力乱神』之嫌,如祝允明、徐渭、王铎、倪元璐、傅山等的大字行草书,『怒』『渴』的笔墨颠覆了以「二王』为基调的帖派传统,虽有『一味造作』之诟病,却是『极神奇,正是极中庸。』【30】今天看来,王铎却成了『无意合拍』的『中兴之主』【31】。显然,合理把握『怒』「渴』之调,准确理解胆识与神力,从明清的张扬中体悟笔调,从笔势、墨势、块面的体势中展现笔力,以适合展厅的氛围,尤其是大字书法在追求视觉冲击的体势和张力时,是必然碰到的创作课题。

『怒』『渴』出自徐浩语,即『怒猊抉石,渴骥奔泉』。【32】『怒』『渴』,本身是对具有美学意义的『力』『势』的倡扬,显示笔墨结构的张力,与《兰亭序》为首的『二王』意趣不同。尽管魏晋书风也讲骨力,但在『无文不丽』【33】的映照下,流便、妍丽的书风成为基调,文质彬彬,不激不历,魏晋风骨只能隐晦含蓄地依傍在唯美主义的笔墨之中,『虎卧凤阙』之力在委婉妍媚的视觉中并没凸显。其实,『颜筋』『柳骨』就是对骨力『怒』『渴』的笔墨传达。《祭侄稿》的笔墨纠缠,颠覆了一贯的温文尔雅,『怒』『渴』之气扑面而来;柳诚悬的骨力,在使转、挑钩中显示着张力与弹性。当然,『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34】『颠张醉素』同样在强调着『怒』『渴』的激越表达。所以,『「怒」者,张旭的「惊沙」「振蓬」(《僧怀素传》),「担夫之争」「公孙之舞」(《国史补》),与米芾的「狞兽」(《天马赋》所谓「天马让狞」),徐浩,苏、黄的「怒」「渴」,或曰「饥」「渴」,以及雷太简的「嘉陵江之水声」(《墨池编》),都是「怒」势。「怒」者,不平之甚、牢骚之甚,这是奇伟书势的思想基础。』【35】宋米芾反对『怒』『渴』,最终却成了『怒渴』的急先锋。东坡、山谷亦然,『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36】『烈妇态』也是『怒』『渴』。《寒食帖》足见『石压蛤蟆』式的丑拙笔墨,充满张力的字形结构,跌宕起伏的行气,以及发挥性较强的长线条,使得压抑已久的气息一下子奔涌而下。长枪大戟的山谷行草,一种对平面空间的占有,骨力强劲,势态纵横,明徐渭、祝允明等皆宗其法。杨维桢乱石铺街,一扫赵文敏之典雅而异军突起。《真镜庵募缘疏卷》,点画离乱,一派乱世情怀,『浊乱先圣之道』【37】。这些作品虽没展厅干扰,一旦展示定充满气场而力压同行。『怒」『渴』也是凭胆识来表现的一种体势与力量。包世臣讲:『一点一画,若奋若搏。』金农也从反面论说力与势,云:『不要奴书与婢书。』【38】虚谷更强调『乱头粗服识书意』(《题任伯年画《高邕像》》故宫藏)。可见,契合魏晋风度的文质彬彬,与明清大条的气、力、势、趣相异。『怒』『渴』的宽泛意义是,凡是与『二王』笔调相左,重体势、张力的书风,皆有『怒』『渴』之调,是笔墨结构的力量在视觉上的反映。

笔墨的力量表达与展厅视觉的追求,在审美取向上有着天然的融合。假如说,明清大轴在高堂大屋中找到栖身的空间,那么,当代书法在笔墨结构上重视『怒』『渴』的审美意趣是适应展厅视觉张力的再次变异。

展厅展示作品,对展示什么样的作品,如何布置及光线配置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展厅在承载展示功能时表现的是整体性的空间意识,是时空的交汇,而作者本身对空间的理解和攫取也会一直牵制着创作心理,从而导致艺术手法、理念的改变。『怒』『渴』的强调往往在展厅空间获得较多的视觉注意,从而导致空间感受的异同。尤其是巨制作品在展厅中的气场,其恢弘场面颠覆了以往所有视觉感受,内心的矜持、情绪的幽闭,在赏读中不断牵引、刺激和释放。如徐渭、王铎的作品,魔力般的气势力压群贤,尽管王铎自言『吾家二王』,今天真不知其理解的『二王』为哪般。

当魏晋的『适心合眼』『笔墨调和』,变成王铎笔下的『怪力乱神』,『怒』『渴』之气力便充斥画面。尽管他们都是充满才情的饱学之士,但他们的书写与『二王』相比,难免有面目狰狞之嫌。所以,才情与笔力融合的『怒渴』还需要『雅化』,或趣味化,体察风骚之意,以补文气之不足。如字形放大就会导致粗犷的外形,支撑这种用笔的变异往往巧用黄山谷之『涩势」,或震颤,或横勒……也会借助米芾张扬的笔势,奇正激发;更会借王铎之涨墨唤醒低沉一时的笔墨结构;当然还有傅山线性的缠绕,打乱一贯的汉字点画组合,使得纵势跌宕;也会从摩崖石刻中汲取苍茫厚实的笔调,彰显郁勃奋发之元气。不过,至今还没有看到原发性的对展厅背景利用的笔墨之调,在『怒』『渴』中获得具有时代标签的结构形式,还没逾越明清的笔墨结构,呈截切混用的搭配之中。但对张扬式笔墨内涵的应用和理解显然已经脱离了明清笔墨的初衷,这孕育着一种诗性的具有结构意义的视觉符号,是新生还是转机初见端倪。当然,从『怒』『渴』的反面来看,对安详宁静的祈求也是作品画面张力的表现。前面是外扩与张扬,后者是内生与收敛。这种收敛式的内生模式与『二王』气质是不尽相同的。如李叔同的书法,一种蕴藏禅机的雅静,通过极简的笔法,去点画之锋利,纯净的笔墨内质,以恒定的体势,涵濡最深沉的意味。这是对『怒』『渴』意趣的反驳,同样是具有视觉刺激的内生性笔墨结构。

无论古今,『怒』『渴』,是作品生趣的至法。从笔法上讲,是畅快中求沉着,在挥洒中寓变化,不使点画内质空洞乏味。从单字看,是从小范围的结构中使之充满内在的张力、弹性,注重奇正之势,使得字形生机勃发。从章法构成来看,是局部块面虚实相生,营造篇章核心的手段,或聚散有致,或主次分明(后文阐述),以此获得视觉上的冲突和意境的新造,是造险求怪、识势提神的诗性表达。

应用「怒』「渴』的手法是创奇。在大字作品中,如平中寓奇,则势态万方,妙生奇趣,尤其在行草书中,奇袭展厅空间对周边作品气场的侵扰是致命的。潘天寿尤为注重书画创作中的『奇』,『以奇取胜,须先有奇异之秉赋,奇异之怀抱,奇异之学养,奇异之环境,然后能启发其奇异而成其奇异。』(《听天阁画谈随笔》)对于『怒』『渴』之调,从审美角度谈,可从『方』『简』『健』『奇』『大』等方面来突破。方即点画、块面等形态以方折为主调,但机趣圆融;简即不得造作,特别是长线条,不可妖娆,拐弯也不得太多,多则力薄、意散,应该是力求点画形势之简要而意趣横生;健即刚健清新,剔除杂污,以求雅逸;奇,即从底里求,从最基础的平、底中求;大即气象大,格局大,笔意长,这不仅仅是字形大的问题。

在此,专谈书写的格局。如有些学『二王』的作品,字形虽放大,但反失机趣,即便忸怩作态,犹如婴儿弄姿,势拘力弱。因为『二王』书体以精致见长,拓而大,必须加以其它手段,如加入魏碑笔意,或应用其它的震颤性动作,但这些笔法一旦参入,魏晋意趣便丢失,这就是学古的两难。又如,有些草书字形很大,却是小草格局,笔尖锋利,虽有『怒』『渴』之意,但弱如春草,谈不上气势与格局。这需要有宽广的意象空间和大的回旋手法,如王铎虽自诩『吾家逸少』【39】,却是『挂羊头卖狗肉』。他的临作,也只是借『二王』之帖,敷以盘旋之笔法、涨墨等泻胸中之气罢了。如《文丹》云:『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喷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枪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40】这完全是一套魔幻主义美学理念,以其出色的才情与诗性,颠覆了典雅、简约、温润的魏晋风度。应该说,巧用『怒』『渴』,是作品充满张力、势能的最有效手段,也是渲染作品气氛的『魔』法,但也是字形丑拙的开端。在大字创作中,『怒渴』是笔墨在书写中胆识的合理放达,也是笔锋所致的点画外形给人以狂怪不羁的视觉感受,充满着异趣而让人亢奋,是力量与才情在胆识的驱动中的狂扫。但对怒、渴之法,没有准确理解,易入野道,应该说,大字行草书俗笔的出现就是祝允明、徐渭等引导的副产品。

【未完待续】




注释

【30】王铎《拟山园选集》第八十二卷,顺治十年苏州刻本。

【31】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三二页。

【32】顾逸《宣和书谱·正书》,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二三页。

【33】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00年版,第一四五页。

【34】《钦定全唐诗》第二册,卷一六七,康熙四十二年,钦定四库全书,集部。

【35】韩玉涛《书论十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二00七年版。

【36】黄庭坚《山谷论书》卷九,《李致尧乞书卷后》,四库全书,集部。

【37】明王彝《文妖》,清陆廷灿《王征士集》卷三,康熙三十九年(一七00)嘉定陆廷灿刻本。

【38】金农《冬心先圣续集。扬州杂诗二四首》,当归草堂(清)丁丙刻本。

【39】王兴亚《清代河南碑刻资料三》,商务印书馆,二0一六年版,第二五四页。

【40】王铎《拟山园选集》第八十二卷,顺治十年苏州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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