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州读干校考大学

2020年第9期，四版，总280期。

作者｜郑宗圭

1948年夏，平阳中学高中毕业的我计划报考浙江大学，暑假就和几个同学结伴，到温州乘轮船至上海十六铺，大家上岸就散了，各找关系落脚点去了，我径直前往上海北站，转乘火车抵杭州，在西湖湖滨附近找好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赶到浙江大学报考，然后等待发榜，结果名落孙山，没有被录取。

其时，父亲从老家平阳南港灵溪灵峰（今属苍南县灵峰镇）出发，赶往杭州。此次来杭，他一是打算接我回家，二是拜访老朋友、好兄弟郑邦琨先生（1912—1982）。还记得他带我去中正街（即今解放街）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社拜望郑叔叔邦琨先生。我父亲郑仲仓当时是平阳县参议院参议员，郑邦琨先生是浙江省参议院参议员，也是立法会立法委员，当过安吉、孝丰县县长，当时是当代日报社创办人兼社长。我见到邦琨叔，觉得很亲切，他不高不矮个头，不胖不瘦样子，相貌清秀，和言悦色，和父亲真有几份相像。席谈间，邦琨先生了解我的情况后，鼓励我说：你的成绩还可以，好好复习一下，不要紧张，明年再考好了。他嘱咐：你不要回去，就住在这里，留在我家复习准备……父亲当场表示感谢，同意我留下。

当天，邦琨叔就安排我和他儿子同住一个小厢房，并叫来儿子和我见面，要他儿子向我学习。他儿子当时读初中，女儿读高中，于是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

邦琨叔家就在当代日报大院里面。这是一个老式大院落，二层主楼，楼下编辑部，楼上是客房，他家就在编辑部旁边。叔母是家庭主妇，料理家务不外出工作。她对我视同自己子女，记得每天早餐总是每人一碗面，上面还有荷包蛋等。

当时报社里还有一位鳌江人曾志光先生，任财务出纳，夫人是杭州本地人，他住在夫人家里，时不时邀我到他家吃饭，我们来往较多。

转眼暑假结束，邦琨叔找我谈话，说要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做做，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生活不至单调。否则他儿女上学去了，我一个人在家也孤单无趣。我说太好了。

其实那段时间，我在当代日报社的日子非但不孤单，可以说还蛮充实。因为当时平阳籍的一些青年学生，年龄和我相近，他们离开家乡出来求学也好，谋生也罢，来到杭州都要到邦琨叔这里聚会的。报社楼上有一间客房，专门接待他们。大家白天围坐谈天说地，夜里就打地铺睡觉。我们经常交谈，有次甚至谈到要北渡长江，投奔解放区去。结果被报社编辑李士俊阻止了，他说长江已被封锁去不了，南方快解放了，不急去。后来才知李士俊是中共地下党员。

那次谈话后，邦琨叔的一个老部下就介绍我到杭州艮山门外苋桥附近的丁桥小学当老师，教四年级语文和常识两门课。周一到周六在学校，周六下班后就回市区，还住当代日报社，这样来来去去一直到1948年秋季学期结束。

1949年春节过后，邦琨叔的老部下找到我说，他新学期工作调动了，要我跟他一同到海宁县教育局报到去。随即安排我到海宁郊外的宝胜庵小学当校长，说可以增加工薪待遇。时值解放前夕，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最夸张的是，几百万面额金元券，实用不足今天十元人民币）。所以每月工薪以米的担数为准。比如普通教员以一个月约2担米（一担米约合100市斤）、校长约三担米折算。领薪当天的米价，就是月薪数目。许多人结算工资当天，即飞奔外出换粮换物换袁大头（银元）。我一个人在外开销不多，就添置些日常用品。

调到海宁离杭州是远了，但交通方便，我仍坚持每周回杭州当代报社一次。

转眼到了1949年4月份，解放军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囯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大约4月下旬的一天，我回到报社，邦琨叔找我，告知他和家人准备到台湾去，要和我告别了，一时百感交集。他让我先护送他儿子女儿到上海亲友家暂住，我答应了，即动身护送他们到上海，当天返回杭州向邦琨叔汇报，他再次鼓励我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好好复习考上大学，哪里知道这是他的临别赠言，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我回海宁宝胜庵小学不久，杭州解放了，接到大我几岁的同乡陈德修（宜山人）来信，说中共浙江省委干部学校招生了，让我回杭一同报考。

我立即回到杭州，和陈德修一起到里西湖中正中学省委干校招生报考处报考。报考很简单，领取一些表格，填写说明志愿参加革命工作，服从组织领导，填写个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到杭州考大学的经过，实事求是写完交上，即等待录取通知。

两天后，我和陈德修一起再到中正中学看发榜，一看，我们俩都上榜了，非常高兴。就这样，我被编在省委干校一部一期四班，班级设在里西湖边的玛瑙寺内，班主任是南下老干部孔成久同志（后来担任杭州大学中文系首任主任），班干事两人，也是南下青年干部，一位叫孔斌，很活跃，经常教大家唱歌扭秧歌，一位是张成龙（是我入团介绍人，后来是湖州师专首任党委书记），省委干校校长是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副校长是谭启龙同志。他们经常在太平洋电影院给我们上课作报告，还有宣传部长张孤梅，上课最多，最生动，同学们最爱听。

班主任孔老师很有水平，每次组织大家听完领导报告回来，又给我们做辅助报告，到玛瑙寺旁边的新新饭店分组讨论。学习四个月，内容主要以形势报告、党的政策、社会发展史等为主，开展人生观世界观教育。课上许多名词是从来没听到过的，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劳动创造历史等，觉得很是新鲜。记得马寅初（1882—1982）、沙文汉（1908一1964）等先生也来干校作过专题报告。

同学中还有同乡曹孔六（平阳万全人，浙大法律系1949首届毕业生）、陈霖（瑞安人，浙大外语系毕业，也是内人浙江蚕桑学校老师），同届不同班。

1949年9月份毕业分配，要填志愿报名，团组织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如愿被分到浙江省委农村工作团，担任小组长。团长是时任省委常委张敬堂同志。农村工作团主要任务是下乡剿匪，同时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工作组同事每人领取一支步枪，两个手榴弹，一条子弹带，每天都带（背）在身上。

记得我们工作团先驻杭州市郊三墩区，我的分队长是田涛同志，就在拱宸桥附近的肇和乡，年底即开拔到嘉兴地区德清县。当时德清县正在筹建县人民政府，干部匮乏，县委组织部长看中我们几个人，找我谈话得到同意后，他向省委打报告，经省委批准后就把我们几个人留在德清县政府工作了，我分配在民政科（当年没有局，只有科，算上科长、会计、科员一共五人）。当时政府机关还有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等，后来要办劳动科（解决劳资纠纷），人手不足，让我负责。

1954年上半年，中央有文件青年干部够条件，可报考大学，录取后享受调干待遇。县委组织部秦福烈同志找我谈话，动员我报考，说德清县就你一名。他给我开介绍信到浙江大学报到，我又一次来到杭州。这次住在浙大招待所。在浙大老师指导下复习半个月后，在浙大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结果我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录取了。时隔六年，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