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丰利可期——白描《天下第一渠》连载之【上篇】第八章（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王朝。
它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据史料介绍：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盛唐。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规模也相对较小。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宋朝政治上实行三司、宰执、枢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军事上，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设立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但三帅无发兵之权，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便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宋朝财政收入为历朝之冠，北宋极盛之时岁入1.6亿两白银，是明朝的10倍，1840年前清朝的4倍。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使耕地面积大为增加，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3125200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5247500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如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秧马。新工具的出现也使得农作物产量大幅增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引入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种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金融商业有了大的发展，海外贸易也有大的开拓，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也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
宋代最令人瞩目的，当数文化方面的大发展、大繁荣。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首先在精神文化方面，宋代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南宋学者朱熹与陆九渊是理学的发展者。朱熹也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理学体系的完善与阐发上有特殊贡献。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又步入辉煌时期，古文、诗歌、宋词，人才辈出，星汉灿烂。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宋代继唐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诗歌高潮。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两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而宋词，在文学史上与唐诗并称双绝，代表一代文学之盛。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有一千三百多位，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多首。在艺术风格上，婉约派与豪放派比肩而立，交相辉映。婉约派代表性人物涌现出李煜、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等；豪放派涌现出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陈亮、陆游、张孝祥、张元幹、刘辰翁等。他们的代表作，无论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雨霖铃（寒蝉凄切）》，还是《念奴娇·赤壁怀古》《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在书画艺术上，书法有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画家有范宽、郭熙、赵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在宋代达到了巅峰，佳作硕果累累，连皇帝都沉迷其中，名垂中国书画史册。
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赞誉，实不为过。
玉文化也在宋时空前发展。宋以前，玉器“不鬻于市”，玉器的功能主要服务于“礼”的需要，主要用于奉神事鬼，区别身份地位。宋代玉器却走向民间，世俗化倾向使玉器的功能和题材大为扩展，玉器作坊、玉器交易商铺遍布市井，佩戴玉器在广大市民阶层及文人墨客中广泛流行。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铜器、金银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笔墨纸砚等都有极高的造诣。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一百七十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出现了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
宋朝的繁荣富足，有人归结为“工商立国”，谓赵宋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这自有其道理。熙宁十年（1077年）北宋赋税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但宋代对发展农业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即注重实际有效的国土控制以及在所属国土上能够产生出的实际效益。在农耕文明时代，受地理、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各地区的贫富差异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具备的先天优势无疑是巨大的。查看历史上的宋朝版图，疆域虽然不及前朝的汉、唐广阔，但是土地最肥沃、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辖之下。这些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人民可以相对容易地达到“丰衣足食”，并且向政府贡献大量的剩余产品作为赋税。同时，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会管理成本随之降低。
但综观宋朝历史，有人却用“富而不强”四字来概括。“富而不强”正是宋王朝耐人寻味之处。
宋朝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中央高度集权，担心武将拥兵自重，推行以文克武的策略，削弱军方权力。此举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武将造反局面的出现，但导致军事落后，国防力量贫弱，终使宋一代外患不止。对党项战争多次失败；对辽战争虽有胜绩，却缔结“澶渊之盟”，向对方按岁纳贡；与女真金国签订“海上之盟”，却进奉岁币；后来更有“靖康之耻”——徽钦二宗被掠，被迫“建炎南渡”，偏安江南。虽说后来与蒙古人联手灭辽，但蒙古人在中原建立元朝，南宋最后终被元军所灭。南宋亡后一度在沿海福州等地建立小朝廷，在宋元两军最后的海上决战中，宋军大败，左丞相陆秀夫身穿朝服，向八岁的宋少帝赵昺叩首拜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言罢，背起小皇帝跳入茫茫大海。至此，宋王朝彻底灭亡。
▲宋丰利渠（王静怡 摄）
宋代因为这种“富而不强”，有时在贯彻国家意志时，就很不得力，矛盾显得非常突出。引泾工程丰利渠的修建，明显反映出这一弊端。
修复三白渠，在宋代这个念头起得很早，但中间却经历了几起几落。
宋政权建立后，三白渠已凿建近二百年，几近衰败。《宋史·河渠志》里记载了淳化二年（991年）泾阳县民杜思渊给朝廷的上书。这条记载里透露出很有意思的信息：“泾河内旧有石翣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岁收三万斛。其后多历年所，石翣坏，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颇艰食。”朝廷欲整修，乾德年间（963—968年），“节度判官施继业率民用梢穰、笆篱、栈木，截河为堰，壅水入渠。缘渠之民，颇获其利”。然而用这种简便方式建造的临时性河堰，自然非长久之计，“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则堰辄坏。至秋治堰，所用复取于民，民烦数役，终不能固”，故而杜思渊建议朝廷“依古制，调丁夫修叠石翣，可得数十年不挠。所谓暂劳永逸矣”。朝廷准许了这一请求，派员领导修建工程，却因为工程浩大，担心难以完工而作罢——“诏从之，遣将作监丞周约己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
两次尝试，一次因临时凑合而失败，一次因畏难没有开始便放弃。一个大国的尴尬可见一斑。
四年后，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又有度支判官梁鼎、陈尧叟上奏折：“按旧史，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亩收一钟。白渠亦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水，长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渠溉田凡四万四千五百顷，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顷，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旧防，繇是灌溉之利，绝少于古矣。郑渠难为兴工，今请遣使先诣三白渠行视，复修旧迹。”于是皇上诏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前往视察。二人视察之后，向朝廷建言：“度其制置之始，泾河平浅，直入渠口。暨年代浸远，泾河陡深，水势渐下，与渠口相悬，水不能至。峻崖之处，渠岸摧毁，荒废岁久，实难致力。其三白渠溉泾阳、栎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县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筑堤堰，以固护之。旧设节水斗门一百七十有六，皆坏，请悉缮完。渠口旧有六石门，谓之‘洪门’，今亦圮，若复议兴置，则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势，别开渠口，以通水道。岁令渠官行视，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时浚治。严豪民盗水之禁。”（《宋史·河渠志》）当时著作佐郎孙冕总监三白渠，皇帝下诏依皇甫选等奏执行。然而这次修复工程，征调了一万三千人，虽然开工，但半途而废。十一年后，到了景德三年（1006年），“盐铁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马景盛陈关中河渠之利，请遣官行郑、白渠，兴修古制。乃诏太常博士尚宾乘传经度，率丁夫治之。宾言：‘郑渠久废不可复，今自介公庙回白渠洪口直东南，合旧渠以畎泾河，灌富平、栎阳、高陵等县，经久可以不竭。’”尽管《宋史·河渠志》记载这次动工，“工既毕而水利饶足，民获数倍”，但实际上也是权宜之举，三白渠的修复一直未见大的起色。此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景祐三年（1036年）、康定年间（1040—1041年）、庆历年间（1041—1048年）曾先后修过渠堰，但均未能维持多长时间。之后，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对水利建设也没有什么建树。
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启用王安石变法，旨在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的积弊，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以劭农为先”，认为“灌溉之事，乃农之大本”，颁布《农田水利约束》，在全国掀起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三白渠的修复，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神宗同王安石谈论农田水利时曾说：“三白渠为利尤大，兼有旧迹，自可极力兴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同年十一月，“陕西提举常平杨蟠议修郑、白渠，诏都水丞周良孺相视。乃自石门堰泾水开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宋史·河渠志》）。当时王安石对开新渠的方案非常赞赏，立即请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宋神宗也说：“纵用内帑钱，亦何惜也。”看来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扩修三白渠，都下了很大决心。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一通《京兆府善感禅院新井记》碑，碑文署有“提举兴修白渠及专切管勾见行渠堰事宣奉郎守殿中丞骑都尉侯可撰”。侯可曾任泾阳知县，由此碑可知当时主管修渠事务的是侯可。侯可是一位很能干的官员，先由军功得官，后历任四川巴州化城知县、华原主簿、签书仪州判官。侯可曾劝说渭源（今甘肃渭源县）羌族首领献地八千顷给宋室，羌族也得到了安抚，因此而立功。《宋史·河渠志》载：熙宁七年，“尝命殿中丞侯可自仲山傍凿石渠引泾水，东南与小郑泉会，下流合白渠”。侯可主持的工程把引泾渠口上移至仲山旁的石质河岸，工程进行到熙宁八年（1075年）春，“渠之已凿者十之三，当时以岁歉弛役”（《长安志图》）。就是说，渠道工程仅完成百分之三十，尚未完成便因遭荒年而放弃了。
大宋的行事风格及其遭遇的尴尬，又一次显露无遗。
这一搁置，又是三十多年。
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由于三白渠堰与堤防年久失修，毁坏严重，泾渠已谈不上灌溉之利。秦风路经略使穆京以太府少卿出使陕西，宣德郎范镐和鄜州观察推官穆卞建议继续兴建引泾灌溉工程。穆京接受这一建议，回京上奏宋徽宗。徽宗准奏，乃诏本路提举常平使者赵佺主持其事。
赵佺，史书只记载其兴建引泾工程之事，生卒年月等其他信息一概无载。但这是一个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宋朝数起数落延宕了百余年的引泾工程，在他手里方告完成。
赵佺主持的修渠工程，是在神宗时期侯可所开而未能完成的石渠工程基础上进行的。原来有人提议“凿石与泾水持平，然后立堰堵水”，赵佺则认为“立堰当为远计，乃使渠深下水面五尺，则无修堰之弊，而利溥且久”。他没有采用筑坝拦水的方案，认为费工费财，而是用加深引水渠口的办法，引泾水入渠。郑国渠、白渠渠口均在距离泾河出山口较远的砾石加淤积土河岸上，地质条件很不稳定，三白渠在稳定而坚硬的石灰石河床上修建将军翣，地质条件有所改观。但“凿山起堤”，也是需要很大的工程投资，至于宋初乾德年间“用梢穰、笆篱、栈木，截河为堰，壅水入渠”，更是劳民伤财的权宜之计。赵佺的方案是在泾水出山口以内，傍山开石渠，并在石渠口开两条石引渠通向泾水边，使石引渠深入泾河水面以下五尺，“于是乎导泾水深五尺下泻三白古渠”（《长安志图》），这样不但比筑堰起堤蓄水引水大为省工省费，而且渠道石质坚硬，足以抗御洪水冲刷，渠道比降又大，泥沙不易淤渠。为了使石渠既能引洪又能泄洪，增强输水安全性，赵佺增修了节制水势的二洞、二闸、三沟。史料载：“石渠依泾之东岸，不当水冲，乃即渠口凿二渠，各开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又泾水涨溢不常，乃火烧岭北岭及岭下，因石为二洞，曰回澜，曰澄波；又渠南为二闸，曰静浪，曰平流，以节激湍。渠之东岸有三沟，曰大王，曰小王，其南曰透槽。”（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
工程开始于大观二年（1108年）九月，到大观四年（1110年）九月止，工期计两年。赵佺的引泾工程，较前有了很大进步，将灌溉渠道设计施工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侯蒙《开渠纪略》载：“凡溉泾阳、醴泉（今礼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县田三万五千九十三顷，赐名丰利渠。”
至此，几起几落的宋代引泾灌溉工程算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然而，十六年之后即有“靖康之变”，大举南侵的金兵掳去徽、钦二帝，一同被掳走的还有后妃宗室和大批官吏、内侍、宫女、技艺工匠、倡优以及礼器法物、天文仪器、书籍地图、府库蓄积等。至此，延续九帝、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灭亡。
对于北宋王朝来说，并没有从丰利渠获取预想的“丰利”。但对于关中大地、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来说，却得到了久盼的膏泽和很大的实惠，丰利渠的名字也因此响亮地载入引泾工程史册。
丰利渠首，是现今历代引泾渠首保留最好的一个，我曾两次踏访丰利渠首。
渠首是在泾河峡谷里一个很局促的地方，从左岸山体上凿出很深的渠槽，一边紧贴着现在的泾惠渠渠道，一边紧邻泾河。史料记载：“渠口凿二渠，各开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现在保留的一条渠道，我估计是南北二渠汇合后的主渠道。只见渠道从坚硬的石灰岩上深凿下去，断面基本呈方形，上部较渠底略宽，深五至六米，宽近四米，基本面貌保留完好。渠口石壁上有两道很深的闸门石槽，这便是文献所载的“静浪”“平流”二闸。两组闸槽相距六至七米，两边还有安装木绞关辘轳的石窝，石窝内石面已经磨光，说明闸门闭启频繁，使用时间较长。闸门石槽以上的石壁上还留有方形石窝，估计为工作桥过梁的支点。我寻找“回澜”“澄波”二洞，但这二洞在两条引水渠上，二渠不复存在，二洞难觅踪迹。从闸门往下数十米，渠道变得宽敞，渠底有水，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灌木。本想沿着渠道往下走，但很难通过，只好作罢。
在有关资料上我看到，1985年底，陕西省文物局组织考古专家对历代引泾工程遗址进行考古调查，调查中，在被标明为明代通济渠渠口处，发现石刻文字。经过刷洗辨识，见到上下有方格状刻画，证实为一处古代石刻水尺。继而在附近又发现一处。专家们调查分析，该渠实为北宋所修丰利渠，原标明代通济渠系误认，渠口水尺是北宋时凿刻的测水设施。这是迄今所知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水尺实物。
专家们发现的水尺有两处，我根据专家考古发现的描述，很容易找到了这两处水尺。水尺分布在被称作“静浪”的前闸附近的东壁，一处在闸前，一处在闸上。这里渠壁石质坚硬，水尺刻线较好。闸前水尺自渠底向上共七格，在第五道格线上下，用隶书体凿刻有四字：“已上□谷”，第三字因严重风化与石纹混淆不易辨识。闸上水尺位于前闸顶部的石窝之上，刻画亦不清晰，残存四格，未见文字。
▲宋丰利渠渠首遗址（王静怡 摄）
水尺是水文观测最重要的计量设施。据考古专家秦建明、赵荣、杨政等介绍，我国很早就开始水文观测。春秋战国著作里有“城不没者三版”的记录，表明古人已经利用人工建筑来作为水位高度变化的对比物。战国时期，我国可能已出现专门测量水位的水尺——“表”，不过这时水尺的形式，由于缺乏史料，尚难以清楚地了解。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测水工具实物，是设置于四川都江堰的东汉测水石人，但石人尚不具备明确的量的概念，只是依靠水淹没石人部位的不同来判断给下游水量的多少，因此，严格地讲，它还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水尺。在长江沿岸也曾发现为数不少的古代洪水题刻，这些题刻，虽记录了一时的水位与堤岸的相对位置关系，但也不能定位水尺。直到北宋，我国才开始出现了比较明确的符合现代水尺定义的水则记载。《宋史·河渠志》提到四川都江堰时说：“离堆之趾，旧巉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下为高下之度。”这里不仅有了度量的概念，而且利用水尺刻度进行引水流量的控制、调节，并作为施工的测算标高。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杨怀敏知雄州，又请立木为水则，以限盈缩”，此亦为《宋史·河渠志》所载。明代人所著的《吴江水利考》一书中，记录了一方宋代“吴江水则碑”的详细情况。但是，以上三种水则，现皆无迹可寻，今天所见都江堰水则系清代重刻。相较之下，幸存于丰利渠口的水尺，实为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水尺实物，也是现存符合科学规范的现代式水尺雏形的实物标本，诚为可贵。
这让我联想到家乡汉堤洞三限口的石人。据《长安志图》记载，在三白渠的枢纽工程三限口，设有志水石——限口水中立一石人，作为控制上下游分水的标志。古语曰：“水到石人腰，限上不得浇；水到石人手，限上开三斗。”石人水则设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文献记载元明时期都在使用。三限口为分水之要，“至分水时，宜各县正官一员亲诣限首，眼同分用，庶无偏私”。放水期间，每天都有专人监测水量，以便公平分水，“守限者每日探量，具徼数申报。所司凭以分俵，水盛则多给，水少则少给”（《长安志图》）。丰利渠首的水尺，比三限口的石人水则科学严谨了很多。
两次到丰利渠首，我都久久在渠首遗址巡看、徘徊，第二次我还在“静浪”闸前的一块石头上默坐良久。
▲宋丰利渠遗址（王冰 摄）
头上阳光明艳，耳边是泾河的涛声。我想到大宋王朝的繁荣、富足和一直伴其而行的尴尬和无奈，想到它末年日渐衰微的国运和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心中涌起复杂的感慨。但让我感慨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创造与历史的关系。人类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不得不有求于大自然，取自然资源为己所用。大自然是慷慨的，并不偏私，但面向大自然的索取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我面前这渠道，正是劳动创造出的一个奇迹。丰利渠的建设者们，在浩如烟海的史典上，有的只简单记载了一个名字，比如孙冕、侯可、赵佺，其他情况一概无从知晓，而那些普通劳动者——工匠、民夫、役人、更卒，更是不可能留下任何痕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曾留下价值。他们一锸一畚、一杵一凿开凿的渠道就留在这里，这里有他们的脚印，这里的泥土和石缝里曾渗透他们的汗水，山河大地镌刻着他们的丰功伟绩。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历史，面对着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先人们的创造，任何后来人都应该肃然起敬。
我呆呆地注视着赫然遗存的丰利渠首，默然无语，但在心里，却为古代劳动创造者点燃一炷心香。我相信，就在这渠口之上，有千年前云锸雨杵的劳动者的灵魂在飘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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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