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穆意索1893年北京相册(83张)》

闲聊《穆意索1893年北京相册(83张)》

这是一本  Auguste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 ,汉语名“穆意索”的个人相册,。今为法国“地理学会”收藏(图01)。

在相册的扉页后的衬纸上有 Bemières-Henraux 夫人手写的1930年将其父“穆意索”的“相册”捐送给“法国地理学会”的“捐赠说明”(图02)。

Auguste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 是中国近代史中人们熟悉的法国人“穆意索”。

他长期为大清海关税务司工作,其中1886年-1896年在北京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图03。图为穆意索在北京东交民巷海关税务司署内自家寓所的花园。本文中凡带相册页纸的均来自《穆意索北京1893年相册》下同)任总税务司罗伯尔· 赫德(Robert Hart 1835年 -1911年 )的秘书,同时受聘于“大清总理衙门”任中文秘书(Secrétaire du chinois )。1896年作为李鸿章率领的西欧访问团成员一同出访。回国后任广西“税务司”(设置“地方税关”的最高负责人。法文写作:directeur aux Douanes impériales chinoises)。

穆意索的生平资料很少,至今连他准确的生卒年份都不知道。

有关他的“生卒”,几乎不提,最多写上“18?? - 19??”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连受赠单位对藏品原主人也不清楚(图04)。

弄清楚穆意索的生卒年代肯定不容易,我作了一点尝试,寻找到一点眉目,与大家分享。

我在法国报纸中搜索到穆意索去世的消息:1917 年5月6日的《政治和文学论坛报》以及 《费加罗报》:

1917年4月30日 Auguste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在Villeseptier(村) Rochecorbon(镇)( Rochecorbon:罗什科朋。位于法国卢瓦尔河谷,离图尔不远。图05 ) 溘然长逝。根据亡人生前遗愿,葬礼只局限于至亲亲属间,恕无例外(图06 ) 。

“穆意索”的身份定为“Ancien directeur aux Douanes imperials Maritimes chinoises”(原大清海关税务司)“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政治和文学论坛报》图07)

相册的捐赠者是Bemières-Henraux。经查其族谱资料全名为: Marie Nathalie Charlotte Hélène (名)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姓)(结婚登记时的“婚前姓名”)。平日习惯用名为Marie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1876年7月19日出身于天津。其父为:Jacques Charles Auguste(名)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姓);其母为:Joséphine Alphonsine Marie (名)HOVELT (姓)。

其中结婚登记中特别提到证婚人是43岁的新娘叔伯(oncle de l'épouse) Emmanuel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

该证婚人是穆意索的哥哥还是弟弟?法文的“ONGLE”一词是看不出来的。

我找到穆意索自己书写的“在华工作简历”,其中提到(图08):

1867年被大清海关税务署招收任中法事务。

1875年-1877年在天津海关工作。

穆意索在天津工作的时间符合其女儿1876年7月19日在天津出身信息。

在1897年5月21日“GIL BLAS” 报纸上刊登了Mlle Marie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  和 Mr Bernard Sancholle Henraux 结婚的消息,结婚日期: 1897年5月18日(图09) 。

Bemières-Henraux 夫人后来的职业是雕塑家。可能和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有点关系。

穆意索来华工作是1867年,到他女儿结婚的1897年之间相相隔30年,而43岁的证婚人在1867年穆意索来华时只有13岁。显然证婚人是穆意索的弟弟。根据当时的法国国民教育制度,穆意索来华的时间不会小于十六岁。由此估计穆意索的出生年份大约在1850年左右。这个年份起码比“18??年”要准确一点。

在这本相册中多次出现“Marie”的注释,如果按1893年为拍摄时间推算Marie的年龄为17岁,相册中有类似年龄段注有“Marie”的少女。不过也有标着“Marie”的小女孩的照片,推想有两种可能:穆意索女儿“Marie”小时候的照片; 图中“Marie”是别人家的(假定拍摄时间为1893年)。 我觉得前一种的可能性大些。

综合相册中的其它照片提供的背景,我推定这本相册中的照片拍摄时间不仅是“1893年”,而且包括“1893年之前”的照片,其时间最大跨度可能在1876年-1893年之间。

“穆意索”到底有几个孩子不得而知(或许某天查询方便,可能会有新的收获)。

穆意索女儿“Bemières-Henraux”注写的“捐赠说明”中用了“prises par”,在法文的习惯词意中这里应该作“拍摄”讲,即:女儿认为该相册为其父所摄(法文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由某某获得”)。而“地理学会”的收藏说明中标明相册中的照片由“阿里文”( Ernst  Ohlmer。 即:恩斯特·奥尔末。他本人在中国使用的中文名是“阿里文”)拍摄。

恩斯特·奥尔末是中国熟悉的德国摄影师。那批最早的“圆明园西洋楼”的老照片就是出自他的手。(图10. 恩斯特·奥尔末“圆明园海晏堂” )

1893年时“阿里文”和“穆意索”两家人都住在北京,都住在北京大清税务司署内寓所。平日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图11. 恩斯特·奥尔末夫人驾驭欧式马车)

这本相册中照片内容涉及的并不广,根据相册封面上的不同标写的编号,该相册应该是多本相册中的一本。由此可以推想穆意索还有其它的“北京相册”,只是在“遗产分配后”,有的相册可能由“私人收藏”,并没有问世。

“穆意索”很喜欢画“水粉画”,在他工作过的中国城市都留有他的绘画,大都多为风景画。他在北京工作的时间很长,只有极少的画面世。一次我看到某外国拍卖行拍卖他的一张作品(图12):图中的背景表现的建筑类似北京内城的角楼。(同时具有西便门内东出水口和东便门外东出水口的特点和缺项)

由此可以推定“穆意索”的遗产被多人分割,“图像遗产”的命运各不同,有的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供大家分享,有的流入“拍卖市场”成为升值的商品,有的可能仍被私人收藏,外人难见芳容……

看到图12,我想到穆意索相册的一张照片图13。

这张图13一直让我纠结。根据原注“ 北京,城外,引水渠”可以确认照片背景是“北京城外”。图中带“马面”的城墙为识别图中“三方孔石桥”的地点提出了挑战:在北京能有马面城墙附近从未见过 “三方孔石桥”。

老北京内外城的城门外护城河上的“护城桥”没有“三方孔桥”。

内城南城垣有“马面”,在正阳门与哈德门之间的有一个“御河出水口”。1900年八国联军中印度锡克教士兵就是从这里最早进入北京内城。这处出水口在城墙下设涵洞,两侧进出口均为砖石堆砌的露天陡岸沟,无“城压桥”。不过在城墙内外不远的陡岸沟上各有一座单拱砖桥:内称“御河南桥”;城外的单孔桥连接“顺城根大路”上,离城墙根还有一段距离。 (图14)

在正阳门和宣武门的城墙之间有一处“大明濠”的出水口。清末时基本是废弃的浅沟,除雨季有点流水,基本就是污水沟。该出水口无资料可查,无法判断。

不过照片中洋人带小女孩到那里玩的可能性不大:毕竟离她们的住处“东交民巷”较远,步行去几乎不可能,那里多为“煤栈”,煤末飞扬,驼遗骚臭,实在没什么好玩的。

北京城墙设置“城压桥”的地方不多,主要出现在场地狭窄,人员密集,交通繁忙的“顺城道”上。出水口是否设闸控制水位完全取决于“所处地段的功能”,目的就是顺畅排水,闸水提位。特别在不同水系的汇合口有可能设置两个闸口。

这种布局让我想到东便门外东出水口。由于喜仁龙早有照片问世,人们对着这座“三拱城压桥”比较熟悉(图15)。

这座桥俗名叫“二道桥”,位于东便门东出水口城墙外墙根处,是一座“城压桥”, 这处出水口主要承担内城东城垣外和南城垣外护城河的水汇聚后,自东便门内的喜凤桥下流出位于东便门东侧的“出水口城压桥”下的涵洞,流出城外,汇入通惠河。

在查看历史地图和资料时都未见东便门东出水口外有两座桥的记载。

东便门东出水口在城墙外的城压桥下无“水闸”,如果需要控制水位,水闸应该安置在过水涵洞的进水处,即城墙内侧。因此出水口到汇入口之间,除“二道桥”不大可能在其北边再设一道桥。

根据老北京城郊的传统排水系统,东护城河的水要沿护城河河道到达东便门,这里有个城墙的拐角,拐角前的护城河形成一处较大的水面,也是重要的分水处:向南入东便门东进水闸口入外城内;向东经“大通桥”西侧水闸进入通惠河。旧时的排水系统中常常设置“分流沟”,即:当城内的水位已经到达高位,不能排除水时,就要关闭和城内有关的进出水口闸门,通过分流沟尽快把多余的水导入大通桥的东侧(大通桥两侧有较大的“水位差”)。比如:一旦朝阳门外护城河的流水量过大,位于东便西侧的进水口无法接纳流水时,高涨的水就可能威胁朝阳门南边护城河边上的“粮仓”,因此需要有一条自朝阳门外护城河通往东便门外“大通桥”东侧“通惠河”的分流沟。

可惜,我看了很多资料只在1908年的《最新北京精細全圖》中,看到这段可能存在的“分流沟”(图16)。这条“分流沟”出水口处可能设“三方孔水闸”起调节作用。

图13中的“三方孔桥”最有可能是位于通惠河北岸、大通桥东的一条“分水沟”的出口处(图17)。可能是因后来通惠河的河道淤塞,漕运船已无法通达东便门,这处位于分流沟上的三方孔水闸也就废弃了。三方孔闸桥过早地消失,以致后人无报道。

这样就能解释图13中的景物:照片中的“光影”支持“三方孔桥”的位置。穆意索在那里画“水粉画”,妻子带着女儿在“分水沟”旁玩耍。图中的孩子还小,也符合“相册中有的照片可能拍自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的推断。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史料可为此“三方孔桥位置”的推测佐证。希望有兴趣的道友提出自己的判断。

“穆意索”在大清工作期间应该留有很多照片。可惜网间传的很少。好在我找到几张“穆意索”1896年随李鸿章访问欧洲回到中国后,被分配到广西龙州任“广西海关税务司”期间拍的照片。(图18。包括和夫人的合照)

为什么“法国地理学会”把穆意索的相册确定为Ernst  Ohlmer 即:恩斯特·奥尔末拍摄?

当我浏览该相册时发现几张熟悉的照片。这些照片曾出现在Juliet Bredon (【英】裴丽珠)撰写的 “Sir Robert Hart -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 《赫德爵士传奇》 (1909出版)一书中。

裴丽珠是晚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图19。 赫德夫妇和女儿Evelyn与儿子 Edgar Bruce,)的外甥女,即赫德妻弟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 1846-1918.)的女儿。她曾长期生活在中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热爱中国文化,并著有多本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书籍。

在《赫德爵士传奇》中共有三十三张插图,其中有多张可在穆意索的相册见到,而且是同一底版(图20、图21、图22、图23)。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条件和环境,以及裴丽珠的特殊身份,她书中使用的照片应该来自海关总税务司署的专业摄影师-恩斯特·奥尔末。此前赫德出过一些和海关有关的书籍,也代表大清海关与外煤接触,提供一些照片完全是可能,而且这些照片均出自恩斯特·奥尔末之手。我相信出版商出版裴丽珠写的书时,自然会想到“海关提供”,即使书中的插图不标明“原摄影者”,出现问题责任在“提供书稿的人”,和出版商无关。 “相册”照片的原摄影者和《赫德爵士传奇》插图照片的摄影者为同一人,即: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 即“阿里文”)。奥尔末是专业摄影师,既为大清海关总署提供职业摄影,又拍摄一些海关人员及家属的生活照。

穆意索相册中的“家庭生活照”出自奥尔末之手完全说得通的。

我相信“地理学会”在相册的收赠的标注上指明照片为“Ernst Ohlmer”拍摄是有依据的。

《赫德爵士传奇》出版于1909年,但是,从三十三张插图张片提供的内容看起码可以追溯到1880s(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比如图21插图标注“A secretary going to the inspectorate office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Peking in the ’EIGHTIES”(北京,八十年代。一位秘书正去往“海关税务督署办公室”。

从穆意索相册照片内容看,有的照片拍摄的时间要早于相册上标注的1893年。有的照片背景和法国驻大清公使外交官谢满禄在1880年 - 1884年任期内所摄照片变化不大。由此可以推想 “1893年”很可能是穆意索“选购照片成册”的时间,照片拍摄的时间在1893年之前,也可能提前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穆意索1893年北京相册(83张)》按地点和内容分,大约可归类为:东交民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内外;东交民巷;法国公使馆大门,公使馆内小教堂; 北京内城南城垣,哈德门,正阳门,城墙上俯视照;黑龙潭;大钟寺;黄寺;老西什库教堂等。外出旅游的照片不多,有的景点只有一、二张。还有多张北京街景和走街串巷的小吃担……对于喜欢北京老照片的道友,这本相册是一道不错的“美食小餐”。

我将选择一些照片分批作具体推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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