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社会，才能不会制造“残废的人”——只能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观点认为“普遍的人性”和“被历史阶段所改造的人性”不同。在他看来，某些社会条件——如资本主义——会制造“残废的人”，而他构思中的社会主义，则有助于人的充分自我实现。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则认为人有内含的目标，设若外在的条件有助于人的充分发展与成长，他就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这意味着，确实有某些环境条件有助于人的最佳成长。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条件缺乏，他就会变成残废的、发育不全的人，呈现出害生症候群。
许多人把这个看法认为是“理想主义的”或“非科学的”看法，实在叫人吃惊。可是这些人从没有怀疑过，生理的发育与健康有类似的条件，就是说，身体的结构与生活方式必须有适当的配合，才能使生理有良好的发育与健康。这几乎不用我们费口舌。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资料——尤其是营养学方面——证明某些食物有益于身体的成长与健康，某些食物则会使器官的功能失调，导致疾病与早死。大家也都知道，影响健康的不止食物，还有其他因素，如运动与不运动。人在这一方面，跟其他有机体并无不同。农人和花匠都知道，种子需要适当的湿度、温度与某种泥土才会适当抽芽与生长。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种子会在泥土里腐烂而死；如果条件合宜，果树就会尽最佳的可能成长，结出可能结出的最佳果实。如果条件不足，树和果实就会干瘪扭曲，成为残废的果树和果实。
那么，问题在这里：人的潜能若要充分发展，需要有什么环境条件？
讨论这个问题的书籍上千上万，而提出的答案也数以百计。这里我当然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详细的答案。不过我要非常简短地说几句。
历史的记录与对个人的研究显示出来，有益于人的成长的因素如下：有自由，有启发性的刺激，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又要有“以人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反的条件便不利于人的成长。再者，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些条件不是一个或两个就足以生效，而是要构成一个整个的体系。这意思是说，只有诸种有利的条件结合在一起，构成合宜的社会土壤，才能使人有最充分的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个人的发展在每个阶段也各有不同的条件。
人成长所需的最佳社会条件，并没有被社会科学家们当做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但并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因为除了少数例外，社会科学家只是当前社会体系的卫护者，而不是批评者。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所研究出的结果对社会的运行往往不会发生什么效力，这一点和自然科学不同，因为自然科学家研究出成果，会立即在自然科学界产生影响。可是，社会科学家如果得出错误的结论，和对社会问题的肤浅处理办法，却对现行社会有用，因为它会变成巩固统治的“水门汀”，而真理却往往会威胁到现行社会状态。再者，要想正确地研究社会条件，还会遭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人们往往认为“人们所欲望的东西就是有益于他们的东西”。可是我们忘了，人们的欲望常常害了他们，欲望往往是功能失调的症候，也往往是由他人示意而产生的，或由两种因素掺合而生。譬如说，尽管现在许多人服用药品，可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现在整个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这个事实上：货物市场能够从营利的目的上满足人的哪些欲望，就刺激人们这些欲望，让他们需求这些货物。经济体系既然如此，要对这些欲望做批评分析，指出它们的不合理，便显然不会受人欢迎了。
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运用他们的理性，去识别什么是他们做为一个人的真正旨趣？难道只因为他们被洗的脑，或被强迫去服从他们的社会经济？再者，为什么许多领导者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领导的社会体系，并无益于人类的最高旨趣？如果我们像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一样，认为这都是由于人的贪婪与狡猾，就不能透入问题核心。马克思在历史发展理论中曾证明，人虽然想改变和改善社会条件，可是这个企图却总是受环境的物质因素限制，诸如社会生态学上的条件、气候、科技、地理位置与文明传统。
原始社会，原始的狩猎者－采集者与早期的农人，他们的生活环境有较佳的平衡，因此有助于产生建设性的热情，而比较不容易产生破坏性的热情。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人改变了，并且转过来他又改变了他的环境。人在智力上与科技上日趋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却创造出某些处境，有助于害生的性格症候群的发展。为了使人变成哲学家与学者，为了建筑像埃及金字塔一类的艺术品——简言之，为了创造文化，人必须有闲暇，而某些人要有闲暇，就必须有些人来做奴隶，需创造出使人残废的环境，使人另一些方面的生命受到阻碍，尤其是以情感方面为甚。这是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不足以使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和自由共存，不足以使每个人都自然发展，不受残伤。物质条件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单单只是人的愿望并不足以改变这些规律。其实，如果这个世界被创造之初，就是天堂，使人不受到物质现实的顽梗限制，则人的理性实足以创造适合的环境，让他既有足够的食粮，又有自由的可能性，因此使他的成长不受阻碍。但是，用圣经神话的用词来说，人却从天堂被赶了出来，再也不能回去。他受到阻咒，要在自己和自然界的冲突之间过日子。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他而设的；他被抛到世界里，而只有他自己的活动与理性，才能创造一个有助于他的充分发展的世界，这才是人类的家。他的统治者们，虽然往往是一些邪恶的人，往往依自己的妄想行事，未能执行历史的任务，但本意仍是历史必然发展的执行人。只有到了这样的时期，非理性与个人的邪恶才会变成决定历史的因素：外在的条件已经能够使人类进步，可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性格却日趋败坏，因此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然而，历史上也总是常常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清楚地看出人类社会与个人进化的目标。但他们的“乌托邦”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不能实现的白日梦；而是存在在“非此时之时”，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并非存在于这些理想者写这些理想的时候。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并不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因为他认为现在历史的进化已经达到了一点，它的物质条件已足以实现社会主义。
我们必须建设彻底的社会主义，因为只有这个社会，杜绝“残废的人”，有助于人的充分发展与成长，有助于人的充分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