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外传》中的佟掌柜为什么是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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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也不对。
必须承认的是，处在礼教森严的古代社会里，活在人情和世俗中，成为一名寡妇绝非一件好事。
《礼记》等古籍里，寡妇被视为一种社会禁忌，还有不成文的规定，若寡妇的儿子并非品行出众之人，则不能与他交往，原因很简单，避免“于寡妇有嫌也”。
同样为了避嫌，寡妇们都得谨守“丧夫不夜哭”的严苛规定。
越到后来，为着“避嫌”二字，寡妇们受的罪也越多。
在郑善果母亲故事里，二十岁丧夫之后，这位清河崔氏之女便再不施粉黛，穿艳丽衣服，甚至“非祭礼宾客之事，酒肉不妄陈于前”，再后来干脆连门阁都不出。
明时更有人家为了让寡妇避嫌，宁愿让女子活活病死也不愿外男触碰她分毫。
把“嫌”避够了，想要踏实过日子，前路还杵着一堆障碍。
其中一条，便是想法设法地阻拦孀居女性再度寻觅姻缘。早到《周易》里白纸黑字主张女子忠于亡夫的“从一而终”，再到后世渐渐产生的“守节”光荣。
比方说，西汉宣帝就曾诏赐“贞妇帛”，公开为守寡不嫁的女子叫好，东汉安帝更夸张，直接颁布“甄表门闾，旌显厥行”的政策，规定不仅守节的寡妇本人可以得到十斛谷物，便是家族乡里都能因此得到好处。
光表彰还不够，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随之而来。
西汉经学家刘向大笔一挥，写成一部《列女传》，把“属之不二”写成明文。隋时，统治者则直接下诏，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姬妾，“夫亡不得改嫁”。
既要避嫌，还不能嫁人，难道只能以泪洗面、了却残生？也不尽然。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丧偶的女性还是能寻到奔头，把日子慢慢过下去。
《诗经》中的“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证明，面对丧夫的女子，人们存有基本的同情，多少会帮衬些许。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人口，保存生产力，许多地便有了“合独”的做法，由政府出面，帮助丧偶的男子和女子重新组建家庭。
两汉时期，“寡妇再嫁”不仅成了一种常见现象，甚至蔓延到勋爵之家乃至规矩森严的皇廷。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姬，在丈夫魏豹死后被召入宫闱，成为高祖刘邦的姬妾，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更是在丈夫身死后先嫁汝阴侯夏侯颇，又嫁给大司马卫青。
这也能印证，为何《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角刘兰芝，被休弃回家后没多久，就被父兄硬生生地找好“下家”。
《魏略》等史书还曾记载，丧偶的女子就算有子嗣，仍可再嫁，善待寡妇也是官员为了抚顺民情最常采用的政策。
然而，“再嫁”也可能走到另一个方向。史书记载，公元617年，“帝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十二个字里，是数不清的丧偶女性被安排嫁人。
北齐时期，山东地区曾有大约2600名寡妇被一次性发配给将士，一笔重定姻缘，至于红盖头下是否泪如雨下，无人在意。
最荒谬时，哪怕这些寡妇“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也会被登记在案，重新许配，“啼哭道路”也无人问津。
唐朝时，虽然国家用重法规定不许强迫女子再嫁，可约束的仅是无关路人，相反，要是遇到女性的祖父母、父母逼迫，唐律也只会认可和允准。
白居易曾在《妇人苦》里感慨——“妇人一丧夫，终得守孤孑”，虽说不至于凄苦如此，但于大多数丧偶女性而言，命运走向何方，实在无法预知。
“饿死不是什么事，要失节了就是一件极大的事了。”
这是理学家程颐曾脱口而出的一段话。
两宋时期，人们为丧偶的女性留下了些许求存的余地。
范仲淹等仕臣更是公开支持孀居女子改嫁，不仅主持让自家守寡的儿媳嫁给门生，《范式义庄规矩》里还有着“再嫁者，支钱二十贯”的体恤帮扶政策。
不幸的是，宋明理学兴起后，一切发生了改变。
光是“改嫁”这条路就已荆棘丛生。在理学家的思想体系里，广大女子的头上生生套上了两把枷锁：
一谓贞，二谓节，这个节，说的便是嫁人后从一而终，夫死再不改嫁，要是能够在夫死后自尽殉节，那就可以被赞为“烈”了。
一贞、一节、一烈，几句人言，寡妇们的命运被再度改写。
明朝初年，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政府极为难得地同意寡妇改嫁，改嫁对象却只能是平民。
要是妇女本身就有朝廷加封在身，这时候夫死改嫁，不仅一身的荣誉称号都会被收回，还可能获罪下狱。
与之相对，是各种规章、表彰随之而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下诏，要是不到三十岁或者超过五十岁的寡妇愿意守节守制，那就公开表彰，还免去她们本家的劳役。
各地方官员还需要每年去民间寻访，收集贞洁烈妇的事迹。几年下来，许多地区出现了“妇人尚贞节, 夫死多不再更”的现象。社会禁锢之外，女性还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嘉靖十一年进士陈谏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和自己的小叔子一起送棺材回来，谁料回家后，愣是过不了心里的坎——我一个寡妇怎么可以和小叔子一起同行万里呢？羞愤之下，干脆绝食身亡。
照这般情况，那么回到《武林外传》中，若故事的确发生在明朝，丧夫的湘玉还能再嫁给白展堂吗？
答案是，有这种可能。但这背后并不是湘玉那般快乐，反而是血淋淋的伤痛。
有研究发现，虽说“贞节观”在社会上畅行无阻，然而在明代，许多乡间地区还是存在寡妇再嫁的现象。
一方面，男女性别失衡的社会里，适龄女性严重稀缺，许多男子不得不放下世俗藩篱，选择丧夫之妇；另一方面，寡妇们无时无刻不遭受的“改嫁”压力。
据考证，嘉靖年间，浙江一省七十名节妇、烈妇中，最终57人终身守寡，而这些人里，有27位曾受到各方逼迫改嫁的压力。
这些孀妇们改嫁的原因，除去亲属们哀怜其不幸、为其寻活路外，更多的情况是家庭本身贫困，希望寡妇再嫁来换取生路；
要么是家族内部成员为了争夺亡夫留下的家产，强逼寡妇改嫁；更恶劣的，是家长贪图钱财，希望通过寡妇的联姻收取一笔不菲的聘礼。
可笑的是，这些无奈下再度步入婚姻的女性，仍要背负“扫帚星”等恶名，许多世家大族更把寡妇再嫁视为家丑，绝不记入族谱。
正如《武林外传》中，佟父听到白展堂求娶自己女儿时，要求两人第二天就操办，原因只是——湘玉是个二婚，不适合大操大办。
所以，要《武林外传》里发生的事成为现实，要守寡的湘玉嫁给老白，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况——
老白准备一笔丰厚聘礼，湘玉的父兄喜笑颜开地收下，再不动声色地送湘玉坐上花轿。
至于红盖头下的湘玉是喜是悲，没人在乎。
那回到最初的问题，既然丧偶女性要遭遇种种凄苦，为何《武林外传》中，凭着一家客栈带领伙计们闯荡江湖的佟掌柜，会被设定成一个寡妇呢？
倒不是作者想要“为难”主人公们。
不夸张地说，还真是“寡妇”这个身份既回应了现实的可能，也托起了“佟湘玉”这个人物本身的色彩。
放在现实里，守字闺中、结缘嫁娶、相夫教子，这是大部分古代女性固定的生命轨迹。
对不少女性而言，丧夫意味着必须从深院走出，独自面对生计、后代乃至家族。情不情愿先不说，这确实让寡妇们原本平淡寻常的人生，长出了另外的可能性。
经商致富，撑起莫大家族，是其中一种。不到30岁就丧夫丧子，剩下的路该怎么走？
秦初巴地的妇人清，只身继承夫家开砂炼丹的家业，多年耕耘后创出名牌“巴记丹砂”，富甲一方。
后来乡里邻亲眼看她是个寡妇，公然觊觎其家财，清大手一挥，济贫困、献军饷，后为修筑长城，捐其所有，秦始皇为之震动，下诏表彰。
抚育后代，承起家国，又是一条。
明朝时期，田州（今田阳）土官岑猛娶妻瓦氏夫人，不久后岑猛身死，他们的三个儿子相继离世。
命运重捶下，瓦氏夫人擦掉眼泪，拿起纸笔，肩负起田州政务，兴教育、劝农桑，着手训练当地军队，悉心养育孙子岑芝。
不幸岑芝英年早逝，倭寇犯境，年逾花甲的瓦氏夫人毅然披甲，带着狼兵奔赴前线，抗敌救国，在刀剑血雨中写下“金山瓦氏兵剿残贼一百五十有奇”的传奇。
再回到佟湘玉的故事里。故事设定中，湘玉虽然贵为龙门镖局的千金，在家里却不受宠，甚至因为新郎不现身，被亲爹直接扔在七侠镇。
不妨设想，若衡山派莫小宝没有身故，湘玉的婚约照旧，之后的故事或许便是佟小姐变成莫夫人，待在院阁之中，循规蹈矩地完成时代为女性设定好的命途。
然而，莫小宝暴毙，“寡妇”的名头落在湘玉身上，命运的部分选择权也被塞回到佟小姐手里。
最终，佟小姐成了佟掌柜，秀才的尚儒客栈成了同福客栈，一群伙计与江湖的故事徐徐展开。
抛开现实，光看文学乃至影视作品，一个个鲜活的“寡妇”形象，作为女性群像中极为特殊的一面，挣脱了表面的凄苦无依，化为灵动的符号。
在多样的可能性中，演绎出一位位女子在时代和命运中的抉择、和解与抗争，同世俗、人情的取舍、周旋甚至较量，拓展出更深广的意义空间。
短篇小说《祝福》里，原本丧夫后帮人做工、慢慢走出阴影的祥林嫂，硬是被婆家逼着改嫁，再度丧夫丧子后沦为乡间谈资。
上吊身亡的那一刻，祥林嫂既走完了令人唏嘘的一生，也带着满脸血泪替鲁迅先生拷问世俗人间。
影视剧《红高粱》中，早期的单家大少奶奶宁可忍情绝爱，靠着数豆子度过漫漫长夜，也要守着贞节牌坊过活。
后来她把一切非议抛之脑后，与长工罗汉缔结良缘，甚至甘愿为此丧命于日军的枪口之下。
《武林外传》中的湘玉，读过书、能识字、明道理，在丈夫暴毙后果断转身，拿嫁妆买下客栈，在对女性并不友好的环境里，带领一众伙计把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
她为吕秀才、郭芙蓉牵针引线，为小姑子莫小贝的成长保驾护航，勇敢面对自己的真心，对展堂再三示好，百般试探。
这样的期许与瞩望，不仅表现为作者予以湘玉的美满结局。
在听到父亲因为“二婚”拒绝大操大办两人婚礼时，理直气壮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可以？”
或许那一刻，佟小姐真正成了《武林外传》中的佟掌柜。
幸运的是，时代进步中，这样的期许越来越多地成了现实。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正式实施，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外，“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被明确写入法律。
自此，婚姻也好，生活也罢，更多的选择权被交还给了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