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家庭故事: 媒介记忆实践、 界定仪式与传播赋权
口述历史纪录片是再现历史、建构社会记 忆的一种重要媒介，也是当下中国纪录片创作中日益丰 富活跃的一种艺术类型。它以影像和声音的方式再现社 会历史，以亲历者的口述作为见证，讲述人们的生命故 事，呈现社会历史的生动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本文的作者深入到该实践的田野调查，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以口述历史纪录片、媒介记忆生产者撰写的拍摄后记和纪实文学作品，观照家庭故事的传播如何建构意义、记忆、认同和关系，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袁梦倩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在建构社会记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记忆往往通过具体的媒介生产 和传播得以表达、维持和重构。本研究以“族印”口述历史纪录片计划为案例，将其视为一种媒介记忆实践， 聚焦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观照家庭故事的传播如何建构意义、记忆、认同和关系，以及如何影 响赋权。该实践的传播过程作为一种“界定仪式”，深刻形塑着媒介记忆生产者对家人以及社会历史的认知 与情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度沟通和理解，从而在公开的故事讲述行动中重新界定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家 庭关系。并且，该实践的传播过程促进了赋权，在个体层面，该实践赋予主体讲述并反思家庭故事和社会历史 的机会和权利，形塑批判性意识; 在社群层面，该实践为一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赋权，促进社会介入性的行 动; 在社会层面，该实践打捞和挖掘普通人被遗忘的、被压抑的记忆，以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丰富多元的历史 细节，为口述历史和民间记忆赋权。
生命故事讲述; 口述历史纪录片; 媒介记忆; 界定仪式; 传播赋权
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在建构社会记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记忆并不是抽象的，它往往通过具体的媒介生产和传播得以表达、维持和重构。学界对这一现象跨学科的探索，也逐渐形成了“媒介记忆研究”这一方兴 未艾的领域。①口述历史纪录片是再现历史、建构社会记 忆的一种重要媒介，也是当下中国纪录片创作中日益丰 富活跃的一种艺术类型。它以影像和声音的方式再现社 会历史，以亲历者的口述作为见证，讲述人们的生命故 事，呈现社会历史的生动性、多样性与复杂性。21 世纪以 来，随着一系列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热播，其社会影响力已 经凸显，越来越多的公众从中了解和反思历史，甚至参与 到民间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实践中。近年来，聚焦家庭记 忆的“族印”口述历史纪录片计划正是青年学生参与口述 历史纪录片的典型实践。该计划自 2013 年至 2018 年，共 有近 100 名青年学生参与制作了 80 多部纪录片，并基于 该纪录片实践出版了纪实文学《爱与哀愁: 说出你的家族故事》，这一讲述家庭故事的传播行动引起了一定的社会 反响。
对口述历史的研究，早期因深受实证主义传统的影 响，更多还是将其视为“透明的记录”和“事实的供应者”， 着重强调口述历史的档案功能与史料价值，评价标准也 是基于其真实性。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一些更具理 论导向的口述历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 解释方式，一系列深具理论意识与跨学科特征的新问题与新视角脱颖而出，在口述历史研究中具体表现为记忆 转向、叙事转向、关系转向这些新的理论转向。口述历 史既是历史的见证，也在不断重新书写和建构历史，其叙 事、阐释和对话诸环节都存在清晰的社会建构色彩。
本文以“族印”口述历史纪录片计划为案例，并非将该计划作为一种历史资料收集的结果，而是在新的理论转向的观照下，将其视为一种媒介记忆实践，将这些青年学生视为媒介记忆生产者，关注口述历史纪录片意义的诠释及其互动过程，融合媒介记忆文本和生产研究两种取向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本文深入到该实践的田野调查，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以口述历史纪录片、媒介记忆生产者撰写的拍摄后记和纪实文学 作品，以及笔者与相关生产者的深度访谈文本为研究基础，观照家庭故事的传播如何建构意义、记忆、认同和关系，以及如何影响赋权。
口述历史纪录片是讲述家庭故事的方法，也是记忆 生产和历史书写的媒介。简言之，口述历史是通过记录 访谈来收集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忆与个人评论。“族印” 计划的媒介记忆实践是在访谈者和受访者的对话中形成 的，建构丰富的家庭故事和意义，凸显记忆的社会性和主 体性。
( 一) 媒介记忆实践的社会性: 个体、家庭与社会记忆的勾连
家庭记忆是联结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纽带，家庭 故事的讲述勾连了个体、家庭与社会记忆。在“族印”计 划中，我们可以从中国普通人的家庭故事中，看见亲子冲 突、空巢老人的养老、城乡人口流动与文化乡愁、灾难的 创伤记忆和修复、家庭命运与近代中国变迁等社会历史 现象。这些纪录片的选题被指导老师要求超越家长里短 的琐碎记录，而更具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意义，体现赖特· 米尔斯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⑥也就是说，媒介记忆生 产者须将个体看成“社会里面传记与历史交汇的小点”， 能够将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⑦
口述历史再现了许多相互关联的集体过程，它不只 是个体记忆，更是一连串镶嵌在社会历史脉络中相互缠 绕、相互链接的生命故事和社会记忆。形形色色的人与 事在口述历史中穿梭，家庭故事的讲述本身包含了互文 性的生命故事与多重话语的表达。捕捉家庭故事中千丝 万缕的深刻的互文性，就是打开一扇扇中国社会历史的 窗口。例如，林慧君《回乡路》讲述了马来西亚华侨爷爷 的革命史，从作为马共成员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被下放农村改造，他的个人际遇随时代历史浮沉，其家庭命运也 被深深裹挟在宏大的社会变迁之中。并且，个体生命经 验形塑社会，社会也影响着个体生命经验的形成，因此个 体记忆内在地包含了社会维度，具有社会记忆的性质。
有些同学在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往往觉得自己的家庭 故事很普通，可通过深度挖掘，也逐渐认识到普通人身上 的不平凡之处。黎梓强的《深圳土著》中，大嫂作为外来 媳妇与本地家庭的矛盾反映了城市化与人口流动脉络中 不同文化、经济群体的冲突与融合; 王璐的《加油站站长》 将爸爸的工作选择、人生际遇与国企改制的时代浪潮勾 连起来; 温存的《少年柏高》折射了新一代生活方式及中 产阶级家庭的教育困境。布迪厄指出，“个人的即社会 的”，“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 满，最独特的苦痛; 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 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⑧家 庭故事中个体和家庭遭遇的困境，以及主观层面的紧张或 冲突，往往折射了社会文化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 二) 媒介记忆实践的主体性: 口述历史的记忆转向
口述历史的优势与价值在于深描个体在时代变迁中 的心路历程，折射社会心灵史，呈现记忆的“主观真实 性”。口述历史纪录片不仅记录了访谈的言语内容，还展 示了叙述者的口音、语调、身体动作、面部表情及其细微 变化。这些话语揭示主体内在的认知与情感，建构丰富 的社会历史意义。阿里桑乔·波特利指出: “记忆不是事 实的一个消极的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 程。”⑨深入挖掘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以非正式的、感 性的、鲜活的方式了解社会，通向历史曲折幽微的面相和 丝丝入扣的意义。
首先，口述历史中主体记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并非 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联系和交融。口述历史原始资料不 仅包含事实性陈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的表达与再 现，包含记忆、意识形态与潜意识欲望等维度。⑩ 而即使 是个体心灵最主观的部分，本身也依存于其生命故事的 文化脉络，镶嵌在其所处社会位置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之 中。余婷的《姐妹》中，两岸分离的两位姑妈分别讲述各 自成长的苦痛，大姑妈于 1947 年随其父亲去台北生活，小 姑妈和其母亲则被留在了大陆乡下，她们的母亲郁郁早 逝，而父亲直至去世也未能重返大陆故乡。个体的创伤 记忆镌刻着时代的烙印，家庭的认知、情感与关系也被特 定历史所形塑。并且，记忆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协商过程，是主体于现在的情境中对过去的选择和重构。
对记 忆的洞察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 系，“它试图象征性遗忘的同它所记住的是同样重要的”。特定情境回忆中那些意味深长的沉默可视为一种创伤的表现或应对机制。陈梦的《失忆》中，姥姥、姥爷 在回溯过去时总选择讲述他们自豪的经历，而几乎不去 述说苦难。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其实是老人面对衰老、疾 病的孤独与无助时，通过回忆美好往事给予自我以勇气 和信心。乔元武在《唐山大地震》采访过程中，意外发现 其父母对于彼此家庭在地震中的经历从未有过深度交流， 家人似乎形成某种默契，不想去讨论这一沉痛的记忆。瑏瑢亲 历者的遗忘是创伤记忆与修复的症候，他们不愿陷入悲伤 和恐惧，而希冀以更乐观的心情面对现实和未来。
讲述生命故事是人们深刻的社会化需求，故事的讲 述整合人们的经验，也影响着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与关系。家庭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实践，既是家庭成员之间对话的 人际传播过程，也是面向观众讲述家庭故事的公共传播 过程。研究发现，该媒介记忆实践的传播过程作为一种 “界定仪式”，深刻形塑着这些青年学生对家人以及社会 历史的认知与情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度沟通和理 解，从而在公开的故事讲述行动中重新界定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家庭关系。人类学家芭芭拉·梅耶霍夫曾探究居 住在洛杉矶的欧洲犹太裔老人如何通过各种生动、显著 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由此让社区和外界看到他们过 去的历史和当下的处境，以对抗孤独感和社会的漠视; 她认为，这些公开可见的叙述行动作为一种“界定仪式”，不 仅提高了当事人的自我认同，更重要的是使社会大众见 证他们的历史，得到外界的认同，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世 界。瑏瑣可以说，媒介记忆生产者将家庭故事转为公开再现 的影像，向观众展示其家庭历史与文化，在仪式性的传播过 程中维持和强化了其身份认同与家庭关系的重新界定。
( 一) 身份认同的界定仪式
家庭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实践有助于青年学 生更深入地理解家庭故事及其所处的地方和国家历史脉 络，理解其家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文化中的生命经验、记 忆与反思，从而重新界定其身份认同。诠释学认为，我们 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经验、自我认同或遭遇的问题的理 解，乃是通过我们与自己或他人的交谈创造的; 在对话过 程中，新的意义诞生。瑏瑤 在进行口述历史访谈之前，这些 青年学生普遍对家人的生命故事并不了解，很少有机会 倾听家人较为完整的经历，那些生命中的起伏转折、喜怒 哀乐。而家庭故事在家庭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家 庭传统如何演变、家人之共同生命记忆如何述说、家庭生 命如何延伸、家庭象征符号或轶事如何创造并维持、家庭典范如何仪式化并被长期推崇等。瑏瑥 家庭故事的讲述、对话与反思有助于主体形塑意义和认同，并传承家庭历史 与文化。
在这一媒介记忆实践的互动过程中，青年学生建构 对个体、家庭以及地方、国家历史意义的理解，记忆在对 话中被积极生产和调节，也被用来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 象征框架。就自我与家庭认同而言，主体从家庭故事中 寻求解决自身问题的象征框架，界定对自我与家庭的认 同。刘茜的《我们的信仰》探寻三代人不同的信仰，由此 反思生命意义，溯源自我信仰的形塑过程。瑏瑦莎漫在拍摄 《富二代》的过程中决定撕掉自身“富二代”的标签，用坚 实努力去赢得他人认可。瑏瑧 刘倩瑜通过拍摄《幸福在哪 里》追寻幸福的意义。她从小与爷爷奶奶的关系很疏远， 但此次拍摄中渐渐被他们和谐美好的情感所打动。她表 示: “参与这个纪录片项目，与其说是寻找族印，不如说是 对自己重新审视，对自己心中的自私、偏执与仇恨的洗 礼”; 她曾对身边人充满怨恨，但在爷爷奶奶身上找到了 爱和安全感的模样，重塑对幸福意义的认同。
就家庭与地方、国家认同而言，主体将家庭的历史与 地方、国家的历史勾连起来，界定自我及家庭对地方、国 家的认同。家庭故事是“符号意义的制造过程”，其主要 作用在于“回忆往事、解释并判断事件……确认( 成员间 的) 归属并联系世代”。陈嘉曦因拍摄《老家》和家乡愈 发亲近，深切感受到家族的温暖和互相扶持，由此建立对家族和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宣霁祐因拍摄纪录片《爷 爷奶奶的爱情》才了解长辈过去的故事，这些故事整个家 族无人提起，“似乎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上一代的 事情已经过去，下一代有自己的生活，没人会去在意两代 或三代人之间除了血缘到底还有什么联系”。而通过对 家庭故事的发掘，她也重新形塑对家国的文化与历史认 同。林慧君在《回乡路》的拍摄中重访爷爷生命故事中的 记忆场所，追溯其革命历史，体会他对祖国的深沉热爱。她的爷爷很喜欢这部片子，希望他的后代能通过这部片 子记住他的往事，传承家庭记忆和国族认同。
(二) 家庭关系的界定仪式
家庭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实践还促进了家庭 内部人际/代际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甚至促进了一些家庭 矛盾的和解，重塑了家庭关系，成为一种家庭关系的界定 仪式。家庭口述历史的访谈建立在既有家庭关系中的角 色互动基础之上，也在重新塑造着家庭关系。历史学家、 人类学家查尔斯·乔伊纳曾提出将口述历史作为“交际 事件”来 理 解。 口 述 历 史 访 谈 作 为 一 种“互 动 性 对 话”，必然受到访谈双方互动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家 庭口述历史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特殊的关系纽带使访谈 者更有机会了解受访者的生命经历，深入其更为隐秘的思想和情感世界。另一方面，家庭口述历史访谈为家庭 成员创造了一种深度情感沟通的契机，使其在讲述、倾听 与对话的过程中增进理解，重新界定家庭关系，从而在特 定情境和事件中促使彼此修复创伤和化解矛盾。
人是说故事的主体，并以个人或社会沟通途径展现 具有故事性的人生; 每个故事讲述历程也涉及了亲身经 历之自述，透过互动双方交换各自生活体验从而转换其 为故事，并在述说历程中重建彼此的人际关系。 家庭故 事不仅是故事的聚合，也有参与意涵; 家庭故事的讲述者 彰显“说故事者”“听众”“角色”三者间不断变动的关系 系统，展现说故事者与他者间的“身体实践”。程度《大马情》追溯外婆及太外公的故事，纪录片的生产像一个纽 带把远在马来西亚已生疏的亲人重新联结在一起。这种 联结不仅是空间距离上的，更是情感层面的; 她的家人们 也通过这部纪录片重新认识家族的过去，增进彼此交 流。周凤婷在拍摄《东堰桥头》之前，对她的奶奶并不了 解，但通过对奶奶口述历史的挖掘，才知道奶奶原本出身 于一个富人家庭，婚后在非常艰苦的岁月冒着生命危险 做小贩把七个孩子养大。她开始体认到奶奶的孤独与坚 强，理解特殊生活阅历对奶奶性格与行为的影响。这部 纪录片完成后，她也变得关心奶奶，和奶奶更亲近; 而对 奶奶来说，孙女陪伴她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也是非常美好的记忆。
并且，家庭口述历史纪录片实践触发家人间的深度 对话，可以帮助其重新理解自己和家人，也让家人间的正面情感有机会再度流动起来，从而化解彼此的误会与冲突，让彼此对关系恢复希望。徐法拉因幼年时父母离异， 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不想融入父亲的新家庭，也不愿面对自己和父亲的隔阂。《讷爱》的拍摄给了她和父亲深度沟通的契机，她从中了解到父亲求学和创业的艰 辛，父亲因特定经历形成的性格特点和生活态度，以及父 亲虽讷于表达，但其实还是很爱她; 父亲也由此认识到他 对女儿的偏见与关爱的缺失。她在拍摄后记中写道: “我把样片发给父亲看，看过之后，他回复了我四个字: 泪流满面。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想来，也许父亲在等一个了解 我和我主动去理解他的机会。通过这个纪录片，我宣泄了自己一直以来藏在心中的话，相应地，父亲可能也是如 此。我在改变，他也在改变。短片当然不可能是问题的 答案，但给我们架起了一座桥梁，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 彼此触发了诚实的对话。”父女俩终于在口述历史对话 中打开心扉，实现和解。周红豆与父亲的关系也是她的 心结，而通过《放下》的拍摄，她终于体会到父亲对她的爱 和牵挂，并对自己过去的观念有了批判性的反思，开始试 着理解她的父亲，而不是一味责怪; 最终她选择谅解父亲，父亲也因她的谅解而幸福。
以说，这些媒介记忆 实践不仅记录了家庭故事，更参与改变了家庭关系，并向 观众展示这一改变的动因与过程，成为家庭关系的界定 仪式。
诚然，家庭口述历史并非弥合家庭关系的万灵药， 但这种交心的对话能够帮助主体更深刻地理解家人的认 知、情感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系的良性发展。
曾心竹的《苹果与榴莲》同样呈现父女俩代际矛盾的问 题，家庭沟通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但也使她更清晰 地反思矛盾原因和应对态度，学会换位思考和理解包容。家庭关系的疏离与矛盾常常带来主体意义和认同 的危机，而在共同讲述家庭故事的对话与反思中，主体重 塑意义和认同，调整彼此关系。
（三) 局外见证人的作用
此外，在这一身份认同与关系的界定仪式中，纪录片 指导老师和观众作为局外见证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纪录片生产者来说，指导老师和观众是其家庭故事的 局外见证人。局外见证人在人们确认、主张自己的历史 和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参与界 定仪式，为这些主张带来更多能见度，肯定并扩大了这些 主张的力量”瑑瑢。主体在家庭记忆动态建构的过程中，其 身份认同和家庭关系被重新界定，同时也需要不断向他 人传播这种新生成的意义，并与更多人产生联结，建立支 持网络，从而在他人的见证与回应中，确认、巩固和强化 这一界定。
“族印”计划中，李宇宏作为指导老师对学生创作过 程每一步的见证与回应都尤为重要。除了帮助学生梳理 纪录片创作的专业性问题，很多时候她还承担了心灵导 师的角色，帮助学生调节在家庭互动中的情绪，推进他们 与家人的积极对话与深度沟通。在一些纪录片生产中， 她不仅见证更参与了学生和家人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
例如，徐法拉的《讷爱》最初的样片只歌颂父亲作为商人 的奋斗历程，却看不到她与父亲的互动。在李老师的帮 助下，她决定拍摄她与父亲的故事，将自己融入片中述说 对父亲的不满与内心的委屈。而看了修改的样片后，李 老师又继续追问她父亲的想法，鼓励她与父亲对话，解开心结，才有了成片的结果。 可以说，指导老师作为局外 见证人，敏感地捕捉到家庭的互动模式和关系动力，从特 定家庭的脉络中发现问题和症结，并寻求解决之道。
并且，“族印”系列口述历史纪录片线上线下的放映以及在 一些纪录片大赛中的获奖，作为一种仪式性的展演，为媒介记忆生产者征召更多观众见证与回应其家庭故事。媒介记忆文本与观众的互动，可以激发观众更丰富多元的 记忆，也能使生产者收获一些真诚的鼓励和赞赏，从而扩 大故事建构意义的效能和社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强化主体身份认同和关系的界定。
口述历史纪录片媒介记忆实践的传播过程促进了赋 权，赋权正是基于传播过程中主体的对话、反思和行动而 形成。自 20 世纪 60 年代保罗·弗莱雷在第三世界推广 批判教育学开始，赋权就被视为一种传播过程，即通过对 话过程提高批判性意识，形塑“变革的能动者”; 赋权的基 本原则是自由和开放的对话，权力中的转移使被边缘化 的群体得以发声，为他们提供时间和空间来表达他们的 焦虑，定义他们的问题，规划解决方案并使之产生作 用。一些传播学者认为交流使赋权得以实现，当交流过 程是一种对话时，赋权的效果更为显著; 一般情况下某个 变革的能动者作为关键人物协助、鼓励个体或团体增强 赋权能力，使赋权的过程成为可能。可以说，该媒介记 忆实践赋权的方式是基于家庭故事的讲述，促发人际与 公共的对话，并在传播过程中形塑批判性意识，参与个 体、社群与社会层面的改变。这也体现了媒介记忆实践 的“介入性”，即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干预力量，引发新的观念和行动，促进个体、社群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一) 个体层面的传播赋权
就个体层面而言，对于受访者来说，该媒介记忆实践 的传播过程使主体获得讲述家庭故事，以及反思和评价 生命经验和社会历史的机会和权利。由于摄像机是一种 建构主体和他者的工具，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力量具有赋 予地位、引起关注、设置议程的功能，因此“被拍摄本身就 是一个社会评价的过程，他们作为个体得到承认并受到 平等的尊重，这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收到的正面反馈则进 一步增加了自尊”。对于访谈者来说，该实践促进了青 年学生对自我、家人和社会文化的重新理解，提高其批判 性意识，使其深刻反思人的存在处境，以及个体能动性与 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
李宇宏坦言，这一实践最令她感 动和欣慰的是学生们通过纪录片的拍摄与家人从误会走 向和解，抛弃固有的对人与事的执念，看到人性和社会历 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她见证了学生们的成长，他们经 历了从初期对外部问题的探索，逐步开始触及灵魂的反 思过程; 而只有批判性反思的介入，才能使学生真正直面 内心的困惑与挣扎，重塑生命意义，重启新的人生。 赋权是个体逐渐成长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觉醒。纪录片 的生产过程增进了学生们对家人生命经历和选择的理 解，也看到了时代变革在个体命运和心灵上的烙印，而很 多这样的家庭故事汇集起来，又是社会历史变迁的缩 影。有了对个体生命故事与时代关系的深刻体认，学生们也逐渐学会从多重视角看待自己和社会历史，运用批 判性反思探索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弗莱雷看来，人从淹 没状态脱离出来，并伴随现实的面纱被揭开而获得干预 现实的能力; 对现实的干预———历史意识本身———代表 着从脱离这种状态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这种干预来自 对所处境况的意识化。而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说，所有 的理解和意义创造都是从互动与关系中来，所以反思的 空间并不是退缩到自己内心的角落，而是与外在或内在 的他者进行对话，进入一种“融合的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实践为主体营造一个对话和反思的机会，在与他人、自我的对话中，重新梳理生命经验，形塑批判性意识。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主体从对自我与历史的“意识化”到介入意义、认同与关系的改变，这本身就是一种个体赋权，个体由此成为“变革的能动者”。可以说，这些故事正在对他们起作用，他们记住了故事，故事也正在改变着他们。
(二) 社群层面的传播赋权
就社群层面而言，该媒介记忆实践的传播过程可以 为一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赋权。一方面，该实践为这 些被忽视的群体提供讲述机会，使主体的故事从未讲述 或被他人讲述到自己讲述，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他们讲述 生命故事的权利，倾听并传播他们的声音，表达对他们的 关怀与尊重。
杨凡哲的《无声的世界》关怀普通的聋哑人 家庭，记录他们如何克服困难为聋哑孩子提供教育和医 疗，为残障人士赋权。在“族印”计划中，关于女性题材的 口述历史纪录片较为显著。
王颖淇《信女》讲述了计划生 育管制严格的时代，她的姑姑如何冒着风险生儿子，却一 直疏于教育女儿，揭示了能否生育男孩仍是农村社会判 断女性价值的重要指标。
孙奥云的《命运的螺旋》同样讲 述了农村女性的艰难处境，女孩除了要把教育机会留给男孩，还要用劳作支持家庭生活，而这种重男轻女的价值 观又影响到她们的下一代，她们的女儿仍会轻易失去教 育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她敏锐地捕捉这类农村女性的群 像意义，提炼出“命运的螺旋”这一深刻隐喻，“老人这样 对待她们，她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女，像命运的螺旋，在 世世代代中旋转，她们深受其苦，也化为其中”。该片批判了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压迫女性的文化不断再生 产，女性命运不断复制。概括而言，这类纪录片通过挖掘 女性的生命故事，反思这种深植在旧文化中的价值观，生 产批判性话语，为女性赋权。赋权的意义正是“为获取社 会资源较少、被不公平对待的人们争取权利，反抗那些不 公正之事，反抗压迫者与具压迫性的各种结构”。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问题经由该媒介记忆实践的传 播被塑造为具有公共空间能见度的社会议题，促使人们关注和反思权力关系和结构性的不平等，促进社会介入 性的行动，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赋权。赋权的过程是对“正遭遇系统性、制度性歧视和差别待遇限制”的个体 和社群的社会介入。于妍的《空巢》记录了农村空巢老 人的孤独生活，呼吁社会关注老年人的生存状态，给予他 们尊严和关怀。这部纪录片传到网上后被家乡淄博电视 台关注，并在《今晚 19 点》节目中进行了系列报道; 该电 视台还组织社会爱心人士到村中看望老人，为老人们免 费体检、送食品等。空巢老人作为一种公共议题引发更 多的社会关注、反思和介入性的行动，也是这部纪录片传 播的社会效应。纪录片将社会不公的影像带入公共空间 中，促进公共对话，这种“打破沉默的行动就是挑战权力 关系的第一步”。
（三) 社会层面的传播赋权
就社会层面而言，该媒介记忆实践的传播过程可以 打捞和挖掘普通人被遗忘的、被压抑的记忆，以有血有肉 的生命故事、丰富多元的历史细节，为口述历史和民间记 忆赋权。首先，通过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实践，普通人作为 历史主体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普通人的历 史被刻写在社会记忆中，能够被再现也被解读。
保罗· 汤普森指出: “口述历史是一种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赋予了活力，并拓宽了其视野。它不仅允 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包括不被人知晓的大多数人 ……它为实现历史的社会意义的根本转变提供了一种手 段。”李宇宏发起“族印”计划的初衷是希望以口述历史 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中国普通家庭的故事，做成中国普通 家庭的影像故事档案; 她放下了对宏大叙事的执念，想了解历史在普通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生命故事 为他们无力逆转的大历史做了怎样的注脚。
“族印”计 划宣称“他们在遗忘前讲述，我们在失去前记录”，在该实 践中普通大学生也能拿起摄像机书写历史，记录普通家 庭的日常生活，抢救民间历史与记忆，甚至为边缘化的弱 势群体发声。口述历史为挖掘与呈现那些没有文献纪录 的经历提供了重要途径，并因此恢复和拯救了那些边缘 人物与弱势群体“隐藏的历史”。在该实践的感召下，一 些受访的家人甚至主动尝试写回忆录，书写自己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普通人社会记忆和历史书写的文 化政治，即争取历史由谁来记忆和书写，谁能够被记忆和 书写，以及以何种形式来记忆和书写的权力。
并且，该媒介记忆实践生产被忽视、被抑制的民间记 忆，提供对于历史的另类叙事和解释，使历史记忆更加复 杂细腻多元。一方面，这些民间记忆更为亲近有血有肉 的历史，能够呈现历史更丰富微妙的细节和可能性，尤其 是呈现历史中人的认知与情感，补充主流历史宏大叙事所忽略的部分。正如程度所言: “大历史可能只告诉你事 件的发生，以及大人物的丰功伟绩，但看不到小人物在大 历史中所经历的情感起伏。普通人的口述历史，不仅是 对自身家族的认识，也是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乔元武 的《唐山大地震》记录了这场灾难中一个普通家庭的经 历，他们如何幸存下来，又如何在灾难后重生; 亲历者以 口述历史见证灾难，剖白他们的心声。该片讲述了地震 中因谣言导致的逃亡，缺水的危机以及抢水造成的冲突， 一度使城市秩序处于崩溃边缘，还有一些人因投机倒把、 伺机盗窃国家财物被惩处。
这些故事鲜见于对唐山大地 震的主流记忆中，而民间记忆的发掘有助于我们从多维 度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另一方面，民间记忆与主流历史 可以形成协商的张力，挑战精英史学的书写模式。比如， 受访的亲历者质疑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和影视剧 的煽情和虚假，相对于主流的灾难记忆，他们的见证为我 们描绘了另一幅灾难现场: “在地震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 里，没有哭天抢地的人群，也没有血流成河的街道，有组 织的救援更是在震后足足 24 小时之后方才到达。面对这 猝不及防的灾难，弥漫在城市上空的只有安静。凌晨 3 点 正是人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不计其数的人们根本来 不及反应就被从天而降的水泥块和毡子正中要害，他们 甚至没有机会呻吟和呼救。”总之，口述历史纪录片的 媒介记忆实践关怀普通民众的生命故事，打捞被遗忘的、 被压抑的大众记忆，介入发掘和拯救“隐藏的历史”的行 动，赋予普通人社会记忆与历史书写的权利。
本文探讨家庭故事的讲述与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媒介 记忆实践，聚焦家庭故事传播的意义建构和互动交往的 意涵，突出媒介记忆实践的社会性、主体性、互动性与介 入性，希冀为生命故事传播与媒介记忆研究领域尽一份 力，“为传播研究之人文( 叙事) 取向进言”。首先，本文 循着臧国仁、蔡琰“叙事传播”的研究路径，借由叙事典范 重新定义传播，“旨在回归人之本性并视故事为人类沟通 之核心所在，强调人生而能讲故事也能聆听故事，人与人 之间可透过故事讲述而达成相互沟通，且在故事交互过 程中又能共享情感，并借此促进理解与体谅”。并且， 通过对案例深入的田野调查，本文也借鉴人类学中“界定 仪式”这一中层理论诠释与反思家庭故事传播对身份认 同与家庭关系的界定作用。在讲述、倾听与对话家庭故 事的过程中，主体反思和建构新的意义，促发认知、情感和行动上新的可能性，让带来认同和关系的转变。因此， 生命故事讲述的传播行动不仅是记录生命经验，更是动 态地参与塑造生命经验。
其次，本文对口述历史的研究也试图超越史料的实 证主义取向，秉承后实证主义的立场，注重探讨口述历史 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及其在心理、社会、历史与文化层面 意义的建构。本文融合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试图“超越 单纯的 资 料 收 集 导 向，转 而 关 注 口 述 历 史 的 互 动 过 程”。也就是说，口述历史被视为“作为文本的访谈”， 而不是“作为记录的访谈”。该案例研究既是与国际前 沿理论的对话，由此回应口述史学理论的记忆转向、叙事 转向、关系转向，更是希冀以兴味盎然的中国经验丰富新 理论视野的口述历史与媒介记忆研究，推进本土化的理 论阐释。
最后，就传播与赋权的意义而言，本文将口述历史纪 录片的媒介记忆实践视为一种微观的社会变革力量，通 过打捞和挖掘被遗忘的、被压抑的民间记忆，赋予普通人 讲述生命故事的机会与权利。家庭口述历史纪录片勾连 个体、家庭与社会记忆，深入日常生活之中，洞悉历史行 动者的心声。该实践的兴起也与史学观念的社会和文化 转向密切相关，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史观变迁在媒介 生产和传播领域的表征。它将对历史和记忆的观照从精 英视角和宏大叙事转向普通民众的生命经验，使普通民 众对于历史的叙事和解释能够进入公共领域，实践社会 记忆和历史书写的权利，可以视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 政治。正是口述历史等公共历史的书写，使得卡尔·贝 克尔所谓“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瑓瑧的赋权理想有 了实践的可能性，更多生命故事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民间 历史的大江大海，折射时代变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