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给古今明改了个名字，罗瑞卿拍案叫绝：这下真涵盖古今了
图|周总理与尼克松
前言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总理病逝。
在过去漆黑的长夜中，就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苦苦挣扎的时候，周总理犹如夜空中的星辰，为人们照亮的前进的道路。
也就是在全国人民都悲痛万分的时候，邓颖超找到古今明，传达了两条指示：
“追悼会要低调处理，做一个小花圈就行了。”
“这怎么能行！”
古今明虽然听了邓颖超的吩咐，但后来却并没有完全执行。
“预算超出很多，却还是无法表达我们对总理的心。”
周总理：以后改叫古今明吧
古今明这个名字颇具古风。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新中国第一代的礼宾官。
也因经常从事外交接待工作，古今明曾和周总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时候还要充当周总理的秘书。
就连古今明这个名字，也是周总理后来改的。
图|古今明
1933年，古今明出身于河北保定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武工队队长。1952年，年仅19岁的古今明被调入中南海政务院典礼局。
古今明形容这段经历是“扶摇直上”，就像是坐着喷气式飞机一样快。
古今明到典礼局以后，主要负责在中南海紫光阁、人民大会堂、怀仁堂、钓鱼台的国家庆典、外事接待、文化艺术活动等重要大型活动的礼宾工作。
不过唯一遗憾的事情是，古今明去得晚，没有赶上参加开国大典的筹办。
典礼局归政务院直接管辖，古今明也少不了和周总理打交道。
古今明负责安排中南海舞会，这个舞会每个星期都要举办两场，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都会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去一趟，这也是在那个年代，公事繁忙之余唯一的轻松方式。
因为工作繁忙，周总理每次到很晚的时候才回来。
为了吸引总理来，古今明为他专门挑选了两百多首他喜欢的曲子。
“主席、总理他们太累了，跳舞可以让他们换换脑筋，松弛一下。尤其是总理，他的胳膊在长征时摔坏了，也不能打球，唯一的运动就是跳舞。”
即便有些时候工作太忙碌，每到时间的时候，邓颖超都会提醒总理：“别办公了，出去活动活动。”
图|周总理跳舞
周总理倒是没怎么被吸引，古今明却被吸引了，古今明的恋人是舞会上的专职舞蹈演员，两人一来二去就此熟悉，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有一次中南海开舞会，不知道怎么让李先念知道了，在和周总理谈话时，指着在场的一个姑娘说：
“她可是咱们国务院未来的媳妇儿。”
“谁呀？”周总理不明所以。
关心“媳妇儿”的古今明第一时间跑了过来，看着两人腻歪的样子，周总理顿时明白了：“是你呀，小古。”
大伙跟着一块儿笑了一会儿，周总理关切地询问了古今明的情况。
当时古今明还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古进明”，周总理觉得不好。
“不如改叫古今明吧。”
旁边罗瑞卿点头称赞：
“改得好，这样一下子就囊括古今了。”
古今明也觉得周总理这一字之改，改得很巧妙，索性直接向中央打了报告，以后就改名叫古今明了。
改名这件事，对古今明一生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这当中寄托着总理的希望，古今明觉得，自己身上的胆子更重了。
图|1962年周总理在全国青联大会上
古今明结婚那天，获知消息的周总理托人送去10元贺礼，令古今明十分感动：
“总理可以说是我们的'媒人’，现在提起总理，我们都觉得很幸福。”
古今明在典礼局的工作十分复杂，尤其是在那个技术条件还比较落后的年代，全靠人现场安排，不允许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无论参会的有多少人，古今明都需要熟记于心，不能有一点的问题。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召开之前，典礼局就专门开了一次会强调：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
对古今明而言，不仅仅是会场的布置，更重要的是，他要熟记参加会议的两万一千余人的宾客名单。
周总理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古今明对此印象十分深刻：
“我们自己要把名单背下来，省得召开会议时，不知道入场的是哪位，过于失礼；而且周总理也很重视这项工作，他会抽空亲自审查，在深夜把负责名单的人员叫到办公室，与他们一个个对、一个个修改。”
为了做好这件事，古今明曾想过一个好办法，制作一个大的圆盘，把名字写成小签，谁要来，就把小签摆上去，方便又快捷。
图|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召开现场
只是周总理不同意这么做，他要求必须要把名单全都答应出来，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在总理的督促下，古今明练就了一项独特的本领，两千多个中将、部长以上的人员名单，他全部都能背下来，而且每个人都认识。
不过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进场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失礼了。”
“如果还有外宾参加的话，那情况将更复杂。”
这次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国际性会议，自然不能出太多差错。
古今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图|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纪念邮票
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了契合这次会议的主题，古今明与典礼局工作人员确定以和平鸽为主题，整个会场全都用绿色为主调，就连在现场准备的烟灰缸、餐具等等东西都是融入了和平鸽的形象，宴会的筷子上镶嵌了景泰蓝，筷子的顶部也做成和平鸽的样子。
结果宴会结束后，工作人员计点数目，发现筷子丢失了不少，丢失的筷子都被外宾偷偷带走当纪念品去了。
“外交无小事，就怕喝醉酒误事”
典礼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大型宴会、活动的布置，尤其是在接待宾客时，更不能忙中出错。
古今明回忆，当年典礼局就只有四五个人，却要负责筹备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活动，难度之大，更是不可想象。
“从欢迎仪式开始，鸣礼袍、检阅仪仗队、几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再到欢迎宴会、欢迎晚会、群众大会、告别宴会、欢送仪式……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尤其是像毛主席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出席时，就更需要仔细对待，事先排练好顺序，决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
图|周总理
周总理也会对各个环节和流程认真审查，亲自走过以后，确保流程不出现问题时才会批准。
不过要说起来，古今明在周总理身边时，是否曾遭到过批评，如今也已经不太可考。可要说没出过错误，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临走前在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
古今明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本子，上面列举了各项需要注意的问题，原本已经考虑的万无一失，到了当天欢送仪式现场，古今明心里一惊，现场主席台哪儿去了？
原来筹划这场欢送仪式，什么方面的问题都想到了，唯独主席台的安排出现了意外，落在中南海没带来。
要是检阅仪仗队后，没有主席台讲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周总理与尼赫鲁的车队已经从国宾馆出发，说话功夫就要到机场。
古今明立即紧张地安排起来：
一面派人赶紧到中南海将主席台拉过来，一面赶紧通知护送车队的交警，让运送主席台的卡车先过去。
当卡车飞速的驶离时，总理车队的人还感到奇怪，这是哪里的卡车，开的居然比总理车队还要快。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顾不得许多。
图|1973年9月，周恩来在大同华严寺观看经书
主席台拉到现场以后，众人立刻七手八脚的布置，不少在场的部长、将军们也开动起来，主席台布置好以后，总理车队也到了机场，古今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古今明回忆：周总理对外少有失态的时候，尤其是在各种公开的场合下。
“周恩来酒量好，有'酒仙’之称，但他在外宾面前滴酒不沾，他喝的白酒是蒸馏水，红酒也只是红颜色饮料”
“外交无小事，就怕喝醉酒误事”
这是周总理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古今明回忆里，周总理只有两次喝醉的时候，一次是在苏联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北京饭店与凯旋的志愿军英雄开怀畅饮。
图|1961年新侨会议周总理与会议代表合影
1958年秋，志愿军总部在杨勇、王平的率领下凯旋回国，周总理十分高兴，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凯旋而归的将士们。
宴会之前，周总理特意嘱咐古今明，宴会的欢迎仪式不要搞成大会的形式，而是要与志愿军官兵来一次“零的接触”。
到了当天后，周总理心情很好，秘书为他斟满“酒”（这个酒按照之前的约定，应该也只是水），周总理举着酒杯并告诉大家：
“今天我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
“你们那个自产的酒我不喝了，给我换贵州茅台。”
周总理大喊了一声，下面秘书立马为总理斟满了茅台，下面的志愿军战士一个个欢欣鼓舞，纷纷把代酒的水全给撤下去了。
众人聚在一起欢快畅饮，古今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来，依旧记忆深刻：
“将士们排起长队纷纷跟总理敬酒，场面几乎无法控制。”
会场上秘书小声的提醒总理要少喝酒，可下面的战士们却流泪了：“我们出生入死，好不容易见到敬爱的周总理，能不能让我们跟他碰下杯！”
图|1963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杭州参观龙井茶园
周总理一一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只是这一次酒喝的确实是不少，虽然他竭力想要保持住往日的风度，但虚浮的脚步早已经出卖了他，后来干脆醉倒了。
事后周总理向毛主席做了检讨，承认了这次醉酒失态。
不过，毕竟这次醉酒乃是家宴，是和志愿军战士们在一起，纵然有所失态，那也是自家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十里长街送总理
长期繁重的工作，周总理的身体几乎是以肉眼可见般的速度衰弱下去。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被医生诊断为患有心脏病，为了劝他多休息，几个老帅和工作人员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纸条，劝他多休息。
周恩来看到以后会心一笑，在纸条上签字：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1967年9月27日，周恩来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八周年”，都因手抖没能成功。
1972年5月12日，医生对周恩来进行尿常规检查中，发现了4个红细胞。几天后，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
图|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可即便如此，周总理的工作仍然是非常繁忙，从来也不注意休息。
在最后的人生关头，周恩来始终在与疾病做顽强斗争，到1976年1月1日时，几乎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即便是这样，周总理依然想的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余热，做最后的贡献。
在病重期间，周恩来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在他死后解剖检查一遍，好好的研究一下，希望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1976年春节，理发师提出，想要为总理修修面，好好的过个节日。
周恩来拒绝了，他不想让外人看到他自己的样子后伤心。
虽然经医生全力抢救，可周总理还是于1976年1月8日去世了。
周总理去世以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各单位也都发布了讣告，并降半旗致哀。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忍着极大的悲痛，安排了周总理身后事，并向中央转达了周总理生前的三项请求。并找来了古今明交代了两件事：
“追悼会要低调处理，做一个小花圈就行了。”
一听这两个要求，古今明哽咽了。
“第一个任务说真的，我们没有照办。总理去世时很痛苦，连胡子都没刮，看得人很心酸。无论怎样，他的追悼会要办得像那么回事。我们设计了一个方案，包括他遗体旁摆放的花圈、灵车上的花，都是我亲手扎的。在周总理故居，我们200多个工人涌着热泪，从门口到大殿，该拆的拆，该换的换，该买的买，预算超出了许多。可那也代表不了我们对总理的一片心……”
吊唁仪式的现场布置好以后，前来视察的王洪文看的目瞪口呆，立即勒令工人拆出，可被工人言辞拒绝，王洪文也没有办法，只好离开现场。
按照安排，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医院举行，前后两天，吊唁的地点在人民文化宫太庙，时间是三天。
即便是已经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要求去办，可遗体告别当天，还是有很多的民众自发的前来送别，第一天原本计划一万人，可实际上到现场的却又1.5万人。
第二天，医院的大门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以至于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车队不得不从后门出发，启程前往八宝山。
十里长街送总理
原本以为周总理的最后一程，走得会很低调，哪知道车开到长安街上时，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的站在寒风中送别。那黑压压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这样的场景即便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也依旧是那么的震撼。
周总理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遗体送到八宝山以后，很多人在现场提出要求，要保护周总理的遗体，八宝山葬礼上的工人拒绝按动电钮启动火化……
吊唁结束后，有人提出周总理的骨灰是否还要在西花厅放几天，邓颖超摆摆手说：
“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
“撒掉骨灰，又不能让群众发现，以免成为后人纪念之地，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撤掉。”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结束后，由高振普、张树迎等4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邓颖超到机场目送载着丈夫骨灰的飞机起飞……
图|邓颖超
吊唁结束后，邓颖超找到古今明询问：
“花圈一共花了多少钱，必须要给我报一下。”
事实上整个追悼会的流程，都是有礼宾官员负责的，邓颖超能看的出来，很明显现场的布置要远远超过她的估计。按照邓颖超一贯的要求，除了必要的葬礼预算外，超出的部分一律由她本人负担。
“这是国葬啊，花这点钱是应该的，怎么能让邓大姐自己掏钱呢？”
古今明一开始想不通，也拒不提供报销清单，后来在邓颖超一再要求下，古今明很不情愿的写了一张简单的条子。
“不对。”邓颖超看了古今明列出来的这个单子，察觉有些不对劲：
“我看花圈每天都是新的，肯定不止一个，7天就是7个了，你再开个详细的清单来。”
没办法，古今明只好又列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清单给她，直至晚年古今明才透露，当时清单上还做了一点“手脚”。
“其实当时我只开了6个，不是7个，可就算是6个，也要400多块钱，相当于大姐一个月的工资啊。”
图|古今明
古今明带着钱去给做花圈的工人，哪知道工人们一个个都痛哭流涕，说什么也不肯要这些钱：
“这些钱我们可以自己出，用不着大姐出钱啊。”
“不要不行啊。”古今明说道：
“这样我没法交差啊，你们一定要收下，还得给我开发票，我好向大姐交代。”
发票开好以后，原件被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复印件则是在邓颖超手中。
纵观周总理的这一生，他为国家鞠躬尽瘁，即便是到他去世前，也依然想的是国家的事情，这份精神又怎能不让人动容。